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讲袁枚虚构一个鬼故事，把为民牺牲的义士，写成一个困顿、猥琐、还会害人的鬼，怀疑此举是借鬼故事向乾隆表忠心，有朋友不同意，说袁枚是清代文人的一股清流，他文章中也有不少属于含射佳作，对清代社会的黑暗有所揭露。而且他对权力没那么痴迷，而是真性情，品食攫色为乐，不至于去跪舔皇权。
这么说也没错，随手就能举出，《子不语》中涉嫌含射的鬼故事，比如卷二十二的这一篇，很短：
子不语·卷二十二·鬼抢馒头
文林言：洞庭山多饿鬼。其家蒸馒头一笼，甫熟揭盖，见馒头唧唧自动，逐渐皱缩，如碗大者，顷刻变小如胡桃。食之，味如面筋，精华尽去。初不解其故，有老人云：“此饿鬼所抢也，起笼时以朱笔点之，便不能抢。”如其言，点者自点，缩者仍缩。盖一人之点，不能胜群鬼之抢也。
有一个叫文林的朋友告诉袁枚，洞庭一带多饿鬼，有一次，他家蒸了一笼馒头，刚熟，一揭开盖子，忽见馒头发现吱吱怪声，一个个都在自动皱缩，本来大如碗，顷刻间变小如胡桃，吃起来味同嚼蜡。文林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有一老人告诉他，这是饿鬼抢食，下一次，馒头出笼时，你第一时间用朱笔点一下，它们便不敢抢了。文林按老人所说，再蒸一笼，揭盖即点朱笔。可是，点归点，缩归缩，因为饿鬼多，一个一笔，点速不如抢速。
这故事，不就是典型的含射康乾盛世是个“饥饿的盛世”吗？这还不够证明袁枚是个良心作家吗？
其实，含射跟歌颂，是可以不矛盾的。古往今来，见过太多的精致利己主义者，有些颇似袁枚，对时势看的通透，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既能痛陈时弊，剑指官府；也能华丽转身，为朝廷服务。他们倒不觉得这是一种分裂，从某个角度讲，甚至也是“真性情”的表现。若有人质疑，便回以这一句：“你太偏激了，朝廷的钱，不赚白不赚。”
所以，紧跟在《鬼抢馒头》后面，袁枚又写了以下这个鬼故事，其动机，也就没啥好辩的了。
说康熙年间，浙江余姚有一位举人叫章大立，没当官，在家办私学。一天，他正讲着课，突然大叫一声，双手掐住自己喉咙，越掐越紧，接着，又像是有一股无形力量把他推倒，两手高举过头，紧紧合在一起，像被捆住一样，呼吸困难，脸憋得通红。
家人吓呆，还没反应过来，便听得他先用女声说：“我是荷花儿。”然后又变男声：“我是王奎。”都是北京口音，明显是被一男一女俩北京鬼上身了。
一般来说，鬼上身都是为了报仇，家人便问，你们什么仇什么怨？男女双声道同口异声，讲了一件曲折离奇的三世冤情：
原来，章大立前世姓翁，也叫大立，是明隆庆年间的刑部侍郎。而荷花儿和王奎，则是一个叫周世臣的锦衣卫指挥家里的婢仆。某夜，有贼入周家抢劫，周世臣反抗被杀，荷、王报案，官府派一个姓张的把总来破案，怀疑他们通奸谋害主人，双双解送刑部。酷刑一上，两人受不了，主审官要他们招什么就招什么。当时负责此案的刑部郎中潘志伊阅卷时觉得证据不足，对案情有疑问，拖了很久都没判。
