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军在抗战中付出了巨大的牺牲
《中国的惊雷》，是白修德在抗战时期1944年写的东西，都是攻击国民政府，目的是为史迪威帮忙。但史迪威的所作所为连美国人自己都看不下去，将其解职。白只好将该书暂时封存起来，在战后出版。
《中国的惊雷》只是单纯的攻击，里面没有任何可靠的历史资料作证，根本不属于历史书籍。
至于白修德是什么人呢？他是铁杆亲共派，后来还差点被麦卡锡以共产党嫌疑犯抓起来。他的老板，曾经对他特别支持、后来反目的时代周刊卢斯就直言不讳的说：我开除白修德的原因很简单，他是一个共产党。
白是犹太人，是苏联移民。他的父亲由于祖国的影响，是位狂热的马克思主义者，痛恨美国的政治制度，认为民主党和共和党“皆垃圾”。
亲共的立场，白修德自己也是承认的。
所以，将美国的盟友，反共的国民政府视为敌人，也是不稀奇的事情。
白修德对1942年饥荒的描述中，有大量脱离事实的东西，这个已经驳斥了无数次，这里也就不多说了。
至于白修德本人，在抗战期间是他好朋友史迪威的舆论工具而已。而史迪威的记者朋友所做的唯一一件事，就是大肆攻击国民政府，期望推翻蒋介石，由史迪威掌握国军的指挥权。
史迪威在抗战中做了很多猥琐的事情，包括他在远征军失利，被日军包围期间，扔下部队带着100多人逃走；扣住美援不发，要求蒋介石交权，导致国军陷入困难；在豫湘桂会战期间，故意停止美援，还强迫国军去缅甸作战，眼见国军全线溃败，伤亡巨大，中国老百姓被屠杀，目的也是期望蒋介石垮台；以国军重大代价拼死打通的中印公路，运输量还不如驼峰航线等等。
而这样一个人，白修德却仅仅因为他是白的好朋友，写了一个《史迪威文件》。自修德于1948年编辑出版《史迪威文件》，一时成为畅销书。从此，一个伟大、光荣、正确，与各种错误与恶势力斗争的英雄史迪威形象被塑造出来。
而西方史学界近年来，就将白修德，史迪威，费正清形成的所谓民国抗战历史的一派立为伪历史。
西方一般观点为：有趣的是，“白费史”模式的内核与苏联官方的史观相似，但它又披着“自由主义”外衣，有着好莱坞式和哈佛式的包装，契合了很多批判体制的知识分子的诉求，在自由派知识分子之中影响甚巨。于是，它倒成为左右派皆全盘接受的史观。
抛开政治背景不说，“白费史”模式的报道与著作，具有严重的知识结构缺陷，其大量结论与表述经不起事实与逻辑检验。近年西方学界已经逐步将之推翻，费正清临去世前也写了一本书将此前自己的很多观点推倒。不过在中国，这一模式的影响仍是主流。
至于国内的资料，就没必要说了，精力有限。
其实，大家还不是都一样。
摘录老萨《长征》里面的一段：
经过五次围剿，由于大战役不断，红军损失了大量官兵，兵源补充上出现严重问题，被迫在当地大量征兵。中央红军在最辉煌时期一度发展到十七八万人规模，但由于长年的战争，兵力消耗不轻，需要大量新兵补充，才能保证战斗力。
中央苏区在贫穷落后的江西苏区，人烟稀少。在1933年，人口不过三百万，适合兵役的成年男子不过六十万人左右，大部分人由于生活条件艰苦，普遍瘦弱，很多人还有慢性疾病，实际能够参军的最多只有四十万人，还要除去政治不合格的一部分人，比如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等等。剩下可以用的即使全数征用，也只有约三十万人。
红军原有四万多人，从1933年5月到10月，红军征集六万青年加入部队。11月到12月，又征集了两万五千人。短短半年时间征集八万五千人。通过大量征兵，到1934年底，红军兵员已经达到十四万人左右。也就是说，已经吸收了苏区一半的可用兵源，兵力征召几乎已经到了极限。
当时来说，这个征兵数量几乎不能再多了。因为江西苏区仍然以稻米种植为主，工作相当繁重，必须要有大量的男丁劳力从事生产。
