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五、六月间，毛泽东接见了开明绅士刘少白并对他说：“中央决定要实行土改，你回去后将你家的土地全部献给农民，起个带头作用。”
刘少白当即电告兴县政府要求献地，回到家乡后他又说服弟弟刘象坤，将全部土地以及一处四合院和上百棵树捐献出来。为此，《晋绥日报》在1946年8月13日以头版头条位置刊登了《刘副议长及其胞弟向农民献出房屋》的报道。
即便如此，刘氏兄弟在土改后期仍然遭到残酷斗争和彻底清算。
1947年9月2日，《晋绥日报》在一篇通讯中使用了三个小标题：“吃租放债养打手，刘象坤行凶霸道数十年”；“廿五年红军东渡前后，刘逆勾结反动军队杀害人民”；“逼群众修反共工事，乘机大肆敲诈贪污”。
文章说，刘家在抗战前有一千多垧土地，吃租放债，设局开赌、调戏妇女、欺压百姓、无恶不作。红军东渡时，刘象坤以“防共”为名，直接杀害7人，以告密方式出卖36人。他甚至不允许被害人的家属去上坟。文章还说，当时刘象坤是“汉奸阎锡山”的村长，为修反共炮台贪污了两千多斤洋灰（即水泥，当时一斤洋灰与一斤白面等值），还有独吞民工工资、工具等罪行。
到了8月26日和27日，兴县黑峪口的八个自然村召开千人大会，斗争了“罪恶滔天”的刘象坤。据说会场上摆着皮毛、绸缎、元宝等物品，还捆绑着一伙地主恶霸。刘象坤被围在中间。
为此《晋绥日报》报道说：新政权成立后，刘象坤依仗他哥哥刘少白，依旧作威作福、横行乡里，甚至发展到“破坏政府法令政策，抗交公粮，抗做军鞋，不服抗勤，贩运大烟，走私漏税，无所不为”的地步。
9月9日，《晋绥日报》以《清算大地主刘象坤的群运是怎样发动起来的》为题刊登一则通讯，介绍了斗争刘象坤的经验。该文说，黑峪口是黄河边上的一个市镇，当地群众大多从事贩运，或者在皮匠、木匠、铁匠、水手、脚夫、吹鼓手等行当谋生。土改工作团是当年6月到达这里的。一开始，他们进行入户调查，“从三代算起，主要方式是本人谈，每户写成材料，相当长时间用在‘了解情况’”方面。然而，越了解情况，情况就越复杂，群众也越不好发动，工作团的“一些同志”对那些油腔滑调、“到处贩卖跑打”的人产生怀疑，“说这里正正派派的劳动农民没几个”。后来，工作团改变了单纯依靠贫雇农的作法，把上述各行当无地缺地的人都当作基本群众，然后选出24个土改代表，领导大家挖穷根，吐苦水，这才“把最大最普遍的仇恨”集中在刘象坤身上。
2004年初夏，我在已故的降大任先生引荐下，拜访了已经退休的中共忻州市委宣传部部长白建华。白先生是兴县黑峪口人，土改时十七八岁。他说他小的时候，黑峪口因为是水陆码头，可谓商贾云集，经济发达。他举例说，当地生产的一种豆腐干，由于加工精细，口感特别好，后来就再也不见了。另外，由于刘少白、牛友兰在当地兴办学校，传播新思想，人们的文化水平和文明程度相当高。
他还说，那时候真是邻里和睦相处，居民安居乐业。老百姓婚丧嫁娶，从不大操大办。如果谁要铺张浪费，就会被大家耻笑，认为是封建思想作怪，老顽固、老落后。白先生还说，刘家兄弟为人和善，是远近闻名的老好人。刘象坤虽然没有出去，却让他儿子刘武雄在1932年就参加革命。
2005年月1月3日，《山西文学》副主编鲁顺民也采访了白建华，并在当年第10期《山西文学》发表了《“左”倾风暴下的黑峪口》一文。文章引述白建华的话说：斗争刘象坤的“那一天，行政村8个自然村的群众几千人都来开会，会还没有开了一半，刘象坤就被众人你一拳我一脚，你一捧（应为‘棒’）子我一石头给活活打死了。贫农团都是些年轻后生，力气大，下手狠，打人的声音听得清清楚楚，我当时在场，人多，等明白过来是怎么回事，人早就躺在地上没气了。”
白建华还说，刘象坤被打死后，正好他的儿子刘武雄开除公职，从蔡家崖回来了。刘武雄回来后就碰上批斗大会，他连家都没有回，就直奔会场而来，并上台讲了一番话，“大意是他受他恶霸老子的连累，现在决心要和刘象坤划清界限。”随后，他“跳下台来，从民兵手里接过一把刺刀，冲他老子尸体胸口上捅了两刀。”
斗争大会结束后，刘象坤的尸体被人用绳子拖着，扔进了黄河。需要补充的是，当时主持会议的是土改工作团团长段云。这个人曾经以中共晋绥分局研究室主任的身份主持拟定《怎样划分农村阶级成份》，后来担任新政权的国家计委副主任。
2020-12-0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