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1934年，上级认为他没有什么指挥能力，不能胜任联队长职务，干脆将他调出部队，担任东京陆军幼年学校长，成为一群军国主义孩子的头。由于上级也觉得此举有点过分，赏了他一个少将军衔。
不过，阿南也有着自己的优势。阿南惟几这个人最大的特点是勤恳，又善于学习，更善于结交，对朋友和上司都很好，军中口碑颇好。甚至连天皇裕人本人和他的皇后都对他另眼看待，认为这是一个重道义的好军人，皇后身边的女官们都对他赞不绝口。这样熬到1938年，他没有立下寸功，反而升职到中将军衔。
没想到，迟钝的性格让他又惹祸上身。当年时任陆军省人事局长的阿南惟几，又对秩父宫雍仁亲王（军衔大佐）主持参谋总部的工作不满，发了很多牢骚。秩父宫雍仁亲王虽然是个小人物，却是天皇的弟弟。阿南因为久在宫廷活动，知道此人无能力，只是靠着皇亲国戚的身份耍威风，于是经常对他进行批评。由此当时陆军大臣板垣征四郎，对不识时务的阿南惟几忍无可忍，将其赶出日本，发配到中国山西的109师团担任师团长。
109师团是一个特设师团，战斗力在日军中属于最差的几个，担任这个师团长实在不是什么美差。好在当时山西大的战事已经停了，这样又耗了一年时间，阿南没有什么出色的战功。
到了1939年底，他的宿敌板垣征四郎被解除陆军大臣职务，畑俊六继任。军国主义头子畑俊六对阿南惟几的强硬军国主义立场一直很欣赏，给予他重用（阿南惟几在日本投降时候切腹自杀，而且拒绝副手砍头减少痛苦，采用传统的方式缓慢死去，前后花费了2个小时）。于是阿南惟几在1939年底被召回东京担任畑俊六的副手，陆军次大臣。1941年3月，畑俊六正式被任命为侵华日军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阿南也连带升级。畑俊六在南京上任以后，多次向军部举荐自己的副手阿南惟几。
到了4月，第11军司令官园部和一郎因为上高会战的瞎指挥，被解职。新上任的陆军大臣东条英机就顺水推舟，让阿南惟几接替11军司令官的职务，畑俊六对此也是非常欢迎的。
阿南惟几上台以后表现还可以。11军曾经对长沙进攻过两次，第一次长沙会战指挥者是老辣的冈村宁次。
冈村宁次采用兵力分击合进的战略，集中18万大军，从江西西部，湖南北部，湖北南部三个方向出兵，对长沙以北的国军进行合围，目的在于歼灭国军第九战区主力并且占领长沙。
结果薛岳巧妙的采用天炉战术，通过有计划的阻击和撤退，给冈村造成相当的损失和消耗，然后等待其疲惫无力赶到长沙以后，集中几个军主力进行反攻，第九战区各部进行合围，重创日军。
不过，冈村宁次也不是傻蛋，他赶到长沙城下以后，就发现长沙以南有国军重兵部署。冈村发觉形势不对，顾不上攻击长沙，全军仓皇后撤，薛岳立即部署围攻。
结果虽然围攻期间也给日军造成相当伤亡，毕竟日军退的较早，没有被国军击溃。
所以第一次长沙会战的胜利者是国军，日军既没有歼灭国军主力，又没有占领长沙，自己伤亡又很大。
由于冈村宁次指挥较为厉害，日军的伤亡算不上伤筋动骨，却也被歼灭了2万多人。
第二次长沙会战就是阿南惟几刚刚上任以后指挥的，此战日军打的比第一次要漂亮。
阿南惟几一改冈村宁次将兵力分散开，然后多路合围的方法，采用重兵聚集一起，然后从湖南北部一点出发，齐头并进南下的方法。
之前冈村宁次分散兵力，虽然对合围歼灭国军有着极大的帮助，却由于各部兵力薄弱，经常遭遇数量占优势的国军层层阻击，进展较慢，伤亡较大。如果能够合围国军，就是辉煌的胜利，但如果不能合围，之前的牺牲就都是白费的。
阿南惟几此战将四个主力师团12万大军聚集在一起推进，一旦遭遇国军拦截，立即集中1到2个师团猛击国军某个军。
这种作战方法的效果明显，因为当时中央军一个军的战斗力只相当于日军一个旅团甚至大半个旅团，现在日军以1个师团攻击，战斗力超过国军数倍，国军自然挡不住。
所以在很短时间内，国军防御阵地的几个军在遭遇优势日军猛攻下，纷纷被击破，向后撤退。甚至最厉害的74军在日军2个师团围攻下，也支持不住，2天后突围撤退。
日军甚至在9月28日短期占领长沙。
但日军仍然解决不了长驱直入的补给和伤亡问题，占领长沙以后，军队已经失去继续进攻的能力。
