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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有跨党派共识吗?

美国联邦众议员盖拉格(威斯康辛州共和党籍)和克利胥纳莫提(伊利诺州民主党籍),二月下旬率领一个跨党派代表团访问台湾。在与台湾各界领袖的多场会晤中,这支美国代表团从不错过任何机会,强调他们在台湾和中国相关议题上,展现跨党派共识的力量。

盖拉格和克利胥纳莫提是众议院中国共产党特别委员会的领袖。他们在执掌该委员会时做出的指示,是希望在对于各类议题严重分歧的华盛顿,中国议题可以做为跨党派合作的最后堡垒。他们在极大程度上遵守了自己的承诺。可是,他们在兑现承诺的过程中,采取的行动宛如在暴风中点燃一根蜡烛。这是一项了不起的壮举,但确实发挥作用了吗?

美国总统大选 成为几近平手僵局

这个特别委员会已经提出一长串的跨党派建议,但其中大部分都不了了之。原因很简单,这个特别委员会从未被赋予立法的权力。立法的职责仍由国会的常设委员会负责。

在国会对于中国议题的论辩之外,美国内部严重撕裂。总统选战成为几近平手的僵局。未来几个月将是一场动员负面情绪的腥风血雨。两位总统候选人都会试图恐吓他们的支持者,让他们相信除非自己当选,否则美利坚合众国将会陷于危殆。

在这些存在主义争论的背后,民主、共和两党之间,正在浮现更深刻的哲学断层。拜登总统认为,美国是世界上的为善正能量,他试图召唤美国的良知良能,为那些受到攻击的人挺身而出,反击侵略者,在乌克兰尤其如此。拜登本质上是一个国际主义者。他将美国在世界各地的盟友和伙伴,视为力量乘数(force multipliers)和重要资产,而不是负债。

前总统川普则企图复归一个不同的时代。正如《纽约时报》政治评论家布鲁克斯(David Brooks)所言,川普已经让共和党重返一九三〇年代的孤立主义窠臼。川普及其支持者提出一种“美国浩劫”(American carnage)的想象,认为这个国家支离破碎、道德沦丧,无法领导世界。他们开出的处方是“美国优先”(America first)。换句话说,他们认为美国应该将有限的资源,集中在解决自己的问题上,让其他国家去面对自己的挑战。

二〇二三年,大多数共和党人首次表示,美国应该置身于国际事务之外,而不是积极参与。这种情绪正在影响共和党领袖对乌克兰的态度。共和党反对支持乌克兰,并不表示他们热中于支持台湾。相反地,这是一种信念的延伸,即美国应该专注于处理自身事务。

如何强化对台支持 存在尖锐分歧

美国外交政策的辩论,也延伸到中国和台湾议题。在国会跨党派团结的表象背后,对于美国应该如何应对中国的挑战,以及是否或如何强化对台湾的支持,存在着尖锐的分歧。川普自己在担任总统时,还曾经质疑过美国是否应该保卫台湾。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川普会主张,美国需要将对中国课征的关税提高到六十%。在战术层面上,川普将藉由这种策略围剿拜登,并将拜登的形象塑造成在对抗中国时表现软弱和胆怯。即使川普对六十%的关税缺乏信念,但他的顾问,例如前美国贸易代表莱特海泽(Robert Lighthizer),相信这些关税有助于抑制美中贸易失衡。他们认为,这类计划会加速美国和中国经济“脱钩”(decoupling),并在此过程中削弱中国的工业产能。他们的目标是让制造业和就业机会重新回流到美国。他们受到民族主义和本土主义精神的引导。他们优先考虑的并不是古典经济学家大卫.李嘉图(David Ricardo)的比较优势理论,推动价值链回流对台湾产生的任何间接影响,也不是他们的主要关切所在。

即使如此,现代国际体系的结构,仍是由美国的积极领导维系而成的。如果美国被自身陷入衰落的恐惧所吞噬,并且向内退缩,权力真空就会出现。一旦出现这种真空,复仇主义和修正主义大国将穷尽一切力量,寻求填补这些真空。

需要阐明的是,我的主要论点并不是促进对于美国二〇二四年大选的任何党派偏好。恰恰相反,我的目的是要戳破美国两大政党在台湾和中国议题上存在平静和谐的幻想。这种水乳交融是不存在的。

交好美政坛新秀 对台至关重要

面对这种不确定性,台湾的领导者积极争取与美国两党领袖建立关系是明智的,反之亦然。对台湾领导者来说,与美国下一代领导者建立关系也很重要。无论是拜登还是川普在二〇二四年赢得大选,他们都将在二〇二八年受到任期的限制。正如当年名不见经传的阿肯色州年轻州长比尔.柯林顿(Bill Clinton),台湾应该与美国正在崛起的政坛新秀建立关系,他们将推动这种关系向前发展。

与此同时,台湾将睿智地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控管两岸关系擦枪走火的可能性。台北无法控制北京扩大对台施压的决策,但它可以剥夺北京执意咄咄逼人的正当性。

最后,即将就任的赖清德政府,将承接持续与世界其他主要大国建立关系的机遇。台湾愈是能够与其他重要国家建立密切关系,就愈不容易受到北京的孤立和恫吓。

对台湾来说,好消息是它在美国享有广泛而深厚的跨党派支持。在川普总统和拜登总统任内,美台关系都有所成长。美国的政治发展并不是导向宿命论的理由。然而,这些政局演变应该足以让台北对美国政治辩论的不稳定性,进行清晰思考,即使来访的国会议员持续鼓吹美国在中国和台湾议题上达成跨党派共识这类令人宽慰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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