后来翁大立当刑部侍郎，另派两个叫王三锡和徐一忠的郎中重审。王徐二人为了迎合上司，立刻判了通奸谋杀罪。潘志伊觉得这样太草率，但争不过他们，翁大立又在催结案，于是，荷花儿和王奎就被从重从快判了凌迟，千刀万剐。
没想到，两年后真凶被抓，全北京才知道，荷、王确实很冤。当时的皇帝得知此事，大怒，撤了翁大立的官，把徐王二人也降了职。
讲完这事，两鬼借着章大立的声带说：“请问，我们屈打成招被凌迟，如此大的冤情，是撤职就能抵消的吗？不找他索命找谁？”
章家人问，那怎么不去找王徐二人报仇？
鬼答：“那两人作恶更多，但一个已经变成猪，一个永坠无间地狱，该报的都报了。只是翁大立前世有好官声，又一直居高位，我们迟迟未能报仇。现在这位章大立，是他第三次转世，命中的福气用得差不多了。而且，明朝政治黑暗，气数将尽，阴间鬼官也都是昏庸之辈，我们多次上诉都不理，还不让我们出京。本朝以法治国，清平盛世，阴间鬼官也洗心革面，依法办事，我们才能来报仇。”
章大立家人跪下去，说求求你们了积点阴德吧，我们请高僧来超度你们还不行吗？
鬼答：“真有罪的，死后才需要高僧超度，但我们是无辜的。超度的目的，不过是让我们早点投胎为人，但我们就是再投胎，遇到这个大立，也是要报仇的。所以每次阴司喊我们去轮回，我们都不肯去。现在报完这仇，我们就去轮回了。”
鬼话刚完，家人便眼睁睁看着，章大立拿起桌上一把小刀，自己割自己的肉，一片片掉在地上，一边割，一边还发出男女混双的声音：“我叫你凌迟我们，我叫你凌迟我们！”
最后，肉尽血干而死。
子不语·卷二十二·荷花儿
余姚章大立，康熙三年举人。家居授徒，忽有二冤鬼，一女一男，白日现形。初扼其喉，继推之地，以两手高撑，梏而不开，若空中有绳系之者。先作女声曰：“我荷花儿也。”继作男声曰：“我王奎也。”皆北京口气。
家人问：“何冤？”曰：“章大立前身姓翁，亦名大立，前朝隆庆时为刑部侍郎。其时我主人周世臣，官锦衣指挥，家贫无妻，只荷花儿与王奎一婢一奴相伴。有盗入室杀世臣去，我二人报官。官遣张把总入室捕盗，疑我二人因奸弑主。刑部严刑拷讯，我二人不胜楚毒，遂自诬服。刑部郎中潘志伊疑之，狱久不决。及大立为侍郎，忽发大怒，别委郎中王三锡、徐一忠再讯，二人迎合，竟照前议定罪。志伊苦争不能得，遂剐我二人于市。越二年，别获真盗，都人方知我二人之冤。传入宫中，天子怒，仅夺大立官职，而调一忠、三锡于外。请问：凌迟重情，可是夺职所能蔽辜否？我故来此索命。”
家人问：“何以不报王、徐之冤？”曰：“彼二人恶迹更多。一已变猪，一囚酆都狱中。我不必再报。惟大立前身颇有清官之号，又居显秩，故尔迟迟。今渠已投第三次人身矣，禄位有限，方能报复。且明季朝纲不整，气数将绝，阴司鬼神亦多昏聩。我等屡诉不准，不许出京，岂若当今大清之世，冥司阴官，亦洗心革面耶！”家人跪求说：“召名僧为汝超度何如？”曰：“我果有罪，方要名僧超度。我二人丝毫无罪，何用名僧超度？况超度者，不过要我早投人身耳。我想就投人身，遇着大立，也要报仇，渠必死我二人之手。然而旁观者不解来历，即我与大立既已隔世，虽报其人，两边都不晓来历，无以垂戒作官之人。故我二人每闻阴司唤令轮回，坚辞不肯。今冤报后，可以轮回矣。”言毕，取几上小刀自割其肉，片片坠下。作女声问曰：“可像剐耶？”作男声问曰：“可知痛耶？”血流满席而死。
看到这里大家应该明白了，这就是一篇报应爽文。