第五次围剿后期，由于红军损失极为惨重，被迫再次大量征召新兵。据当时红军高层回忆：长征之前，红军队伍不断地扩大，各县男子已所剩无几。
到了五次围剿快结束时，苏区适龄青年几乎全被参军或者成为民夫，福建上杭县才溪乡才二千余人口，在多次的扩军后，乡里只剩下男青年七人。长汀县河田中坊乡扩大红军更是达到了全部青壮年的100%。（《长汀红旗》第3辑）
大量青壮年男子参战，劳动力严重缺乏。1934年4月，仅仅兴国县的红军家属就高达六万多人，留在后方的都是老弱病残。虽然苏区中央努力动员妇女参加劳动，并调动地主富农作强迫劳动，但劳动力仍不足，粮食自然就减产了。
1934年春耕期间，因劳动力缺乏，各地未耕好的荒田导致损失的粮食不下十二万担。以汀州为例，红军家属由于人力不足大量抛荒田地，1934年夏收前缺粮者达到1575人。对苏区农民来说，再美好的共产主义社会也敌不过三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的生活。有些觉悟的苏区年轻人都加入了红军后，剩下的都是不愿离开土地的人。
老百姓不愿意当兵，红军又需要新兵，怎么办呢？只能使用强制手段。后期开始一定程度的强制征兵行为，甚至采用苏联红军卫国战争时期的包围征兵手段。
有些地方扩大红军的办法是召集群众大会，把前后门关起，一个简单的号召后，就要到会的一致报名加入。每当一个农民举手同意后，立即敲锣打鼓，给他戴上红花。只要满场有一个人不愿意参军，就不散会。这种所谓自愿参军的大会往往持续数日之久，最终必然是农民们支持不住，全部“自愿”参军。
林彪的大将邱会作回忆过两件事：第一是，红军会把没有参军的农民家的门上贴上告示。而这个告示一贴，就意味着是落后分子，下面就是斗争。一般这样的告示一贴，这家农民就会吓得赶忙参军。
第二是，他们送100多红军壮丁去一线部队，没想到路上在赣江看到一艘火轮船，壮丁们就都跑散了，很多躲在山上面不下来。吴法宪开始以为是所谓的“小火龙”吓住了他们，还拼命向他们解释。后来吴才知道，这些人都是强行征发来，大部分并不愿意当兵，就借着这个机会跑了。
这样强迫征集的兵员，自然会出现大量逃亡。很多农民迫于无奈同意参军，但一有机会就溜回家。据1933年11月的统计，红一军团征集到的新兵1663人，但实际分配到师里的只有728人，有935人在路上就跑了，跑了一半多。1933年6月至9月的四个月中，宁都县开小差的新兵不下三千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第116期）。1933年12月，瑞金县共有三千多人开小差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第137期）。
即使没跑的新兵，情况也不乐观，由于很多地方是强制全面性征兵，素质很差，一些老弱病残都被拉来充数。红军总政治部1934年4月统计，红军战士中16岁以下的未成年人占百分之一，四十岁以上的中年人占百分之四，当年四十岁以上的农民都已经是爷爷了，还有相当一部分红军士兵在三十岁到四十岁之间。
根据世界标准，适合服兵役的年龄为18岁到26岁，在这个年龄段以外的士兵不应该征召入正规军。因为即使这些人参军，战斗力也远远低于标准。
因为年纪偏小的红军士兵太多，红军甚至还组织了一支少共国际师，全师一万多人，全是年纪很小的新兵，平均年龄只有十八岁，最小的仅十四岁。据老兵回忆，有许多人还没有枪高。比后来二战期间的希特勒青年师平均年龄仅仅大了一岁，还没有计算谎报年龄的因素。
少共国际师的军官也是清一色的青年人，历任师长都是二十多岁，少共国际师第二任师长为吴高群廿二岁，师政委肖华上任时年仅十七岁。
