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2月24日，是胡适逝世60周年。为此本公号从今天起推出系列文章，介绍胡适生命的最后时刻。
因病住院，笑口常开
1961年2月24日，胡适与友人谈起长寿问题时说：“如果一个人能够长命百岁，却必须依靠别人才能生活的话，那还不如自杀。不过到了那时意志已经不清明了，怕又不能自杀了。”由此可见，他始终是把独立和工作放在生命的首要位置。
第二天，台湾大学校长钱思亮宴请美国密歇根大学校长韩奈，邀请胡适作陪。当天晚上7点左右，胡适出门时感觉有些疲倦，到达目的地以后便呼吸困难、出汗不止，于是钱校长立刻把他送到台湾大学医院。经过输氧、注射强心针等一系列抢救措施，病情才得到控制。26日上午8点半，胡颂平来病房看他，胡适笑着说：“昨晚可能要出大乱子，把你们吓坏了吗？惊动了大家，我心里不安。”胡颂平请他听从医嘱注意休息，他却说：“我对心脏是有经验的，我自己知道，你们不要怕。”
当时的医嘱是：不但不能说话，而且不能看书看报。为此他半是玩笑、半是牢骚地说：“不看报，不是剥夺我的自由吗？”于是当值班大夫蔡锡琴查房时，胡适便对他说：“蔡先生，我是有看书习惯的人。现在不看书，不看报，我就要想别的问题。想得整身都出汗，我觉得这样更吃力。……请你跟高院长、宋大夫商量商量，让我看些轻松的东西。”
蔡大夫无法作答，便默默退出病房。过了一会儿他又进来说：“我们并不是不给先生看书，先生是可以看书的。不过看书看报时都要用手拿着，手一动，就会影响静养的身体；可否让护士小姐拿着给你看，或者念给你听？”蔡还说：“每天暂以一份报纸为限好吗？”胡适向来不肯麻烦别人，他觉得让别人拿着给他看，于心不忍，也不方便，就没有再说什么。
2月27日，蒋经国、张群、王世杰、朱家骅等政要和田耕莘、牛若望等宗教界人士到医院慰问胡适。大家都劝他安心静养，尽量不要说话。
3月1日，杨亮功、陈雪屏、钱思亮等文化教育界的老朋友在王世杰家开会，讨论胡适的治病问题。大家一致认为，当务之急是再请几位心脏病专家做进一步会诊，以便确定治疗方案。3月3日，医院组织医生会诊，认为胡适患有两种疾病：一是心脏急性衰弱，二是冠状动脉阻塞；如今病情虽然得到控制，但随时有复发的危险。
3月7日，胡适对特别护士徐秋皎开玩笑说：“明天是3月8日，妇女节。这里的女监狱官可以释监了吧？”第二天，胡适给身边的人讲起担任中国驻美大使的往事。他说：有一次我到了纽约以后心脏病发作，无法回到华盛顿去。于是每天要办的事都让游建文来医院记下来，然后用电报或电话通知大使馆办理。建文每天到医院以后，用半小时左右就把事情办好了，剩下的时间便去追医院的张小姐，后来果然追上了。所以有些朋友说：“胡适之的心脏病，医好了游建文的心病。”说到这里，胡适便大笑起来。他还说：“后来我出院了，还是我给他证婚的。”
当时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也因病住院，胡适住在特一号病房，梅先生住在特二号。3月12日是个星期天，胡适让王志维把他想对梅先生说的话用录音机录下来，然后拿过去播放。不久，胡适收到台北某中学数十位同学的慰问信，这让他十分感动。经过一个月的治疗，胡适的病情有所好转。到了3月25日，胡适已经能够在床上坐起来吃饭。4月3日，他开始下床，并能在轮椅上坐半小时。这说明危险期已经过去。
4月13日，胡适与身边的人谈起“惧内”问题。他说在美国的中国人有个“惧内俱乐部”，提倡男人对太太要奉行“三从”、“四得（德）”的原则。所谓“三从”，是太太出门要跟从，太太命令要服从，太太错了要盲从。所谓“四德”，是太太化妆要等得，太太生日要记得，太太打骂要忍得，太太花钱要舍得。说罢他又开怀大笑起来，朋友劝他注意情绪，他却用杜牧诗句“人生难逢开口笑”来回应。
