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秋天，我们在黑龙江建设兵团855农场的老黑背山里施工，说是建战备公路。我们放炮炸山开路，用炸药最多的一次记得用了整整26箱炸药，塞进一个掏空的小山洞里，分好几根长长的导火线拉出来引爆。一下子就炸掉小半个山头，然后就在炸剩的半边山上修路。有些连队也进山施工，任务不是修路就是掏山洞，掏山洞据说存放战略物资。各连队进山施工，有纪律规定不能互相打听、交流情况，还挺神秘的象回事儿。因此我们与其他连队放炮的往往见面熟而不知对方姓名。
一天，副连长曹振发（我的同学）从山下给我捎来口信，说同学杨惠民（兵团六师的）来我们四师41团（855农场）了，让我下山会会面。我便请一天假下山。上午吃过早饭，我顺着静静的山路往下走。迎面过来一队知青，一看是机枪连的，进山放炮去，都扛着钢钎、锤子，挽着一圈圈导火线，背着炸药。我便打了个招呼，说今日下山见同学去。他们也知道我是放炮的，一个知青问我，带火柴了吗？他们带的火柴受潮了。我就把随身带的一盒火柴给了他，接着赶路。
路边草甸子里我们连的上海知青张友伦正开着100号拖拉机在推土作业。我又跟他扬扬手，大声地打了个招呼。下山的路真长，走到下午太阳快西斜了，还没到团部，只见两辆空载的解放牌卡车飞驰而来，在土路上颠簸得“顶光”直响，风驰电掣一般往山里方向赶。一定有什么急事吧。
到了团部，同学曹振发告诉我，山上放炮的出事了，他担心别是我们这一拨人出事了，还悬了半天的心。出事故的就是我半道上遇见的那些机枪连的爆破手，他们在排哑炮时失手，死两伤两，那两辆卡车是得到报信后去抢救伤员的。我们知青当爆破手，都是跟老职工边学边干，没有专门培训，那时提倡“一不怕苦，二不怕死”，胆子也大，学一两天就动手干了。
放炮最危险的是排哑炮。由于爆破手操作质量、或炸药导火线的质量等因素，都有可能造成哑炮发生。排哑炮必须十分小心。后来我知道，出事的四个知青就包括那个我给他一盒火柴的爆破手。他们在一个作业面同时引爆好几个炸药，有一个没炸响，其中四个人没有等候足够的时间，便一拥而上想去处理哑炮。不幸的是，扒开埋药坑时，炸药突然起爆，其中一个人甚至还惊叫一声：“烘炉”！“烘炉”是指打铁用的熊熊燃烧的火炉，似乎他们在看到死神的同时，也看到了炸药起爆前一刹那艳红的临界状态。
开100号推土机的上海知青张友伦当时正按他们要求撤离到安全地方等候着。出事后他也赶去参与抢救了。后来他告诉我，当时他看到几个人随着一声爆炸飞出去有五、六十米远。
2008年7月，我和我爱人与十几个上海知青相约回到黑龙江855农场，纪念我们下乡40周年。与当年的学生们聚会时说起这件事。一位女生正是其中一位遇难者的妹妹。她说，她也听说出事时遇难者中有人惊叫“烘炉”！她哥哥和一位北京知青因排哑炮时靠得太近，一个人腰带的铜扣被炸掉，整个腹部被掏空；一个人右侧从肩部到大腿被炸烂，当场遇难。另两个是本地知青和北京知青，离稍微远一些，炸成重伤，一个人胸部全是碎石粒子，炸得没一块好皮肤，另一人脸部正面创伤，左眼被炸瞎。死伤非常惨烈。
我有时会想，如果那天我口袋里没带那一盒火柴，可能那天机枪连的伙计们因自己的火柴受潮，不能作业而改干其他活，就可能躲过那个出事的“恶”时辰了。这种假设当然是偏重于偶然性了。事实上，出事故还是有必然性的。说到底，那时候大批知青涌入建设兵团，安全生产问题远远没有得到重视，业务培训、技术规范太缺乏了。当时人们的安全意识确实比较差。我自己曾经就差点出事、咯崩了。
1969年冬，我们工程二连在金沙水库的大坝上建一个拱形桥，因冬季施工就用帐篷围起来进行保暖施工。我是爆破手，衣服兜里常揣着雷管盒，是一盒100个装的那种。水库大坝上太冷了，我就进施工帐篷内烤一会火。一次我烤火后正站起来，发现口袋上一块布已烤焦掉了下来，一个盒子露出来了，里边还装着剩下的98个雷管呢！我这才吓了一跳。
老职工告诉我，如果再迟一会儿，这98个雷管一爆炸，连人带整个大帐篷都会炸飞，那死人就老了去了。真是万幸！
我永远记住易爆品绝对不能靠近火源。因此，不重视安全生产，不重视业务培训、技术规范，更没有日常的监督检查，出事是迟早的事儿，赶上谁那就是谁了，而且实际上当时建设兵团确实出了不少事故。排哑炮这件死伤事故，不过是我亲身经历的罢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