但故事不完全是编的。《明史·列传》里面就有翁大立，也有潘志伊。据载，翁大立确是一代名臣，兴修水利有功于民。不过，翁大立传最后也明明白白写着，他确实办过这么一个冤案，也因此被皇帝撤职。原文两百多字，抄一下，不看可跳过：
先是，隆庆末，有锦衣指挥周世臣者，外戚庆云侯裔也。家贫无妻，独与婢荷花儿居。盗入其室，杀世臣去。把总张国维入捕盗，惟荷花儿及仆王奎在，遂谓二人奸弑其主。狱成，刑部郎中潘志伊疑之，久不决。及大立以侍郎署部事，愤荷花儿弑主，趣志伊速决。志伊终疑之，乃委郎中王三锡、徐一忠同谳。竟无所平反，置极刑。逾数年，获真盗。都人竞称荷花儿冤，流闻禁中。帝大怒，欲重谴大立等。会给事中周良寅、萧彦复劾之，乃追夺大立职，调一忠、三锡于外。志伊时已知九江府，亦谪知陈州。
案情经过，跟《子不语》基本一致。不过，这里提到翁大立为什么要催着尽快结案，有一个关键字：“愤荷花儿弑主”里面的“愤”。看到奴婢竟然敢弑主，翁大立怒了。也就是说，他内心已认定，这事就是荷花儿跟王奎干的。
一句以前常听的话，叫“不杀不足以平民愤”，更多时候是不杀不足以平官愤。
所以，归责为翁大立，没问题。只是，此案毕竟只是翁的官场污点，传记功过几几开，语焉不详，一个“愤”字，还是不足以解释翁大立这样的“好官”为什么会犯错。
再搜相关史料，《万历野获篇》对此案也有记载，其卷十八《冤狱》，比《明史》更详细记载了荷花儿案的来龙去脉。
被杀的周世臣其实是皇室外戚身份，祖上也曾权倾一时。到了嘉靖年间，明世宗整饬外戚，周家中落，到周世臣这一代，只能在锦衣卫当个“带俸指挥”，有工资没实权，住北京东城小巷，妻子过世后再也娶不起，只好把原来的婢女荷花儿纳了，家中只有一仆人王奎，负责门户安全等杂务，只是没住在一起。
案发隆庆六年九月十一晚上，周世臣跟荷花儿正在关门，几个蒙面贼突然拿着斧头闯进来，荷花儿吓得躲起来，周世臣寡不敌众，被乱斧砍死，贼人在家中搜得一百五十两银子卷走。贼走后，荷花儿见主人已死，家中还剩一些碎银子，就拿着去找王奎。她第一时间没报案，估计是吓坏了，或者想着男主已死，得再找依靠什么的。
就因为她这一举动，害死了三个人。
当时恰逢隆庆帝刚死，还没正式举行国葬，全北京戒严。所以，周世臣邻居报案时锦衣卫不敢怠慢，列为大案要案——国丧期间皇亲国戚被杀，这破案压力能不大吗？
锦衣卫指挥张国维赶到案发现场，发现婢仆都不在，追到王奎家，看到荷花儿手上拿着钱正在哭。刚好这时王奎的邻居、屠夫卢锦来找王奎讨猪肉钱，一见官兵，不知发生了什么，吓尿了，第一反应就是躲进王奎床底下，却被张国维发现——你说你来讨债的，躲床底下干嘛，此情此景，能不怀疑这三人有问题吗？
张国维据此认定，荷花儿勾结奸夫谋杀男主。严刑之下，屠夫卢锦先招了，说你们说我干过什么我都认。而周世臣的宗亲来认尸，一看这情景，也认定荷花儿勾结奸夫杀主，罪该凌迟。
案子到了刑部，侍郎翁大立先入为主，再加上先帝停棺未葬，案子不赶快结，京城民心会更加不稳，所以他听不进任何不同意见，催促手下以最快速度结案。就这样，荷花儿、王奎、卢锦三人被判通奸谋杀，公开凌迟。
后来真凶的暴露也颇具戏剧性。杀周世臣的贼首叫朱国臣，看到有人替死，得意忘形，继续犯案。没想到，他平时对手下两个盲妓太变态，盲妓受不了，就把他杀周世臣等犯罪事实故意外泄（一说是编成歌唱出来）。
