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在2020年强行为香港制定《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法》（以下简称《国安法》）后，接着又在今年督促香港尽快为《基本法23条》立法，制定《香港维护国家安全条例》（以下简称《国安条例》），用以“配合”、“补充”《国安法》的“不足”及“短板”。从中共的角度看，两者都是为彻底堵塞所谓“国安漏洞”，以确保中共这个党的“执政安全”。从两条法的严苛程度看，中共真的是很惧怕香港的。中共为什么那么惧怕香港？
早在1986年北京着手制定香港《基本法》时，中共对香港的担忧就显示出来。《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副秘书长鲁平（时任国务院港澳办副秘书长）就整个起草工作传达中共高层意见时，就提出香港只能够是一个经济城市，不能够是一个政治城市，一旦成为政治城市，就有可能变成一个颠覆中央政府的基地。这番话是对内地草委说的，没有向香港草委传达。原来“香港只能够是一个经济城市”是中共中央对香港的定性。
北京上世纪已定性香港只能做“经济城市”
我获悉鲁平对内地草委这番传达后，心中十分不舒服，因为这意味着中共对香港的极度不放心和不信任，而且我觉得这样做根本不可能，硬要这样做，必定会摧毁香港。我当时是《文汇报》驻北京记者，与鲁平相当谙熟。所以我就硬着头皮上门找鲁平谈这个问题。
我对他说，制度是一个整体。每一个制度都具有你认为好的一面，同时也具有你认为不好的一面。好与坏，是同一个制度的一体两面。既然中央希望保持香港资本主义制度，你就得准备包容它那些你认为不太好、甚至是坏的一面。如果排除了你认为不好的一面，就等于割裂了它的整体性，那么它好的一面也就会慢慢式微了，我举的例子就是思想言论自由（中共所不喜欢的）对维持金融中心（中共所喜欢的）地位的重要性。
“一国两制”中的“两制”只适用于经济领域
鲁平驳斥我说，一旦香港变成政治城市，对内而言就会纷争不息，对外而言就会为外国势力提供可乘之机。鲁平这个观点几乎是所有我在北京认识的共产党人的共同观点。从鲁平“只要资本主义的经济，不要资本主义的政治”这种观点，我当时就预感到，对中共来说，“一国两制”中的“两制”，只适用于经济领域，不适用于政治领域。在政治领域，中共的政策会慢慢令香港走向“一国”，当年的这种观察，今天看来可谓不幸而言中。
对他提出的香港不能成为颠覆基地，我这样说，如果你觉得香港威胁到中央的安全，那你就在默认现在的中央政府是走向人民的对立面。他问我何解？我说，从历史看，香港从来就是一个颠覆中央政府的基地，例如孙中山先生以香港为基地颠覆了满清，国民党同样以香港为基地颠覆了北洋政府（我是指20年代的北伐），共产党也是以香港为基地颠覆了国民党。从历史上看，每当中央政府走向人民的对立面时，自然就会有人从香港发出反对这个政府的声音。所以如果你认为香港在颠覆中央政府，那么就说明这个中央政府已经走向人民的对立面，它才会惧怕香港。他听后默不作声，只是笑我少不更事，看问题太简单化。
香港成为颠覆基地是他们十分恐惧的魔影
“六四”时香港发生了百万人上街游行反对镇压的壮举。对此鲁平当时很担心，他对我说：“你们香港啊！不能成为颠覆中央的基地啊！”。可见，对共产党人来说，香港成为颠覆基地是他们十分恐惧的魔影。1990年召开“两会”时，李鹏在他呈交给人大审议的政府工作报告草案中，就提出“不能使香港成为颠覆中央人民政府基地”的字句。这句话激起港区人大的很大反感。这时离开“六四”不远，港人反对北京屠城的记忆犹新，看见李鹏这句话都非常愤怒，所以出席“两会”的港区人大代表一致要求删除这句话，否则将投反对票。中共当时为了息事宁人，作了妥协，果然把李鹏这句话删掉。
中共对香港的恐惧和防范，从改革开放之初就显示出来。1983年大陆掀起“清除精神污染运动”，当时负责宣传工作的邓力群提出（大意）：“我们解放了三十年，为什么国内还有阶级斗争？这是因为香港还没有解放，帝国主义及资产阶级意识形态透过香港不断腐蚀大陆，危害大陆的社会稳定及政治安全，所以必须要关闭这只‘南风窗’。”他更公开批评“香港电视每分每秒都在放毒！广州已经完全香港化了！”他说：“广东变修了，变烂了！”在一些主流媒体的引导下，全国不少内地城市甚至打出了“反对广州的精神污染”的标语。在这种压力下，广东省委就决定在珠江三角洲一带掀起一股“拆鱼骨天线”的浪潮，避免广东人民接收香港的电视讯号。“每当有中央领导人莅临广州，位于东莞某地的一个大功率干扰电台就会施放出强烈的干扰信号，以制止收看香港电视。同时，省委办公厅还发文要求全省各地严禁收看香港电视，对违反规定的党员干部进行严厉处分。政府还出动消防车强行拆除每家每户的鱼骨天线。”（见陈雷刚：“胡耀邦与广东改革开放纪事”）。这种心态简直就是把香港看成严重的毒素。
