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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萨说史34:意志的胜利——绥远大捷

老萨的历史真相档案之三十四

序幕

在1937年之前,1931年九一八以后,国府的既定战略还是先安内后攘外。

当年中日两国军力国力相差巨大,关键还在于中华民国内部还不统一。国民政府在1931年九一八后,仅仅完全控制安徽,江苏,浙江,河南,湖北,江西六个省份,当时中国的华北,西北,西南,西北还有东北的十多个省全部由新军阀控制。

最北的东北用奉票,最南的云南用滇票,全国各省使用的不同货币就有十几种。在1935年国府试图在华北推行全国统一货币法币,地方军阀激烈抵抗,还差点搞出河北独立的事情来。不但国家没有统一的货币,甚至连度量衡(江苏和浙江两省的一斤可以差十倍)也没有统一。如此现状,如何团结抗日?

如果中国的实力比日本强大十倍,即使全国分裂说不定还有可能获胜。现在正好是相反,就算中国完全统一,实力也只是日本的几分之一,国内军阀和日本勾结的也极多。如果贸然和日本全面开战,输是必然的,不存在任何获胜的可能。

就像后来抗战时期周恩来告诫蒋介石的那样:明朝之所以失败的如此之惨,并非实力不及,其实大明虽然已到末年,经济实力,国力都是满清数倍,军力虽然稍弱,全力自保也尚勉强。之所以在短短几年迅速亡国的原因,主要是大明皇帝被闯贼逼死以后,全国失去统一的军事指挥。闯贼和其他反叛军,加上大明各省武装分头抵抗,虽然总兵力也有近五六十万,但是分散成数十股各自为战,普通一股不过数千人,最终为清军集中数万的优势兵力各个击破。

所以,当时国府的战略很简单,一方面集中主力,全力将日本抑制在长城以外,防止其进入华北地区,一方面全面进行国军军事备战准备,同时消灭地方割据势力,统一全国。

在备战方面,国军利用红军长征的一年多时间,不但将封锁六大苏区中的五个,还包围陕北苏区,把红军从总数50多万打成7万人,还收复和半收复了中国南部和西部的近十个省份。在1935年末基本将红军主力合围在陕北以后,国军方面开始全部建军计划。陆军整理处成立以后,计划从1935年到1938年利用德国希特勒的军事物资,装备全德械60个师,80万新式陆军。这些部队装备大约相当于德国陆军的轻装二类步兵师,战斗力虽然无法和德军相比,但是也不比日军乙种师团相差多少。可惜日本和德国逐步走近,加上1937年抗战就爆发,最终只编组了56个师,而且从德国定购的武器,还有绝大部分没有运送到。

在抑制日本方面,从1931年九一八以后,国府集中主力进行了四次大规模的局部会战,分别是热河会战,长城会战,128淞沪会战和今天要说的绥远会战。

热河会战还是在张学良的地盘上,所以只能由张学良指挥。但是由于张学良的保存实力和指挥的无能,驻守热河的东北军和热河汤玉麟军几乎没有作战就全军溃败,部分热河将领阵前倒戈。日军数万主力如打猎一般在热河迅速推进,几乎没有遇到超过2天时间的激烈抵抗。稍后100多名日本侦察骑兵部队进攻热河省省会承德。承德的汤玉麟临阵扔下部队逃走,防卫热河两个旅也随即全军崩溃。堂堂两个旅驻守的省会被100多个日本骑兵占领。此战张学良遭到各方面的强烈指责,被迫下台去欧洲戒毒,汤玉麟被蒋介石下令通缉。

热河会战溃败以后,日军和伪军十多万主力直逼长城一线,长城会战爆发。此时东北军全线崩溃,无法有效作战。国府无奈,迅速集中包括11个师的中央军在内的,晋军,西北军,东北军,地方武装共25万人在长城一线和日军血战三个多月,以极为惨重的伤亡,死死把日军挡在华北长城以外。

