汗乌拉的爆炸声
土默特地处边境地带，三个大队的饲料基地呈三角形遥相呼应，可以说是鸡犬之声相闻，知青频频往来。离我们最近的是汗乌拉大队饲料基地，当时他们大队的知青蔡兴隆正在研制土手榴弹，我们大队知青杨松瑞也参加了他们的研制。据说他们已经制造了两颗手榴弹，想在哪天空闲的时间进行实验。但是知青谁也没有料到，可怕的事情就在一九七一年六月的一天中午发生了。
那天天气晴朗，正是中午时分，我们吃过午饭正在午休，忽听汗乌拉饲料基地方向传来一声沉闷的巨响，紧接着就一切归于寂静，我们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所以都没有太在意。然而时隔不久，杨松瑞从汗乌拉方向匆匆走来，神色即紧张又悲痛，从他的述说中我们才知道了刚才那沉闷的爆炸声在顷刻间毁掉了一个印尼老华侨的后代，汗乌拉大队的北京知识青年蔡兴隆的生命。
那天中午，蔡兴隆和杨松瑞开始实验那两颗手榴弹，第一颗不知是谁扔出去的，没有响……接着他们又要实验第二颗，杨松瑞说，这第二颗原本是由他来拉的，可蔡兴隆却要亲自来试，他将大拇指套在引信上，就在举弹要投掷时，手榴弹在蔡兴隆的手里炸响了，他当时就倒在血泊中……
知青们马上套上马车要送蔡兴隆去公社卫生院，但是在途中他就停止了呼吸。那罪恶的手榴弹正好在蔡兴隆的脖颈处炸响，他的颈动脉被炸破，蔡兴隆永远的走了。
他的父亲，一个旅居印尼的老华侨，听到爱子牺牲的噩耗，悲痛欲绝，千里迢迢赶来看儿子最后一眼。但是毕竟草原与北京千里远，六月的天气已很炎热，儿子不能等父亲来了，他就安葬于沙麦河的南边。汗乌拉大队的知青为他立了石碑。每年知青返回第二故乡时都必定要去蔡兴隆的坟上祭扫。酒洒之处深深表达了知青时隔三十年的怀念。
打井
我们大队的饲料基地只有一口吃水的井，但是这口井除了吃以外，远远满足不了浇菜的需要。而且菜地离这口井还有一段距离。于是老黄决定在菜地里打一口井，以解决菜地浇水的需要。
那一年是一九七一年初秋，老黄在菜地用脚丈量一下那一块用来打井的地，就这么简单，在一个傍晚的时分，我们开挖了第一锹土。趁着初秋地还没有上冻之前，打到地下水层。我们的进度出奇的快，几天下来，已经挖到沙质层了，如果地仍然不上冻，那么就将有坍塌的危险。于是老黄决定等上冻再干。
严冬终于来临了，气温降至零下二十多度，我们将镐头在炉火上淬了火，使镐头尖变得锋利一些。冻得硬硬的沙质层一镐下去一个白点，刨来刨去进度十分缓慢。这时我发现在冻土之间的断面上一刨就可以下来一大块，那我就尽量多地创造断面，这个法子果然很好，进度大大地加快了。
随着进度的加快，井深也逐渐增加，老黄用两根木辕子架在井边上，用滑轮吊在绳子上，我们打井顺着滑轮上下到也方便。
一天我顺着滑轮下到井下，刨下来一块足有拾多斤重的冻土块儿，当用滑轮吊上去之后，由于中途偏斜致使冻土从筐中滑落，我正在全神贯注刨冻土，丝毫也没有察觉，只听井上发出一声尖叫，冻土擦肩砸落在井下，好悬那，如果此时我稍微动一下就会重重地砸在我身上，后果可想而知，可能永远看不见妈妈了。
时隔不久又一次滑轮偏斜的事故发生了，但这次滑落的不是石头，而是活生生的人。那天晚上收工，在井下作业的知青依次坐滑轮上行，井上也需要人操作，当井下剩下最后一个知青李申时，他说自己能行叫其他知青都先回去了。他自己由于操作不当，滑轮又发生了偏斜，致使吊在半空中的李申又重重地跌了下来，一屁股狠狠地摔在地上，使他眼冒金星，处于半昏迷状态，但是此时井上连一个人也没有了。当他稍微清醒一点时，他只好勉强挣扎起来，重又坐上滑轮筐，支撑着一个人上了井。
严寒中的井底作业十分艰苦，进度也很慢，最艰难的时候有时只有两个人，一个在井上一个在井下，我经常是在井下，在零下二十多度的严寒中，身穿厚重的皮得勒，干到挥汗如雨时，皮得勒里热气升腾。一旦休息汗落时，就连里面的衬衣似乎都冻住了。虽然很苦但从来没想到退缩，更不曾被这难以想象的艰苦吓退过。沉重的劳动随时可能会出现的危险都动摇不了我们乐观的情绪。苦乐都在其中了。就连想家大哭也是一时的宣泄，过后仍是一派无忧无虑，一片晴空灿烂……反而在不惑之年回忆起往事时倒常常会产生出一种挥之不去的感伤……
我们付出了一个冬天的努力终于使这口井打造完毕，其水虽不算甘甜，但是浇菜地却足够了。我们用这口井浇出了足有足球那么大的疙瘩白（一种大头菜），白绿相间的大葱，鲜灵灵的水萝卜和金黄剔透的胡罗卜。但是却从来没有考虑过开垦草原种粮种菜会促进草原的沙化。
三十年后当我重返故地再次站在我们亲手打的这口井的井边时，它早已被牧民填埋，荒弃的土坑里散落着一些当年土默特的丢弃的鞋子破脸盆等废弃物，似乎在向人们证明着什么。我默默地站了很久，呆呆地望着这口曾流下我们知青汗水的井，仿佛又看到当年一群衣衫褴褛的知青挥动着镐头迎着冬日的风雪，奋力地开挖着眼前的这口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