中共党内军政核心一直敌视香港人
最能够代表中共党内敌视香港的人莫如解放军少将徐焰。他在2018年公开说香港人最坏。他说：“1997年我们接管时，当时分析成分，居民成分是三个三分之一。三分之一的原住民和他们的后代受港英教育，他有点傲气但对你大陆没什么怨恨，三分之一是最坏的，1949年、1950年被共产党清算斗争、扫地出门跑过去的，对你刻骨仇恨（很多人），再有三分之一是三年困难（大饥荒）挨饿，偷渡（到香港），他对你（大陆）印象好得了吗？香港回归之后有个大失误，现在总结一切都不变，不去殖民化怎么行呢？”（这是徐焰2018年11月5日在四川成都出席“2018全国名师工作室联盟年会暨第十二届全国中小学名师工作室发展论坛”上的讲话，《自由亚洲电台》2019年6月14日引述）。
这种公开羞辱香港人的做法，其实也是一种对香港潜在恐惧的另外一种表现形式，等如心里自卑的人往往会表现自大一样。那么中共为什么惧怕香港呢？
首先，香港的存在本身就是对中共一个威胁。理由如下：一，一个拥有充分自由的香港，对大陆人民来说始终是一个很大的吸引，因为自由是世上最宝贵的东西。这是大陆人民在1949-1980年间前赴后继偷渡来港的原因。二，香港人利用难得的自由，30年来风雨不改地悼念“六四”，提醒世人有关中共屠城的罪恶，不知不觉间使香港成为中国的良心，很多在大陆受压迫的人们都会来香港公开申述，这对中共来说是极为难堪的。三，香港的资讯流通自由，即使在中共闭关锁国的日子，中共在大陆的斑斑劣迹都无所遁形，所以香港在2020年之前一直是国际社会观察中共实况的一个重要窗口，形成国际社会对中共产生一种微妙的监察作用。所以，一个自由香港的存在本身就是对实行一党专政的中共构成一个威胁。
一个自由的香港，不必做什么事，就自然而然地戳破中共很多谎言，令大陆人民向往资本主义，怀疑社会主义。例如前文提到的拆“鱼骨天线”，当时有一篇报道这样说：“香港电视节目，人们只需要买一根带有放大器的鱼骨架形天线，再用竹竿将天线装在楼顶，并指向天空的东南方向就可以直接收看。于是，人们开始看到漂亮的服饰，美味的食品，闪烁的霓虹灯，欢快的主持人，大胆直白地批评总督的辩论，自卖自夸的广告，还有邓丽君的情歌，恋人的拥抱和接吻以及各类武打片、言情片……香港人竟然是这样生活的！资本主义社会原来就是这般模样？香港的电视节目对珠三角的老百姓产生了巨大的吸引力。”（见陈雷刚：“胡耀邦与广东改革开放纪事”）。
中共曾利用香港来颠覆国民党政府
其次，从历史角度看，1949年前，中共曾经充分利用香港来颠覆当时由国民党领导的中央政府，既然它本身有这个经验，到掌权后就自然担心别人也会利用香港来颠覆它，所以这个庞然大物的中共，对小小的香港就怕得要死。我们不妨看看1949年之前中共是如何利用香港来颠覆中央政府。
中共在1989年“六四事件”之前，趁着改革开放之机遇，解密了大批中共在1949年之前各地党组织发布的秘密文献，笔者通过阅读这些秘密文献，看到中共利用香港来颠覆当时的中央政府。中共把香港变成它的：宣传基地、统战基地、组织基地、群众运动基地、后勤基地（包括资金筹集中心、物资储备中心、干部培训及输送中心）等，这些不同基地，可以从三十年代“中共香港市委”书记吴有恒向中共中央汇报工作中可以看到（图一、二），篇幅关系这里不详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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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香港市委文件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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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市委书记吴有恒的报告
香港曾为早期中共输送重要军事物资
除此之外，香港是中共一条秘密交通线的枢纽中心，开辟了由上海—香港—汕头—大埔—青溪—永定进入中央苏区的秘密交通线。通过这条秘密交通线，除了输送物资及军火外，还把200多个中共重要领导干部（周恩来、刘少奇、叶剑英、陈博古、任弼时等）送到香港养伤养病。这条秘密交通线，还是中共接收苏联军火的重要渠道。（见贺碧霄：“情报、人员和物资的枢纽：1930-1940年代香港与中国共产党”，载《二十一世纪双月刊》2018年10月号，总第169期）