此时薛岳指挥第九战区各部开始反攻，第五战区又在宜昌一带发动反攻，重创日军，一度差点收复宜昌，阿南惟几赶忙下令放弃长沙撤退。而国军由于主力部队的几个军都被击退，所以此次围攻的部队兵力相对较少，战果也有限，大约是1万多人，由此第二次长沙会战结束。
第二次长沙会战日军打的相对较好，这主要是日军改变战术，而国军应对的较慢。
由于薛岳没有预计到日军一反常态的将4个师团集中在一起使用，所以没有及时应对，加上日军破译了第九战区的通讯，对于薛岳的部署完全了解，导致长沙的失陷，第九战区几个军都被日军短时间内围攻击退，伤亡是比较大的。
只是，这种打法存在严重的问题，也就是难以彻底歼灭国军的主力部队。
冈村宁次的打法进展较慢，但一旦成功，就可以围歼国军的主力部队，给予歼灭性打击。
而阿南惟几这种打法，难以合围国军大部队，最终只能给予当面猛攻将其短时间内击溃。
对于国军来说，他并不怕击溃，因为损失百分三十甚至五十也不要紧，后方兵员补给充足，几个月后就能恢复部队的损失。
国军害怕的是围歼战，如果部队成建制的被歼灭，光是军官就补充不了，以国军的恢复能力绝对需要一年以上时间才能重新复原，况且就算复原了，新部队战斗力和老部队也无法相比。
所以表面上阿南惟几在第二次长沙会战打的比较好，实际上这种打法只是战术上的胜利，无法改变第11军和第九战区长期对峙的局面，也无法改变日军陷入湖南战争泥潭的局面。
话虽如此，第二次长沙会战中，国军毕竟伤亡较大，歼灭日军较少，长沙也一度失陷，总体来说国军在战术上是占了绝对的劣势，仅仅战略上获得了胜利而已。
第二次长沙会战结束仅仅2个月后，由于日军南下进攻香港，所以阿南惟几又发动了第三次长沙会战。
对于此次会战，阿南惟几志在必得。2个月前他刚以不多的伤亡占领了长沙，还在短时间击退了包括74军在内的多支国军精锐，在他看来薛岳是手下败将，没什么了不起的。
更何况此时的第11军由于日军补给能力惊人，战斗力没有什么减弱，而国军补充能力低下，第二次长沙会战中伤亡较大的几个军在2个月内显然难以完全恢复，以防御长沙的第10军为例，他的主力预备10师每个连士兵不过50多人。
更重要的是，此次根据情报第2军，第4军和第74军三支劲旅又全部离开第九战区南下，国军力量更是削弱的厉害。
在这种情况下，阿南惟几认为胜利是必须的，甚至是胜之不武。
不过，日本军部给他的命令只是牵制性进攻，只要能够让第2军，第4军不能及时赶到广东省，等到日军占领香港就可以了。
日军预计占领香港最多一周时间，所以11军根本没有必要深入长沙附近进攻。
第11军于12月10日在武汉的司令部召开战前会议，由参谋长木下勇制定了作战计划。
木下勇认为既然是牵制性进攻，没有必要打的时间太久，也没有必要南下距离较远。根据情报显示，当时防御第一条防线，也就是新墙河防线的国军为第20军和第58军，防御汨罗江的为37军。
木下勇认为，此次只需要渡过汨罗江，击溃37军即可，正常来说这也需要一到二周时间，而此时香港的作战应该结束了，至于再渡过捞刀河进攻长沙也就没有必要，毕竟是牵制作战。
根据国军的部署情况，这一线只有4个军8万人，加上有可能增援赶到的国军不会超过10万人，木下勇认为出动10万大军就已经稳操胜券。
所以，此次日军调动的部队为第3师团，第6师团，第40师团这3个师团，另外还有独立混成第9旅团，独立第14旅团，共3个师团又2个旅团，加上海军和空军共12万大军。
进攻定于12月22日开始，预计2个星期时间，大军渡过汨罗江歼灭37军就立即返回，携带的弹药和补给也只能维持2周的作战。
事实上，如果第三次长沙会战按照木下勇的计划去实施，日军是立于不败之地的，最惨的结果只不过是打不到国军部队，但至少顺利完成了牵制任务，自己不会有什么伤亡。
只是后来阿南惟几擅自改变了计划，才得到了一场结结实实的大败仗。
日军各部都向作战地区集结，与此同时，薛岳也很快收到请报。
薛岳改变了战略，以柔克刚，摧垮日军
日军在我国作战，一举一动都在国军的监视之下，所以第11军刚刚开始调动部队，相关情报立即传递给第九战区司令部。
指挥官薛岳虽然认为日军很快会发动第三次长沙会战，但也没有想到日军行动如此之快。
当时第二次长沙会战刚刚结束2个多月，日军的补充能力再强，也有一定数额的兵员和物资没有补充完毕，照常理来说进攻至少会在3到5个月之后。
大量的情报却证明日军立即就要进攻，诸如日军空军不断对新墙河、汩水、长沙地区进行侦察。紧急抢修南昌的新、旧机场和岳阳北岸的白螺矶机场；大量运输舰满载油料、弹药开向白螺矶；江北的部队沿粤汉路北段向岳阳地区集中；修复平整岳阳以南至新墙河北岸的公路；赣北日军突然大规模减少等等。