在上海,日军为了分散国际注意力建立伪满洲国,同时打击国民政府政治腹地江南,发动了128事变。国军集中包括中央军嫡系部队第五军和粤系的十九路军在内的十万大军,在上海和数万日军主力激战数月。最终也把日军挡在上海内,没有能够向南京再前进一步。

三次会战虽然大体还可以,但是中国军队面对日军精锐部队,作战无不是节节失利,伤亡都是日军的数倍。在日军现代化海空陆军的联合进攻下,仅仅两条腿一支步枪的国军实在无法有效作战。说句难听的,国军几乎是用巨大的人员伤亡弥补装备和训练的巨大差距,几条命换他一条命。防守中,阵地上就是用人数弥补枪械火力不足,在日军密集炮火打击下,火力微弱的国军造成不了进攻日军的严重伤亡。只能一个连死光了马上补充一个连上去,这个连也死光了再补充一个,直到全部死光才后撤。进攻中,就是用人海弥补火力不足。对付日本一个连,我们用三个连夹击才能勉强实现火力的平衡。面对日军优势火力,我们损失二个连,消灭他一个连。

三次会战,除了热河会战是大败以外,长城会战和上海会战从战略上来说,基本实现战前目的。但是从世界军事角度来看,中国无疑都是战败了。

而今天所说的绥远会战,才是中国1937年之前抗战历史上唯一一次全胜。

绥远

首先说下绥远吧,当时中华民国版图上并没有内蒙古自治区。原本内蒙古的区域主要划分在四个省内,在东北部分在热河省内,其他几部分分别划分在察哈尔省,绥远省和宁夏省。

后察哈尔省,绥远和热河都被中共撤销,宁夏省也大大缩小了面积,恢复了内蒙古自治区的建制。其中内蒙古的主要部分在察哈尔省和绥远省,也是日军志在必得的两个省份。

大家都知道,日本侵华的主旨是蚕食,也是所谓满蒙计划。

由于岛国实力的限制,日本无法吃下中国这么大的肥肉。日军希望首先占领中国东北富饶的资源产地,建立伪满洲国。这个国家将会是日本的殖民地和第二个工业基地,日本会全力投资它,一旦时机成熟就将这个傀儡国像朝鲜一样吞并掉,变成日本领土。

之后呢,中国还可以利用的分裂势力就是新疆,西藏和蒙古了,其他地区汉人都占九成以外,没有好的办法。

新疆虽然维族众多,但是离东北太远,而且有苏联势力进入和驻军,日本无力渗透,西藏情况和新疆也差不多。外蒙古已经被苏联控制,日本希望扶持内蒙古的独立势力,建立一个所谓的内蒙古国,将其从中国分裂出去,成为日本的傀儡国。

当时日本计划的内蒙古国,由察哈尔省,绥远省构成。绥远面积广阔,有32万平方公里,但是省内多是草原和荒漠地带,全省仅有人口170万,为当时四川省人口的30分之一,首府是归绥(现名呼和浩特)。察哈尔的情况也差不多,有27万平方公里,人口有200万,居民多在长城以南居住,首府是长城以南的张家口。

虽然这个所谓“内蒙古国”的资源匮乏,土地贫瘠,人口稀少,对日本发动的战争不会有什么帮助。但是它的地理和军事意义非常重要,既可以南下侧击陕西和山西省,又可以向西进攻宁夏和新疆,切断中国和苏联的联系。最重要的是:占据内蒙古就可以使用重兵威慑外蒙古的苏联军队,大大缓解苏军在远东地区对伪满洲国的战略包围。