值得注意的是，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胡适就说过：全世界只有三个国家没有怕老婆的故事，这三个国家是德国、日本和俄国。因此他得出如下结论：凡是有怕老婆故事的国家都有自由民主的因素，反之则容易建立极权统治。对照后来的历史进程，我觉得胡适的这个结论既让人失望，又给人以信心。
4月22日上午11时，胡适病愈出院，许多记者前来采访。院长高天成向记者表示：胡博士在医院里曾做过20多次心电图，从最近的一系列检查可以看出，他的身体已经恢复正常，可以出院了。不过，出院以后还需要好好静养一两个月，不能多会见朋友，不能参加会议，更不能进行演讲。希望爱护胡博士的朋友和社会各界人士注意这个问题，为他创造一个良好的养病环境。
第二天，胡适在一份“启事”中感谢医院院长和医护人员对他的热情照顾，并表示“盼望这回病好之后，还可以有气力做几年有用的工作，来报答各位朋友的好意。”
因为工作，再次住院
11月6日，胡适应美国国际开发总署邀请，在“亚东区科学教育会议”开幕式上作主题演讲，演讲的题目是《科学发展所需要的社会改革》，其中提到必须承认东方文明中缺少一种真正的理想主义和真正的“精神”。第二天下午，胡适在台大医院复查时，发现心电图与脉搏与2月份发病前完全相似。为此医生要求他做到以下几点：一是要请特别护士，不要会见客人。二是饮食要淡，说话要少。三是在最近五天内完全休息，每天至少卧床12小时以上。
11月26日凌晨三点多，胡适突然觉得胸部憋闷，呼吸紧促，而且痰里带血。他起来喝了一杯白兰地，服了一颗应急的特效药，感觉稍好一些。随后他又住进台大医院，在紧急处理以后又进行会诊，医生们认为他的病情在一两个星期可能发生变化。三天以后，医生前来检查，看到各项指标都有进步，才缓了一口气。
进入12月以后，胡适有许多值得纪念的日子。这一年12月15日，是江冬秀的阴历生日。为此胡适准备了一付珍珠耳环和一只手镯作为生日贺礼，这让江冬秀特别高兴。12月17日是胡适70岁生日，因此蒋经国提前一天就代表父亲来医院看望，并说老蒋要给他好好庆祝一下。小蒋还说：等先生出院以后再定吃饭的日子吧。到了17日上午，前来祝寿的人络绎不绝。病房门前摆满花篮，其中陈诚派人送来的玫瑰大花篮尤其醒目。此外，北大校友会送来一只蟠龙瓷瓶，张群送来一本相册……江冬秀除了亲手准备寿桃寿面外，还送给他一只镌刻着“寿”字的金戒指。为了答谢大家，江冬秀在福州街临时住所摆了几桌酒菜，胡门弟子毛子水、杨亮功等40余人出席家宴。
两天以后，胡适开始下床活动，这说明他的病情有所好转。12月29日，陈雪屏、杨亮功、钱思亮、蒋复璁等人到医院与胡适商定，出院以后暂时在福州街26号住一段时间。另外，这一天是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的生日，胡适亲自到特二号病房向这位老朋友祝寿。
12月30日是胡适和江冬秀结婚44周年纪念。秘书王志维、胡颂平和护士徐秋皎送来一盒蛋糕。蛋糕上堆了两颗心，周围是几朵花。胡适本想切下来尝尝，但又于心不忍。为此他将蛋糕送回家中，并给夫人写了一封信：“这是王志维、胡颂平和徐秋皎三位‘警卫’今天送你和我的贺礼。请你们先尝尝，留一块给我罢。”
1962年元旦，前来探望和拜年的人络绎不绝，但只有极少数人获准进入病房。到了1月10日，胡适可以出院了，出院之前医生给他提出七项要求，我把它们概括为“约法三章”：1、每天上午做事不超过一个半小时，其中包括会客时间，且每人不超过15分钟。2、每天午休2小时，晚上9点半必须上床休息。3、饮食、用药、体检均按照住院惯例，不得随意改变。
宁鸣而死，不默而生
