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的“长水河”是上海六十一中学的，原来我们是一个区的。1965年参加国庆游行，我们学校队伍前面就是六十一中学，头上套着自己扎的点缀绿色花朵的圆环，手持绿色枝条，红领巾方队在《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的歌声中前进，走过主席台前，还得适时举臂呼喊“好好学习，天天向上”。除了每天在自己学校操场演练，还有全区少先队合练、全市合练，折腾了好长时间。
“长水河”也在那游行队伍中吗？如果是，那我们40年前肯定就见过面了。
“十一”那天早晨四五点钟就在福州路上集合待命，而在“人民广场”亮相，也就几分钟，付出这么多功夫，心里觉得挺冤的。远远见到主席台上的市长曹狄秋，再后来见到他，已是1967年一月的南京路上，在“中苏友好大厦”的后门。变成“大叛徒”的曹站在高高的修理马路架空线的红色升降车上，被穿着军大衣的“红革会”还是什么造反组织揿着脑袋游街，凛冽寒风中，曹满头白发飘飞。
1969年后“长水河”在黑龙江，我在吉林，同在东北，只是在黑龙江农场是国企职工，在吉林插队只是社员小农，档子大不一样的。
我所在生产队的19个知青，来自两个区的5所学校，外号“狗熊”的Z就是来自六十一中学。Z胖墩墩憨厚样，讨人喜欢。六十一中学的特长是游泳，所以出来的学生都是一身“壮肉”——看“长水河”的旧照也是如此吧。Z说话慢条斯理，干活也稳稳当当，常因外号被老乡取笑，狗熊也不急不恼，不得已有时也表现一下，要从别人手里抢重活干，别人让了他，狗熊大惊：你真给我啊？我随便说说的！
Z长时间外出做民工，在四平附近的“牤牛哨”铺设石油管线，回来的时候，已是满嘴黑话，切口、隐语、顺口溜，滚瓜烂熟，可以和老乡开仗对话了。
狗熊最喜欢引用的“最高指示”是：人是要有点阿Q精神的。大家颇怀疑指示的真伪，而狗熊又拿不出确切的出处来历，只是一味坚持，于是常常发生舌战群儒的场景。狗熊不以为然：你们不就嘴多嘛，我没听见，嘴多等于没嘴。
狗熊后来抽调到四平，恢复高考后又听说考入武汉的什么水利大学，再无音讯。
1971年1月我上调工矿，下午从公社到几十里外的范家屯镇医院体检，途经“高台子”5队，那里的知青就是六十一中学来的。东北的冬天，夜来的早，百姓也只吃两顿饭。我啃着苞米面大饼子，喝着高粱米粥，挤在绰号“橄榄”的被窝里过夜。我和5队的知青根本就不认识，也从来没见过面，第一次见面没有多余的话语，却似相识了许久。
第二天离开5队集体户去范家屯，尚未出村，一条大黄狗不声不响从背后扑来，撕咬住了我的棉裤，我回身奋力踢腿，那狗喉管里发出“呜呜”的低吼，一次次扑来，和我一同行走的知青颜，捡起土坷垃，冲上来驱赶。
六十一中学的“橄榄”和颜就留在了我的记忆里，只是他们长什么模样，真的已经记不起来了。
高台子5队的C后来成了我的同事，我们一起到了公主岭，在同一个工厂，在同一个车间。
后来我回忆在公主岭工厂的那段日子时，外号“麻花”的C是厂里的“四公子”之一。我是这样说C的：“体态富足，潇洒倜傥，挥洒不羁，时尚入流。评说时政，有真知灼见；指点江山，有海派遗风，人称‘尤瓦那王子’。中学时代专攻泳技，尤擅蝶泳。1976年，公子落难，因所谓‘总理遗言’，被公安追查，时为怀德县第一大案……”
麻花家庭出身“私方代理人”，很奇怪的名称，小镇人实在搞不清楚，当地“阶级阵线”分明——贫下中农与地富反坏右，连对“职员”身份也迷惑不解，别说什么“代理人”。我也是慢慢搞明白的，1949年，大批工商业主“逃”往香港，留在大陆的企业就有后来被共产党戴上“私方代理人”帽子的亲信管理。中共官方的非正式解释：“私方代理人”比“资产阶级”罪孽少一点，比“小业主”罪孽多一点，还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的“剥削阶级”。
C的脾气，吴语称之“海威”。麻花有家底，得遗传，先天种气足，后天营养好，阔面大耳，挺着肚子，即使穿起橡胶围裙，戴上长长的橡胶手套调到电镀车间的干活，身上淡淡地有了股酸酸的什么化学溶剂的味道，还是神气活现，谈笑风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