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刚下乡的新鲜感过去之后，大家就开始想家、想学校、想念无忧无虑的学生生活，开始考虑前途问题。而当时正值宣传扎根农村一辈子的最盛期，人人感到前途无望。除个别想在政治上博点彩头、成为陈永贵式的“先进人物”的“假知青”在口头上宣布要当一辈子农民外，绝大多数知青，只要思维正常，肯定不愿意毕生去“修理地球”。
每个人小时都有过长大要当各种各样的社会栋梁的梦想，却没人会想到要当八亿农民中的一员。到不完全是歧视农民，而是传统观念所致。知青们与农民共同生活了一段时间后，对农民的境遇感受更多的是同情和怜悯。八亿之众的农民群众，理论上享有仅次于工人阶级的社会地位，实际上却连话语权都没有，知青们是看得明白的。
“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一个人的一句话，就剥夺了一代青年人学习的权利，打碎了他们儿时的梦想，从生活条件相对好一点的城市里被赶到相对闭塞落后的农村。而在不久前，他们还积极响应他的号召，狂热地起来造反，糊里糊涂地受人利用，干下了破坏文化传统，摧毁道德良心的坏事。到了文革后期，当那个至高无上的领袖意识到，这些“红卫兵”已经不容易利用了时，就决定让他们去接受“再教育”去吧。说是接受再教育，这些年青人实际是有家而不能回，跟监督劳改几乎没什么区别。
农村生活的艰辛，缺少文化生活，都让知青们的思想开始变化。当时各级革委会实际上正忙于夺权，根本无暇顾及这些20岁不到的年青人。与家人长期分离，无人安抚他们身体的伤痛，疏导他们心中的苦闷，知青们的精神状态陷入了一个低谷时期。
常到外地出差的人都知道，一个人与家人、亲朋好友分离的感情忍受期限最多100天，也就是3个月左右，超过这个时间之后，人就会感到一种心理上的难受。大多数知青已经离开家人近8个月，早就超过心理极限了，如果不是与同学们在一起，互相安慰，同病相怜，再加上傣族从未将知青当作什么再教育的对象，多少减轻了点精神负担，否则早就忍受不住了。
现在的人很难理解，要回家还不容易，买张车票不就行了？
当时，买车票要县知青办的证明和边境通行证。要办这些证件，必须有家里寄来的直系亲属病危、病故证明，或是县医院开据的本人已病入膏肓，需要到昆明就诊的证明。路上，至少有3个关卡要检查这些证明，其中一个，当年连日本鬼子都没打过去。
不少知青想方设法闯关冲卡，大都以悲剧告终。曾发生过知青躲藏在油罐车中闯关，被活活闷死的事。也有知青高估了自己的体能，想游过汹涌的怒江，惨死江中，连尸体都找不到。还发生多起想家心切的女生，被知青办那些披着军装的色狼借机侮辱的事件。更多的人想靠装病来骗取病退回昆明的证明：或由昆明的家长装病，找熟悉的又敢担风险的医生开假证明；或自己装病，骗县医院的医生。两种方法难度都很大，成功者极少。老地知道的人当中，只有糠麸装病成功。他的手法极简单但却极其痛苦，将碘酒涂在一支烟上，点燃抽完。当夜他即咳嗽不止，痰中带了大量血丝。第二天到县医院去看，医生听了听他的肺部，当即给开具了建议长期病休、回昆治疗的证明。他的成功事迹传遍全县，但却无人敢步其后尘尝试。
有不少知青控制不住当时如流感般传染的精神颓丧情绪，走入极端。到边境对面参加反政府武装当兵打仗，就是当时的一项选择。受当时“解放全人类”这类极左宣传的影响，许多知青抱着打赢了，就能掌握政权，一展抱负，打输了，就当革命烈士的单纯想法跑到边境那边去当兵，不少人从此走上了不归路。
老地和老龙曾经一时冲动，差点就去那边当兵。本来俩人已经约好了出走的日子，恰好头一天邻寨有个知青刚好从那边逃了回来，听他说那种反政府武装实际上跟土匪没两样，当官的贪赃枉法，而且搞的是一套比王明还左的路线，当地的人民根本不支持他们。如此一说，俩人才打消了去当兵打战的念头。
当农民固然差点，总比当土匪强。知青们只好抱着听天由命的心态，老老实实地继续当农民算了。
中秋节当晚，众人借酒浇愁，喝得晕晕糊糊的把小时玩过的游戏，比如斗鸡、斗牛、跳山羊、瞎子抓跛子、老鹰扑小鸡、丢手帕、跟我做等等，全都玩了一遍，输了就罚酒，直闹到东方发白，人人酩酊大醉。
这次中秋节是知青们在插队期间过得最疯狂的一个节日，以后过的几次中秋，以及元旦、春节、端午等其它节日，包括知青们自创的所谓“离家节”，都是随随便便地吃喝一顿完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