胡适出院以后，暂住福州街台湾大学的学人宿舍。1月21日，陈雪屏夫妇、毛子水、杨亮功等人前来看望，大家都劝他住到春节以后再回南港中央研究院。这一年2月6日，是旧历正月初二，蒋经国前来拜年，并代表蒋介石邀请胡适夫妇于两天后到士林官邸吃饭。2月8日中午，胡适夫妇来到台北士林官邸，与蒋介石夫妇共进午餐。饭后，宋美龄还送给江冬秀年糕和咸肉。这显然是江冬秀爱吃的食物。
2月14日，胡适接到吴健雄女士来信，信中说：“中央研究院每年开会一次，做院士的应该尽可能参加出席。……这一次回去最大的理由是探望你，其次是与在台学术界见面，能有余暇，乘机看看台湾风景，大概做五六天的耽搁。”同一天胡适致信张群：“本月八日士林官邸午餐时，我曾口头报告总统，中央研究院第五次院士会议定于二月二十四日举行，此次会议之主要任务为选举院士，除在台院士十四人外，海外院士能回国出席者，为物理学者吴大猷、吴健雄（女士）、袁家骝，有经济学者刘大中，共有四位。”
对于这次会议，蒋介石比较重视，蒋夫人对于女院士吴健雄尤感兴趣。为此，胡适希望蒋介石能够出席这次会议，并会见参加会议的全体院士。2月17日，胡适致信副总统陈诚，报告中央研究院第五次院士会议即将召开，希望他能参加并接见与会院士。2月19日，胡适接受《中央日报》和《新生报》记者的采访，披露了这次会议的准备情况。他说这次会议不举行开幕仪式，但当天下午将举行酒会来招待记者和院士们。随后，他着重介绍了吴健雄和其他几位海外院士的成就，其中有这样一段话：“吴健雄是我在中国公学的学生，她的成绩特别好，在我班上得了一百分。……在二次大战期间，她参加了曼汉顿计划的原子弹制造工作。她还是打破普林斯顿研究院两百多年历史的第一位女性。普林斯顿一向不请女先生，不收女学生，可是在大战时期，竟破例请她去教授物理学。”此外，胡适还介绍了吴健雄在实验物理学上的主要贡献，其中包括在实验室里验证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李政道的“宇称不守恒”定律。因此她被誉为“全世界最前列的女性物理学家”。
2月22日，吴大猷和吴健雄、袁家骝夫妇先后飞抵台北后，立刻前来拜访胡适。胡适在家里身着长袍欢迎他们。袁家骝是袁世凯的嫡孙，也是卓有成就的物理学家。吴健雄恭敬地问候老师之后，便风趣地对吴大猷说：“你是饶毓泰先生的学生，饶毓泰和我都是胡先生的学生，在辈份上说，你应该喊我‘师叔’的。”说罢大家开心地笑了起来。
1962年2月24日上午，中央研究院在蔡元培纪念馆举行第五次院士会议。早上8点半，胡适从福州街乘车前往南港。上午9点至12点，在胡适的主持下，大家选举出新一届院士。当天中午，胡适与大家共进午餐，随后，他从两点半睡到四点多钟。午休后处理了一些事务，便前往蔡元培纪念馆主持下午的酒会。
酒会从下午5点开始，胡适首先致辞说：“各位朋友，今天是中央研究院迁台十二年来，出席人数最多的一次院士会议。令人高兴的是海外四位院士也回国参加这次会议。中央研究院第一次院士是在大陆上选出来的，当时被提名的150人，选出了81位；现在一部分是过去了，有的沦陷在大陆，只有廿多位在自由地区。中央研究院在此恢复时，只有19位活着在台湾。”
在回顾共克时艰的经历之后，他才兴致勃勃地说：“我是一个对物理学一窍不通的人，但我却有两个学生是物理学家。一个是北京大学物理系的饶毓泰，一个是曾与李政道、杨振宁合作证验‘对等律之不可靠性’的吴健雄女士。而吴大猷却是饶毓泰的学生，杨振宁、李政道又是吴大猷的学生。排行起来，饶毓泰、吴健雄是第二代，吴大猷是第三代，杨振宁、李政道是第四代了。……这一件事，我认为生平最得意，也是最值得自豪的。”
