郎世宁•雍正十二月令圆明园行乐图•七月乞巧（局部）
自古以来，各朝皇帝建造宫苑、陵墓，都要占用大量土地，而原来生活在那里的百姓，就要被驱逐，他们的房屋、土地、财产，也会于一夜之间化为乌有（有的皇帝也在征地时给百姓一点补偿）。这种随意侵夺百姓土地、财产的野蛮干法，到了清朝，竟被皇帝作为一种政策施行。
清军占领北京之后，即下令北京城内的汉人全部迁居外城，内城由满洲八旗驻防。这只是清军把中国人当作被征服者对待的开始。顺治帝福临于16岁入关之后不久，摄政王多尔衮便谕户部：
“我朝建都燕京，期于久远。凡近京各州县民人（汉人）无主荒田，及明国舅皇亲、驸马、公、侯、伯、太监等死于寇乱者，无主田地甚多。尔部可概行清查。若本主尚存，或本主已死而子弟存者，量口给与，其余田地尽行分给东来诸王、勋臣、兵丁人等。此非利其地土，良以东来诸王、勋臣、兵丁人等无处安置，故不得不如此区划。然此等地土，若满汉错处，必争夺不止。可令各府州县乡村，满汉分居，各理疆界，以杜异日争端。今年从东来诸王各官兵丁及见（现）在京各部院衙门官员，俱著先拨给田园。其后到者，再酌量照前与之。”（《清世祖实录•卷十二》）
于是，北京附近各府州县的满洲官吏，开始对民间的土地展开全面的占夺，时称“圈地”。
满人贵族、官吏大片地圈占土地，成千上万的汉族农民被从居住地驱逐，成了无家可归的流民。顺治二年（1645年），陆续迁入关内的满人又展开第二次圈地，所占土地扩展到河间、滦州、遵化等地。两年后，福临又诏令顺天、保定等42个州县属于圈地范围。三次大规模的圈地，共侵夺汉人田地146766顷，包括北起长城，南至河间，东起山海关，西至太行山的广大地区。满人从圈占无主田地扩展到圈占有主田地，又由圈地发展到圈占房屋，以至于“圈田所到，田主顿时逐出，室中所有皆归其所有。”（史惇：《恸余杂记》）后来由于汉民群起反抗，清政府才于顺治五年（1647年）下令停止圈地。
清军入关前后，就在关内外俘获大批汉民，分赏给八旗充当奴仆。圈地之后，大批汉人失去土地和家园，于是多尔衮又推行编庄制度，把一些汉人集中起来，强迫他们从事生产。另有一些无家可归的汉人，不得不投靠满人充当奴隶，称之为“投充”。一些满洲贵族和官吏，趁机以投充为名，逼迫流离失所的汉民投充，以增加自己的奴隶数量。据史学家统计，仅京畿一带，户下人就有40余万，连同他们的家人，大约有一百数十万人。
受满人奴役的汉民被称为“户下人”，奴役汉民的满人为主人，主人强迫户下人耕作、服役，对户下人可以随意买卖；户下人对子女的婚姻也无权作主，而要听命于主人。户下人的子孙被称为“家生子”，仍然是满人的奴隶。主人杀死户下人不需偿命，只是受到鞭责或罚俸等处罚。这些可怜的汉民，人身毫无自由，像牛马一样被驱使。他们当中有的人因受不了满人的奴役和殴打而自杀，更多人则伺机逃亡，而在华北地区，逃亡的户下人最多，数月之间达到几万人。
由于逃亡的汉民越来越多，顺治三年（1646年）五月，多尔衮又制定“逃人法”，此法令规定：
“逃人鞭一百，归还本主。隐匿之人正法，家产籍没。邻右九甲长乡约，各鞭一百，流徙边远。”法令还规定：“缉逃事例，首严窝隐，一有容留，虽亲如父子，但经隔宿，即照例治罪，使小民父子，视若仇雠，一经投解，立即拿止。”
也就是说，即使是父子关系，也不准容留逃亡的奴隶，在逃亡者来到时，必需立即将其捉住报官，哪怕只让其住上一夜，也要治罪。对于再逃者，不但要鞭责，还要在脸上、臂上刺字。一些汉族官吏认为“逃人法”株连太多，要求修改这一法令，却被多尔衮斥为：“偏护汉人，欲令满洲困苦，谋国不忠，莫此为甚”，或被降级，或遭流放。
逃人法的推行，带来一连串严重的恶果，由于法令规定，窝藏逃人者要处死，没收的家产赏给告发者，各地的恶霸地痞为了贪图钱财，相互勾结，随意诬指居民隐匿逃人；一些贪官污吏也逼迫被捉到的逃人诬报窝家，敲诈勒索。结果“使海内无贫富、无良贱、无官民，皆惴惴焉莫保其家”。
由于法令严厉惩治容留逃人者，因自然灾害而逃荒的人也被视为“逃人”，而无人敢于收容。顺治十年（公元1653年），华北地区淫雨成灾，数以万计的受灾百姓逃往山东讨饭求生，但地方官府和居民畏惧“逃人法”的严厉，无人敢于收容救济，并且到处驱赶。灾民走投无路，或饥饿而死，或揭竿而起，致使“天下嚣然，丧其乐生之心，盗贼蜂起，几成燎原之势”。直到康熙年间，才对实行了数十年的逃人法做了一些修改。
大清国征服中国后，推行圈地、编庄、投充诸政策，目的是为了在关内实行奴隶制度，让汉人变成满人的奴隶，只是由于汉民的不断反抗而失败。
2007-10-2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