笔者觉得最重要的是中共竟利用香港的自由，建立起对整个华南地区军事行动的指挥中心。根据中共文献记载，中共自从1927年8月7日（“八七会议”）之后成立的第一届广东省委正式在香港成立，自此以后，在中共各个历史阶段，中共广东省委名称几经变化，但领导机关一直设在香港。
1949年前中共在港设南方局统领海内外党务
到了1939年1月，更在香港成立中共中央南方局，指挥整个华南地区的政治、军事、群众斗争等工作。这个南方局设组织部、宣传部、妇女运动委员会、青年工作委员会、统战工作委员会、敌后工作委员会、国际问题研究室、文化工作委员会、华侨工作组、南洋工作组、社会部等工作机构。南方局直接领导四川、贵州、云南、广西、广东、湖南、湖北、福建、江西、江苏各省及港澳地区和海外党组织。由此可见南方局的职权范围除了华南地区外，还伸延到南洋及海外各个党组织。
这些功能，说明中共是如何把一个自由的香港变成名副其实的“颠覆中央、分裂中国”的基地。为了更具体的说明问题，我们不妨看看在中共党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湾仔会议”，即1947年春天（一月中到三月底）在香港湾仔举行的重要会议。这个会议在中共党史上称为“中共广东区党委扩大会议”，因在香港湾仔举行，故又称湾仔会议。关于香港湾仔会议的情况，《中共广东党史大事记》及《中国共产党广东地方史》，均有若干记述，中共党史专家曾庆榴（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原主任、中共广东省委党校教授）曾经对此有详细的分析。
香港湾仔曾举行过中共重要的会议
从曾庆榴的分析可以看出几点：
一，会议参与者是中共在整个华南地区党组织的负责人，他们都是华南地区党、政、军的负责人，例如：方方、林平、梁广、黄松坚、饶彰风、连贯、梁嘉、林美南、冯燊、刘建华、严尚民、李殷丹、谢创，张华、温焯华、刘向东、蓝造、祁烽、欧初、魏南金、谭天度、黄文俞、谢永宽、李嘉人、陈能兴、潘汉年、章汉夫等人。他们都是华南地区各地的负责人（篇幅关系笔者略去每个人的具体身份）。
二，会议形成一批重要的文件，对指导各地的武装斗争起了重要作用，包括：《广东临委与扩大军政委员会的总结报告》、《关于武装斗争及北撤问题》（1947年2月28日），《广东区党委扩大会议对广东党过去工作检查记录》（1947年2月），《对广东区党委一年来领导工作的检查记录》（1947年春）、《军政委员会关于广东斗争四个问题检讨意见》（1947年6月）、《方林致中央电》（1947年7月11日）以上第1-5篇，见于《广东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46.1—1947.6）甲56（见图三）；第6篇见于《中共中央香港分局文件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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湾仔会议形成的文件收在此集内
三，会议作出“赤色割据”的决定，在湾仔会议上，方方发表《毛泽东与农民运动》等文，并作《关于广东形势和赤色割据》报告，阐述了毛泽东“赤色割据”和“农村包围城市”的思想。与会者交流了学习毛泽东思想，提出今后搞武装斗争应从“小搞”过渡为“大搞”；要努力组建主力部队，建立民主政权；游击战争要在合适的地理环境中开展；要“梅花点形式”、“波浪式发展”；作战方式上，要“多打小胜仗”，学会运用“突然袭击”、“集中优势兵力”和“马上解决迅速分散”战术等等。湾仔会议后，华南各地陆续恢覆和发展武装斗争，相继建立了粤赣湘边、闽粤赣边、桂黔滇边、粤桂边、粤中和粤桂湘边等游击纵队，配合人民解放军南下解放了广东全境。湾仔会议的成效，在此得到了充分体现。
从上述资料，人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就是中共自己曾经充分利用香港的自由作为其颠覆中华民国中央政府、实行武装割据分裂国土的勾当，把香港变得名副其实的“颠覆基地”。正是由于有这个历史经验，中共就十分害怕香港成为推翻腐朽政权的潜能，也就十分害怕别人“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利用香港的自由来摧毁中共的统治，这是中共害怕香港的深层次的原因。
2024.04.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