随后，他请李济和吴大猷讲话。二人讲完以后，他又接着说：我去年在“亚东区科学教育会议”讲了二十五分钟的话，引起某些人的不满，对我进行文字“围剿”。我对这件事的看法是：“不要去管它，那是小事体，小事体。我挨了40年的骂，从来不生气，并且欢迎之至……”我在这里使用省略号，是为了避免删帖封号。其内容可以用“宁鸣而死，不默而生”来概括。
说到这里，胡适突然把话煞住，急忙说：“好了，好了，今天我们就说到这里，大家再喝点酒，再吃点点心吧，谢谢大家。”酒会在6点半钟结束，与会人士在欢笑中陆续离去。胡适慢慢走到袁家骝跟前，和他闲聊起来。没想到这时候胡适突然面色大变，他的头部与桌子一角撞了一下，然后倒在地上。这一突变震惊了尚未离场的人，连已经上了汽车的人，也都闻讯后返回现场。
这一意想不到的变故让周围的人手足无措。所幸医生们很快赶到，给胡适注射了三支强心针，并进行人工呼吸。经过一段沉闷的等待，所有的人都希望能够出现奇迹。然而到了7点25分，一辆出租车送来台大医院的主治医生，他在胡适的胸部听了一下，随即宣布胡适在十几分钟以前已经逝世。这一判断，让所有的人潸然泪下，中央研究院的职员们更是痛哭流涕。
文化拓荒与回国殉道
胡适逝世以后，遗体于第二天上午十时五十分移入台北极乐殡仪馆的灵堂。与此同时，治丧委员会也迅速成立，其成员主任委员陈诚，副主任委员张群、王云五、朱家骅、王世杰、蒋梦麟、黄季陆，委员于右任、莫德惠、梅贻琦、李济、罗家伦、毛子水、凌鸿勋、姚从吾、吴大猷、吴健雄、袁家骝、刘大中、蒋经国、郭挺以、萧一山、杨亮功、谷正纲等。总干事陈雪屏，副总干事杨树人。
胡适去世以后，台北一直下着大雨，丧委员会成员各界代表冒雨前往灵堂瞻仰胡适先生遗容。3月1日是公开瞻仰的日子，极乐厅的中央悬挂着胡适的69岁生日的巨幅照像。
遗像上方是蒋介石亲题的“智德兼隆”挽额，两边挂着陈诚的挽联：
开风气而为之师由博涉融合新知由实验探求真理
瘁心力以致于学其节慨永传寰宇其行谊足式后人
此外，灵堂里还挂满了挽联，其中罗家伦撰写的“为文化拓荒，回祖国殉道”，简要地概括了胡适的一生。此外还有很多，摘录如下：
立论重人权新月初升曾共仰
毕生治学术巨星殒落世同悲
——中国青年党
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
旧伦理中新思想的师表
——蒋中正
著作有千秋此去震惊世界
精神昭百世再来造福人类
——于右任
虚怀接物剖析今古问题发扬儒家恕道
实证穷源爬梳中西哲理的是科学精神
——王云五
谈苦撑待变述北美独立先生为在
提反对意见论南郭滥竽弟子心丧
——吴相湘
胡为乎来哉在争取人类自由世界民主
适可而去矣已获得博士十八弟子万千
——于润生
斯文有传学者有师道范长留公复何憾
天地文化盛衰之运哲人其萎我独怆怀
——凌鸿勋
学不厌教不诲夫子既圣矣
生也荣死也哀哲人其萎呼
——胡颂平
以科学救国功在文化
为自由献身名垂千古
——萧一山
为政治家易做思想家难先生鼓吹学术垂四十年遍地播种到处生根今虽已矣真不朽
以力服人易感人心折难世人怀念学人曷千百万中外景仰千古永志咋似浮云了无恋
——邓励豪
平生风义兼师友
一代文豪见兴废
——夏声涛
是新文化的先锋功在百世
为真民主而奋斗启发群伦
——李万居
大胆的假设——胡适之没有死
小心的求证——他死了会复生
——姚济之
鲲鸟遽归真仰一代完人绝学师传竟谁继
香江驚噩耗正九州傾洞河清人寿痛难谋
——张仪尊
…………
当天中午，蒋介石在张群陪同下前来吊唁。他向胡适遗体行三鞠躬礼之后，瞻仰了胡适的遗容。只见胡适安祥地躺在一张置有纱帐的灵台上，四周布满鲜花。这时胡祖望已从美国回来，蒋嘱咐他要劝慰母亲节哀，避免过度悲伤。
3月2日，老天爷哭了几天以后也停了下来。上午8点公祭开始，第一个公祭单位是总统府，由张群秘书长主祭。治丧委员会于9点半公祭，由副总统陈诚主祭。随后还有70多个团体行祭，其中包括美国、菲律宾、韩国、日本、土耳其、约旦、泰国、危地马拉等国驻华使馆。因为时间关系，有些单位没有宣读祭文。公祭之后是家祭，家属的哭声令人们悲戚不已。
