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在北京天安门接见百万红卫兵后，8月19日北京红卫兵开始跨出校园，走上街头掀起大规模的破“四旧”狂潮，高呼“我们是旧世界的批判者，我们要批判、砸烂一切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红卫兵砸老字号商店门匾，改“封资修”路名，剪掉路人的“怪发型”和“瘦裤腿”，直至普遍地发生强行抄家、侮辱人格、打人等践踏法制的野蛮行为。
与此同时，8月19日起一批批北京红卫兵南下到上海等地串联煽风点火，8月20日一位在北京读大学的校友来到我们学校，带来了一批油印小报，有毛泽东说“造反有理”的《给红卫兵的一封信》，北大附中红卫兵的《革命的造反精神万岁》，北大大字报《向修正主义的团中央开火》，《造反歌》，还有康生、陈伯达、江青等在北大的讲话等。
校友对我们说，我就是来煽风点火的，学校领导至少是属于第三类的，要敢于造反，造那些混进党内的修正主义分子的反！他一番话和那些资料既让我们震惊，更让我们信服。我们感觉这恐怕是到了一个精神上的转捩点，一个高潮即将出现。事实果真如此。
8月22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向全国报导北京红卫兵“破四旧”，“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浪潮席卷首都街道”，23日《人民日报》配发社论《好得很》，表示“最热烈最坚决地支持红卫兵小将的革命造反精神”。于是，史无前例的“破四旧”运动迅速燃遍了全国城乡。在“造反有理”、“兴无灭资”的旗帜下，政策和法律失去约束力，无政府主义思潮向全国迅速泛滥。8月21、22、23日，在上海外滩、南京路、各大学里，已经开始贴满从北京舶来的各种造反有理的大字报。
8月23日，上海红卫兵开始大规模走上街头大扫四旧。
上午我们到复旦大学，复旦大学校门已改成《东方红大学》，门口还贴上标语：“包头止步，奇装异服滚开”！
下午我们到市区，大街上锣鼓喧天，红旗标语满街，外滩的外白渡桥已改成“反帝桥”，黄浦公园改成“反帝公园”，上海大厦改成“反帝大厦”，苏联领事馆刷上了“反修大楼”，南京路上的和平饭店也改成了“人民战争饭店”。
马路上那些穿尖头皮鞋，梳大包头、穿瘦腿裤的人个个成为革命对象，逃得慢的被强行扒掉皮鞋光了脚，或剪掉头发，或剪掉裤子狼狈地逃到弄堂里。南京路上名牌店老字号的牌匾统统被摘下砸坏，当街焚烧。我们走到四川路教堂时，天色已晚，教堂里圣经被扔在院子里成堆地落在一起，准备焚烧，钟楼上的钟绳已被砍断，圣母像圣徒像被砸坏，教堂彩色玻璃的窗户被打碎，一片狼藉。狂欢者冲着教堂里的神父大喊：打倒上帝！打倒洋奴！黄昏路灯亮起时，造反的人群仍在街上狂欢，大家喊着各种口号：不许走资本主义道路！公私合营滚蛋！一律国营！取消定息（公私合营后国家每年付给资本家的一笔钱）！湖南农民运动万岁！红卫兵造反运动万岁！
8月23日起，上海红卫兵与北京来的红卫兵掀起抄家风。夜色中，约有几十个当天被抄家的所谓“黑五类”，许多是小业主、资本家，还有教师，有老人，有妇女，揪斗后被赶到街头广场上，有的身上脸上流着血，躺着或坐在水泥板地上，低声呻吟着，大都衣衫不整。后来揪斗他们的人陆续散去，各自回去了，一些围观的人，在那里指指点点，大声议论说这个是地主婆，那个是老板娘，那个是胭脂店的老板，那个是小开（有钱人家的儿子）。这些人一定是太恐惧了，揪斗他们的人其实已离去，他们可以各自回家去了，但他们显然不敢，还不知所措地哆嗦在昏暗的街头广场上。我自己也感到了恐怖，心想法国大革命大概也是这样混乱恐怖吧。
此后，我们学校的暴力也升级，许多教师被批斗殴打，被抄家，姓王的老师因为父亲是江西军阀与红军为敌，在毛选第一卷《井冈山的斗争》中有名有姓，被打的最严重，有一次被红卫兵抡起板凳砸到后背致残。我们语文老师的家多次被抄，我们以前去过他的家，在上海虹口区的大陆新村，鲁迅故居也在那里，是日式洋房。老师家房前有个自家院子，由低到高的花架子上摆放了几十盆漂亮的兰花。在几次抄家后这些兰花被彻底砸烂。多年后，语文老师说到文革，他说，斗他打他，他都不怕，让他最痛心的是他多年栽培的心爱的兰花被毁掉，他再也找不回那些美丽的兰花了。
现在回想，还有一丝可以自我宽慰的是，我和几个经常在一起的同学，毕竟是受学校多年的文明教育，在“造反有理”、“打倒一切”的狂热氛围中良知未泯，文革之中我们写大字报，开批斗会，但没有动手打人，没有参加抄家，在上海红卫兵狂扫四旧时，我们也没有去动手打人、砸东西。我们目睹了上海发生的震撼人心的恐怖而混乱的一天，心情是复杂的，既接受“革命不是请客吃饭”的最高指示，又困惑于暴力的非理性；我们更不知道，以后持续数年的社会动荡和混乱将是继续加剧并有增无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