当时一些红军部队老弱参半，不堪一击。白崇禧的桂军在湘江打败红军，发现俘虏身体瘦弱，年纪偏大或者偏小，枪支杂乱，子弹很少，很多还带着病，个个疲惫不堪。看见桂军后，他们三五成群坐或躺在地上，没有抵抗。
由于新兵素质不高，红军战斗力大大下降。红五军团是最著名的狙击军团。狙击兵第一重要的就是必须枪打得准。老兵大部分是西北军出身，大都是很好的射手，可以狙击六百到八百米距离的敌人。但是当军团长董振堂视察时，发现新兵枪法极差。挑了十个新兵战士进行实弹射击，结果十个人中只有一个人开枪打中了靶子，其他九人全部脱靶。
红五军团如此，其他军团也差不多。彭德怀在广昌战役后向中央汇报，新兵素质太差，他的红三军团本来是红军的精锐主力。部下的红七团中，有些新兵连手榴弹都不会扔。当敌人冲上来时，他们竟把手榴弹交给班长，让班长来扔。
红军战后统计，新兵在战斗中损失极为惊人，一些部队伤亡率高达百分之五十。
少共国际师也是这样，由于基本上都是十八岁左右的新兵，还有一部分未成年，战斗力不强，损失极惨重。少年未经战阵，遭遇敌人非常紧张。建军后第一战闽北拿口战斗中，担任伏击任务的士兵由于过于紧张，短短十分钟就把全部子弹打完，只得拼刺刀。而在肉搏战中，娃娃兵身体瘦弱，个子矮小，根本不是国军成年士兵的对手，只能两三个人对一个敌人。少共国际师成立后不到半年，全师从一万多兵力锐减到五千余，损失过半，连师长吴高群也阵亡了。之后经过湘江会战的惨败，少共国际师仅剩2700多人。
对于红军兵员素质的降低，蒋介石自然一清二楚。他对部下说：“现在赤匪军的精神与从前完全不同，据投诚的赤匪说，连监视军队的政委，也不比从前那样认真了。从前匪内一般政委，能够上前督率，身先士卒，不怕死。但是这些政委到现在大半都打死了，而新来的政委，胆量和能力都不够，稍微遇到危难，就会惊恐万状，自然不堪一击。”
实际上，红军在离开中央苏区前，几乎将苏区成年男人一扫而空。国军攻占兴国瑞金等地后，发现田里工作的都是妇女老人和孩子，他们的男人儿子父亲都已经跟随红军走了。国军由此笑称赣南都是寡妇村。
红军长征开始的时候，总兵力为8万6000人。
经过三道封锁线，红军除了因为误会同粤军交火过一次，伤亡3000人以外，根本没有战斗。
红军虽然通过三道封锁线没有经历什么大战斗，几乎是兵不血刃。但是由于高强度的急行军和水土不服等因素，很多新兵和挑夫开小差逃跑或者掉队后自行回家。
红军在离开中央苏区前，紧急招募了三万多新兵，并且新编组了一万多人的红八军团。这些新兵都是岁数不大的青年农民，在经过极为过简单的训练后就编入作战部队。
新兵们的作战意识很低，加上长征前严格保密，他们根本不知道部队在干什么，也不知道会往哪儿走，对未来一片茫然。从江西进入广东湖南广西，新兵进入了一个不同的世界，语言不通、环境不同，四处都被民团袭击。这些年轻人很多都找机会逃跑回家，有的走着走着谎称腹泻，把枪扔在草丛里就逃走了。
正式开战后，出现了一群群战士集体逃亡。往往年纪较大的士兵带着几个同乡一起逃走，甚至还有干部领着同一个村子的战士一同逃走的。
当时红军在急行军，背后还有国军追兵，也无力回去抓人。经过统计，红军通过第一道封锁线减员3700人，主要是和粤军交火造成。第二道开始，因为基本上没有和国军交火，红军的损失大多是非战斗伤亡，也就是掉队和逃亡。
当时红军尚没有开始在贵州境内那种高强度的急行军，每天行军距离并不长，受过简单训练的红军战士也不大可能掉队。掉队的基本上都是身体太弱或者有疾病的人，而大部分失踪的战士都是开小差的。
从突破第二道封锁线开始，红军出现大量士兵逃亡。通过第二道封锁线时，减员多达9700人，第三道减员8600人。经过三道封锁线后，新兵逃亡了两万多人。到达湘江第四道封锁线时，实际兵力大约只剩下六万六千多人了。
换句话说，长征刚刚开始，红军士兵就跑了四分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