正式盖棺以后，罗家伦、程天放、毛子水等人在灵柩上覆盖了北大校旗和一面国旗。下午2点50分，全体治丧委员会成员由张群率领向遗体行礼以后，旋即启灵向南港进发。由于送行的人很多，所以灵车在路上十分缓慢。到了中研院附近，民众在门前摆着祭品，以表达悼念之情。到了中央研究院以后，李济偕同仁向已故院长的灵位献花，祖望下车致谢。最后，胡适遗体安放在老会议室里面。
结束语
今天是胡适逝世60周年。回想上世纪六十年代，我从父亲的办公室里找到几本《胡适思想批判》，其出版者说明是这样写的：“对胡适派资产阶级错误思想的批判，是思想战线上的一场极为严重的斗争。这斗争现在已经初步展现了。我们为适应读者的需要，把报纸、刊物上发表的有关的文章陆续编印出版。这第一辑所收集的是一九五四年的文章，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的编排，基本上是按发表时间先后为序的。一九五五年一月”
第一辑的第一篇文章，是中科院院长郭沫若对光明日报记者的谈话。他说：“三年以前进行的‘武训传’的讨论，曾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可惜那时没有把这一讨论广泛地深入到文化领域的各方面去，讨论没有得到充分的展开。‘红楼梦’研究中的问题，应该是继‘武训传’以后，资产阶级的错误思想在文化学术方面的又一次暴露，由此可以证明，我们的文化学术并不是天下太平，没有什么问题了，而是存在着很大的问题。”他指出：“我们在政治上已经宣布胡适为战犯，但在某些人心目中胡适还是学术界的‘孔子’。这个‘孔子’我们还没有把他打倒，甚至可以说我们还很少去碰过他。”顺便说一句，前些年关于胡适是不是战犯的问题，可能与上面的话有关。
这就是我对胡适的第一印象。
到了八十年代以后，一个真实的胡适才逐渐展现在大陆读者面前。当时我刚刚调入山西省社科院，在泡图书馆的时候读到唐德刚编校译注的胡适英文口述自传，以及由台湾出版的《胡适作品集》。这两种书不仅让我对胡适有了正确了解，也让我找到自己的研究方向。随后，我曾经写过一篇关于问题与主义的论文，投往《青海社会科学》以后很快得以发表。信心增强以后，我又写了关于好政府主义的文章，投往中国社科院的《近代史研究》，却被退了回来。这两篇文章都与胡适的政治思想有关，现在回想起来，我对胡适的迷恋，某些人对他的忌恨，都与此有关。
进入九十年代以后，鉴于学术腐败愈演愈烈，我主要致力于随笔写作，并把主要兴趣拓展到胡适的朋友圈，以及以《大公报》为代表的民国报人方面。按照当时的规定，科研处对我的文章是不认可的。这时我就用学问是荒江野老素心人之事之类的古训，为自己打气。我甚至想，如果职称晋升被科研处的头头卡住，我就当烈士罢了。之所以如此，除了个性之外，主要是胡适给了我自信。
到了2009年，我应邀去台北参加“胡适与近代中国的追寻——纪念五四运动九十周年学术研讨会”，曾拜谒了胡适墓。我看到在墓碑上镌刻着这样的文字：“这个为学术和文化的进步，为思想言论的自由，为民族的尊荣，为人类的幸福而苦心焦虑、敝精劳神以致身死的人，现在在这里安息了！我们相信形骸终要化灭，陵谷也会变易，但现在墓中这位哲人所给予世界的光明，将永远存在。”面对这样的墓志铭，我不禁潸然泪下。我相信，这几句话表达了两岸民众的一致的心声和共同的愿望。
我今年已经76了，在日薄西山之际，总是拿胡适最喜欢的一句话来鼓励自己——远路不须愁日暮，老年终自望河清。这也是我面对如此环境，仍然坚持写公号的原因。
2022-02-2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