由此，薛岳下令第九战区进入临战状态，准备和日寇决战。
对于第二次长沙会战的失败，薛岳是极为耿耿于怀的。由于此战日军突然改变战术，一反常态的用优势兵力进攻国军某个军，薛岳是万万没有想到的。因为日军从七七卢沟桥开始，基本都是以劣势兵力对付国军优势兵力，比如打台儿庄，也不过是二个旅团约3万多人分两路围攻，台儿庄守军则有国军15个师，10万人。为什么这么打？主要日军的火力强大，虽然他只有1万人，实际火力相当于国军2，3万中央军，4，5万军阀部队。换句话说，进攻台儿庄日军虽然只有3万人，但实际火力上至少相当于军阀部队10万以上。
日军以各种重装备对付只有土造机枪，手榴弹，步枪的川军这种部队，1万人只要指挥得法，击溃川军5倍甚至10倍兵力没有任何问题。这就等于是解放军正规军打地方民兵一样，根本不是一个水平线。
所以，薛岳做梦也想不到，日军居然会集中两个师团对付国军区区一个军。日军改成三单位师团以后，甲种师团仍然有2万兵力，乙种师团也有1万5000左右兵力，而国军一个军不过2到3个师，1万多人顶多2万。也就是说，日军以3万5000到4万人，攻击国军1万多到2万人，这是以往绝对不存在的。因为在冈村宁次时期的11军，曾经宣称1个大队可以对付国军1个旅，1个联队可以对付国军一个师。而1个联队不过3000多人。
正是由于日军突然改变战术，薛岳措手不及，没有及时应对，导致国军几个主力军接战1到2天就支持不住撤退。连74军在日军2个师团夹击下也支持不住，撤走了。号称泰山军的第10军，在金井也就支持了1天而已。
这样导致长沙以北原本卫戍长沙的部队大部分南撤，长沙无兵可用，最终丢失。虽然薛岳立即组织部队反攻，收复了长沙，并且也歼灭了日军1万多人，但薛岳损失超过4万，在他认为，这显然是一场打的很不好的仗。
所以，此次薛岳巧妙的调整了战术。
他认为在野战中，国军以绝对劣势装备，一个军几门火炮和简易野战工事，想要对抗日军重兵集团，是相当困难的。一旦日军以优势兵力猛攻，哪怕74军也抵抗不了。
所以，此战薛岳认为必须放弃在野战中坚持死守，而应该坚守长沙，株洲这样的城市，通过城市的防御战，给予日寇阻击和重创。
日军的炮火可以轻松摧毁国军的野战工事，但难以短时间内消灭国军以城市为核心的坚固防御工事群。
有上高会战的例子在前，城市战是消耗日寇的最好方法，自然，前提是要有强有力善于防守的部队才行。
同时，决战地点不能像第二次长沙会战一样设定在汨罗江以南，而是应该继续南移，移到捞刀河和浏阳河一线。
日军的兵力战力强大，杀到汨罗江以南一般只需要4到5天时间，不会有太大的消耗，还保持着很强的战斗力。如果擅自同其决战，就是以弱攻强。
第二次长沙会战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此。
所以，决战地点应该继续南移，以最大程度消耗日军的战力和补给。
此次薛岳的战略和第一第二次长沙会战的战略大体一致，也就是著名的天炉战术。
首先将新墙河到长沙一线所有的道路交通破坏，让日军机械化和摩托化的优势无法发挥，让他重武器和后勤运输陷入困境。发动民众坚壁清野，让日军无法在战区获得补给和情报。组织一股部队在民众配合下进行坚决的游击战，不断骚扰日军后勤补给线。总之，让日军的重武器运输和补给线都瘫痪。
其次，通过新墙河，汨罗江，捞刀河三条防线进行防御，最大程度的杀伤消耗日军的有生力量和弹药。但各部不要死守，一旦防御不住就立即作有计划的撤退，而且不要向南方撤退，而是向东南两翼的山区撤退，以准备后期的大反攻。
再次，通过长沙，株洲等城市进行重点防御战，投入精锐部队，以最大程度的阻击日军。
薛岳预计日寇经过层层阻击和成为荒野的战区杀到长沙，不但补给弹药几乎耗尽，兵员也会伤亡惨重，不可能长时间的进攻作战。只要长沙能够坚守住几天，就可以彻底扭转战局。
最后，等到日寇在长沙城下筋疲力尽，被迫要撤退的时候，国军战区的预备部队以及之前撤退到两翼的主力立即一个追一个拦，四处进攻日军。此时日军已经是强弩之末，在四面围攻下必将遭受惨败，伤亡巨大。
总体来说，除了以长沙作为重要据点死守以外，薛岳的部署没有太大的改变，事实证明，这是非常成功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