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文人与文人之间，也常打笔墨之仗，但归根到底，基本都局限在个体或小圈子范围。虽说激动起来，有时也帽子满天飞，但骂过了，也就了了。譬如郭沫若骂鲁迅是“封建余孽”“二重反革命”“法西斯蒂”，鲁迅则四两拨千斤，骂他一个“才子加流氓”。又譬如鲁迅斥责梁实秋是“资产阶级的乏走狗”，梁实秋就诬称鲁迅“收卢布”。又如鲁迅骂杨邨人是“革命小贩”，骂四条汉子是“奴隶总管”，这都不过是文学性的描述而已，在当年并不构成政治伤害。
这些骂人的帽子，从鲁迅这面而言，基本上是就事论事。而对手骂他的帽子，“反革命”“收卢布”，要么属于阶级敌人，要么属于里通外国，弄不好都会抓进监狱砍头的。
好在官方并不介入，所以骂归骂，骂完了，各人该干啥还干啥，一点都不碍事。
这样的对骂，到了1955年1月，出现了一边倒的批判胡适的思想运动。因为被批者缺席，批判者可以毫无顾忌，随心所欲，乃至无中生有信口开河，表现出一副无所畏惧的豪勇之气。
这其实也是一场思想改造运动，所有滞留大陆的文化人都在划线站队，纷纷表明态度，呈现出各种不同的面貌。几十年后回头一看，真是远近高低各不同。
1954年11月8日，郭沫若率先在《光明日报》发表题为《文化艺术界应开展反对资产阶级错误思想的斗争》的文章，吹响了批判胡适的战斗号角。
随着幕布的拉开，一场针对远在美国的胡适的批判运动，在国内迅速展开。
这场声势浩大的批判持续了整整一年时间，到1955年10月，国内各主要媒体，一共发表了超过三百篇批判胡适的文章。这些文章的作者，都是大名鼎鼎的知识分子，他们不是胡适的朋友，就是胡适曾经的同事和学生。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在网上查到所有人的名字，排列起来，是很长很长的一串。陷于篇幅，我们就不列举了。
运动结束后，三联书店将这些人的文章加以收集汇编，出版了一部《胡适思想批判》，共八大册，约三百万字，收录文章173篇，涵盖作者164名。有接近一半的批判文章，因不合要求，未选入汇编。不知落选的作者会不会深感遗憾，而入选汇编的作者，又会不会深感庆幸，沾沾自喜？
和响应号召，积极配合或被迫批判的人相比，有一群保持沉默的知识分子。这些人包括钱钟书、周作人、吴晗、千家驹、陈衡哲夫妇等，他们坚持不对胡适落井下石，保持了学人的操守和做人的底线。
钱钟书说：“如果我们没有了说话的自由，至少我们可以沉默。”他和其他少数人一道，以沉默的方式，维护了学术的尊严，也保住了自身的体面。
同样保持沉默的还有周作人。他瞧不起丧失自我而跟风投机的嘴脸，他说：如果为了投机而骂胡适，那就可鄙了。
在所有人中，最值得钦佩的是那些坚决反对批判胡适的知识分子，这些人虽然凤毛麟角，却最能彰显读书人的铮铮铁骨。
容庚是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1949年之前，他与胡适和俞平伯等人围绕《红楼梦》研究，曾有过非常激烈的辩论。但当绝大多数知识分子一窝蜂地批判胡适时，他却公开表示反对。
在反对批判胡适的人中，陈寅恪先生最为著名，他是1949后始终高举“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旗帜的知识分子。他看不惯那些趋势善变的人，始终抱定固有信念，不仅不批胡适，还公然为他辩护。
刘节教授是陈寅恪的弟子，深受陈先生的影响，学问、气节、人格兼而有之。面对群起而攻之的浪潮，刘节直言：批判胡适，搞坏了学风，将来是要后悔的。
与胡适终生友好的陈莎菲和丈夫任思永，也决不批判胡适。非但如此，他们还通过在美国的女儿与胡适保持联系，与其他北大旧人冯友兰、金岳霖等人与胡适划清界限形成了鲜明对比。
2023-12-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