这时候，距离荷花儿三人被冤杀已两年。
风声传到官府那里，因为涉及有组织黑社会案，兵部发兵擒拿，解送刑部，朱国臣也就全招了：事因朱国臣做贼心虚，曾经在京城中遇见锦衣卫指挥周世臣，周世臣在人群中多看了他一眼，他就认定周世臣已怀疑上他，决定先下手为强。
案情一公布，全北京轰动，都说原办案官员草菅人命，若没个说法，怎么向百姓交代。刑部尚书严恭肃请示首辅张居正，张居正点醒他，一定要将实情禀告皇帝，不得有一丝隐瞒，而且，首犯绝不能轻易放过。
万历皇帝得知此案，大怒，要求刑部从重从快处理。结果，张国维被流放，翁大立被削职，三位刑部郎中全部降职外调。
官员处理了，舆论还没平息，都说这是罚酒三杯。所以，过了两百年，都改朝换代了，袁枚还编排了这样的报应故事，让翁大第三次转世还把自个儿千刀万剐。
只是，这样的报应方式，让人百思不解。
阴间之间的报应原则一般都是，生前犯了什么罪，死后在地狱里也会受到相应惩罚。但只要熬到可以投胎转世，前世罪孽就已清零，12分从头算起。所以，就算章大立真是翁大立第三次转世，他该负的罪责，包括几世记忆，也在三碗孟婆汤的作用下洗干净了。由这样一个叫“章大立”的肉身，来为前前世那个“翁大立”犯下的罪责背锅，公平吗？
被誉为“一股清流”的著名作家袁枚，怎么会编一个这么烂俗的故事？
其实，读细点就不难发现，袁枚的目的，根本就不是为了宣扬报应。
看原文，当两个冤死鬼说他们为什么等到现在才来报仇时，有这么一句话：“且明季朝纲不整，气数将绝，阴司鬼神亦多昏聩。我等屡诉不准，不许出京，岂若当今大清之世，冥司阴官，亦洗心革面耶！”
明朝政治黑暗，阴间鬼神也跟着昏庸无能，所以不让我们离京报仇；当今清平盛世，阴间的鬼官也洗心革面以法治鬼，我们才有机会前来报仇。
言下之意就是，欣逢盛世，纵做鬼，也幸福。
这话由鬼口说出，比人话更有说服力。这样的鬼话，哪个帝王不爱听？
袁枚生于1716年，这一年，距离1645年“扬州十日，嘉定三屠”已过去71年。清兵入关后，江南抗清最烈，也因此成了被满清铁骑蹂躏的重灾区。袁枚祖居地浙江慈溪，曾出过抗清名将王翊，明亡之后，跟着黄宗羲坚持抗清达五年之久，最后兵败被俘，英勇不屈，被割断喉管，头颅挂在宁波城头示众。
这些，袁枚也许不知道，袁枚可以真不知道，袁枚也可以装不知道。毕竟，71年时间，足以让所有人忘了扬嘉之惨，安心给大清当顺民。要求袁枚像他老乡王翊一样抗清，或者像黄宗羲一样拒不仕清，也是苛求，用很多人熟悉的话来说，这是道德绑架，逼人当烈士。
但是，在抗清最惨烈的江南长大的文人，编一个烂俗的鬼故事，也不忘植入对大清的歌功颂德，也只有“大才子”才能做到罢。再联想起上一个故事他对义士死后的污名化，一切，昭然若揭。
明末确是黑暗，但“大清”就那么清吗？别的不说，就在袁枚编这些鬼故事的同时，单乾隆一朝，就发生了超过130宗的文祸，47宗“主犯”被判死，其中有不少也是凌迟。这个，难道袁枚也无所闻？
他日下黄泉，若能见到袁大才子，定当问一声：“袁先生，乾隆比起翁大立又如何？”
2023-08-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