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5月上旬，谢泳收到天津大学邀请，说学校档案馆藏有大量校史资料，一直无人问津，想请他和丁东、傅国涌、智效民过去一趟，看看能否开发利用。这事是该校副校长主动与谢泳联系的，可见他对谢的认可程度。我当时的感觉是：官场上有这样的人，也是好事。
大概是5月11日吧，我从太原飞到北京，准备与其他三位朋友会齐以后再去天津。当时儿子租住在南磨房的一个老旧小区。我想帮他买房，便在第二天吃过午饭以后，驱车来到通州北关的一个中介机构。
刚一进门，只见里面的工作人员惊魂未定、十分慌乱。正在纳闷的时候，有人问我哪里发生地震？这让我莫名其妙。经对方解释，才知道就在几分钟前，他们感到强烈地震，都吓得跑了出来。我们因为正在开车，所以没有任何感觉。
那天晚上，我与谢泳、丁东在王府井附近的一家小馆子见面以后，自然聊起了白天的地震。当时我们都不知道震源在哪里，也不知道级别有多大。不一会儿，谢泳接到一个电话，说那位副校长要去教育部开会，原定计划只好取消。我不知道这件事背后有什么蹊跷，但是却想起自己报考天津大学的经历。
那是1964年高中毕业的时候，为了填高考志愿，我专门跑到山西大学与二哥商量。当时他是物理系学生，却对理科非常反感，所以竭力主张我报工科院校。
那一年的报考志愿分为重点和非重点两大类。在二哥的指导下，我把天津大学和太原机械学院（即现在的中北大学）当作两类院校的首选。仅此一点，就可以看出我们有多么幼稚。
中国自从洋务运动以来，在学习、追赶西方的过程中，始终有一种重技术轻理论、重理工轻文史、重经济轻政治的倾向。就国家层面来看，是目光短浅的实用主义；从个人角度而言，则是因为文科容易惹祸，比如1957年就是如此，这恐怕也是二哥让我考工科原因。但是他不知道，当年的工科院校基本上是保密专业，像我这样的人想上天津大学，比登天还难。
这种情况，与毛泽东1962年发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号召有关。受其影响，到了1964年高考的时候，政审特别严格。这样做的目的，据说是为了让“红色江山”一代一代传下去。
我当时在山西大学附中读书。该校本来是一所干部子弟学校，绝大多数学生都是根红苗正的红二代。即使如此，校方还是把团总支书记牛某调到教导处，在里面的小屋子里专门负责政审工作。
记得还在小学三年级的时候，老师让我们填一张家庭情况调查表，其中包括家庭成分和父母简历。我把调查表拿回家以后，父母在“家庭成分”的问题上犯了难，不知道该怎么办。我父亲是独生子，自从上世纪20年代到了省城求学以后，爷爷奶奶也离开老家跟了过来。到了土改的时候，因为我们在老家没人，就没有划定成分。
一开始父母主张填写“未定”，但又怕老师不能理解，于是母亲就说填“伪职员”吧。父亲一听就急了，坚决予以否认。后来我才知道，这个“伪”字是专门指汉奸的，而父亲自“九一八”以后就投入抗日救亡运动，参加工作后也一直坚持抗战，所以他对“伪”字特别反感。
经过反复斟酌，最后决定填上“旧职员”三个字。之所以如此，是因为父亲从抗日战争开始，就一直在二战区工作，后来是阎锡山政权的高级干部。为了与普通职员有所区别，只好加一个“旧”字。随后，父亲还在他的简历中把过去担任的职务毫无保留地填上。当时我虽然年纪很小，但看了那些头衔还是有点害怕。
尽管如此，诚实守信是我的家教，所以在那荒唐的年代，我始终把“旧职员”当作自己的家庭出身。即便深受伤害，也从未改变。
一转眼几十年过去了。当年报考天津大学落榜的人，却差一点成了该校的座上宾。这对政审是莫大嘲讽，对我则是一种肯定。从那以后，随着逆向淘汰的加速和生态环境的恶化，即便是这种可怜的肯定，再也没有出现。
2021-05-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