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中国乃至整个亚太地区的决策者和分析家，似乎都对美中关系的走向愈来愈悲观。这种郁结的情绪可从近期的事件中窥知一二。美国总统拜登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去年十一月在印尼峇里岛的会面中达成协议，美国国务卿布林肯（Antony Blinken）将前往北京，寻求提升美中关系稳定度和可预测性的措施。不过，随着一颗中国间谍气球在布林肯出发前夕入侵美国领空，他的中国行已付诸东流。
从双边关系控管 转向强化自我实力
在此之后，华盛顿和北京当局的目光，都从双边关系的控管转向自我实力的强化，准备与对方长期竞争。例如，拜登总统称许“澳英美三方安全伙伴关系”（AUKUS）取得的进展，将此视为制衡中国企图主宰印度－太平洋地区的关键一步。美国也联合伙伴严加管制中国取得尖端、军民两用技术的管道，并与菲律宾成功协调开放更多军事基地供美军使用。韩国和日本关系解冻，也重塑区域战略前景，对美国更加有利。至于在美国国内，国会成员同样变得更专注于反制中国，并努力让美国社会大众了解情势变化。
与此同时，习近平将中国国内困境归咎于美国，抱怨华盛顿及其伙伴正合力遏制、围堵及打压中国。中国新任外交部长秦刚随后也在一场记者会上火力全开，警告美国若想避免和中国冲突，就须调整其策略。
在准备和美国一较高下方面，北京当局言行一致。习主席近日前往莫斯科巩固和普廷的团结关系，以共同对抗西方国家为首的全球秩序。北京也试图在美国和欧洲之间搬弄是非，包括利用接下来法国、西班牙、义大利领袖访中的机会，怂恿这些国家追求欧洲的战略自主。
中国也奋力向南方世界（Global South）展现自己是不同于美国“霸权主义”（hegemonism）的和平力量，同时也是推动经济成长的引擎，以及一个会尊重各国治理方式及发展路线的领袖大国。在中国成功斡旋沙乌地阿拉伯和伊朗达成和平协议后，这套论述似乎更为铿锵有力。
换言之，愈来愈多证据显示，美国和中国都对经营彼此关系意兴阑珊，反而偏重锻炼自己与对方竞争的手腕。随着这些趋势更为明确，各界对美中关系进程是否已经达到“死亡交叉”（cross the abyss）的疑问也与日俱增。对某些人而言，美中关系死亡交叉意味美国和中国正步入新冷战；而在其他人看来，这也代表军事对抗或冲突的风险节节攀升。
尽管美中关系的风险确实有增无减，但现在就断定美中关系已接近或处于无法回头的临界点，却还言之过早。现阶段，我们有很多理由不妄下断语。
首先，与冷战时期不同的是，美国和中国并未各自领导一个与对方明争暗斗的体系，两国反而是在单一体系内环环相扣，而且互赖甚深。因此，尽管华盛顿为了追求更具韧性的供应链，努力推动“友岸外包”（friend-shore），北京同样也在提倡“自给自足”，降低在重要产品进口上依赖西方，但两国政府都没有认真讨论进行全面性的经济脱钩（economic decoupling）。
拜、习都认为 现在不是摊牌适当时机
其次，拜登和习近平似乎都认为，现在不是两大强权摊牌的适当时机。两人都期待，自己的国家未来将会取得更能承受对抗及潜在冲突的有利地位。这种想法促使他们在管控两国竞争时，会采取能够降低冲突风险的措施。
第三，虽然美中两国民众对彼此的敌意显而易见，但并未出现渴求上战场解决纷争的强烈民意。华盛顿和北京的领导阶层也仍严肃看待两国一旦冲突，追求国家发展的雄心壮志将付之一炬的事实。
这些因素形塑了美中两国的相处模式，而且从拜登总统上任以来便昭然若揭。第一种模式是两国关系每况愈下，但偶尔会因为领袖层级的会面带来短暂止跌，而出现关系回升的现象。第二种模式则是当两国关系出现擦枪走火的风险时，拜登和习近平主动介入降温。在过去两年里，两位领袖都发挥了泄压阀的功能，缓和两国紧张对峙。
两种相处模式 美总统大选前不会改变
在我看来，这两种模式至少到二〇二四年美国总统大选前都不会改变。对台湾来说，这代表美国对中国及台海两岸关系的立场，可能会有很大的延续性。华盛顿将乐意推进美台贸易关系，并提升台湾的吓阻能力，但会以符合其长期政策，且能够取得最多成果、但带来最少挑衅的方式进行。北京则会将注意力放在台湾二〇二四年总统大选上，思索他们能够扮演何种角色。
因此，虽然美中紧张态势显然正在升高，双方并非完全不可能爆发冲突，但我还是认为，不需要被世界末日即将到来的预言所左右。天空并没有塌下来，核武强权也不是即将开战。即使如此，大国之间愈发激烈的竞争，毕竟还是台湾感同身受的阴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