这个对于中国的抗战战略来说,是特别不利的。

日本的内蒙古战略大约分为三部完成。

一、日军进攻热河省以后,将其中蒙古族居住地域分离出来,这也是所谓的东蒙(内蒙古东部)。这一步目前已经实现,日军在占领热河以后,立即不顾溥仪的反对,在伪满洲国内建立了所谓的兴安省,基本涵盖了大部分东北蒙古族居住地域。兴安省作为内蒙古国的兵源基地和大后方。日本同时建立了所谓内蒙古自治军,后改名为兴安军。兴安军以自称蒙古族的东北军热河军17旅旅长李守信的部队为基干,汉蒙士兵混杂,总数大约有1万人。但是,后期日本人害怕热河的东蒙和察绥的西蒙合作,联合建立单一民族的所谓大蒙古国,影响日本的侵华利益,全力阻止东蒙和西蒙的直接联系。

二、日军在进攻热河省以后,进一步入侵察哈尔省,将该省夺取以后,成为内蒙古国的主要国土。察哈尔地区的蒙古族较多,而且控制区域较大,相对来说实力也比较强大。但是这点实现并不容易,因为察哈尔为西北军宋哲元控制,需要政治和军事上一系列的行动。

三、控制察哈尔大部分地区以后,日军继续进攻绥远省。由于绥远北靠外蒙古,西靠宁夏,南边是山西和陕西两省,一旦占领该省,不但可以从上往下进攻四川省的大门陕西省,而且可以有效威慑外蒙古的苏联军队。绥远在军事和战略上的意义远远大于察哈尔和热河,是日军志在必得的。一旦占领绥远省,日本会将绥远和察哈尔省合并,正式建立伪内蒙古国,实现所谓蒙古计划。

但是涉足绥远更不容易,因为绥远是战斗力更为强大的山西军阀阎锡山的地盘,一场恶战在所难免。

在长城会战结束以后,日军认为中国军队虽然战斗力无法和日军精锐关东军相比,但是终究数量众多,而且国内军民抗日意识顽强,并不容易对付。加上日本下面要进入的华北地区和东北不同,日本深深感到艰难。

东北是苏联和日本的地盘,日本搞定了苏联就没有问题。但是华北的国际关系比较复杂,是英国,美国两个列强的地盘。其中当时还号称世界第一强国的英国,在华北有很多重要利益,比如租界,铁路,煤矿,航运等等。美国作为新兴的超级列强,已经基本控制了太平洋。但是太平洋岛屿都很小,没有大面积的大陆,只有军事战略意义。美国必然要涉足太平洋这边的东亚,当时朝鲜,琉球,台湾,香港都被其他各国列强控制,中国自然是美国在东亚最重要的利益范围。所以,日本如果进军华北,除了军事上的问题以外,国际上也会受到重大的压力。

日本军方高层认为,这一阶段,还是以小打小闹为主,通过策划华北地方势力要求独立,通过一系列小规模军事冲突,获得在华北部分军事上的绝对优势。

在长城会战以后,日本势力除了在河北省,山东省渗透以外,也渗透入了察哈尔省。当时察哈尔省的军事经济的重要性都很低,尤其是长城以北地区是沙漠,草原和戈壁,包括著名的以林塔拉沙漠,浑善达克沙漠。这些不适合人居住的面积约占长城以北察哈尔省的三分之一左右,这些地域人口也不多,多是牧民。

这些地域非常难以防守,甚至驻守军队的粮食供应都很困难(必须从后方长距离运输过来),很适合日军发挥火力和机动能力的优势。负责此处防御的宋哲元西北军并不愿意和日军开战,因为知道中日全面抗战很快就要爆发,西北军决定还是采取退让的政策。

1935年初,日本通过在察哈尔的一系列小规模军事事件,在6月迫使察哈尔省代理主席西北军将领秦德纯与关东军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之间最终签订了《秦土协定》。

这个协定迫使国军将察哈尔北部和东部的军队撤出,地方由民团和警察驻守。日本和宋哲元达成默契,双方在察哈尔都不出动正规军,由各自的民团等非正规军争夺。

在1935年12月,日本受命部下伪军李守信向察东几县全面进攻。李守信所部6000多人在日本的武装下,战斗力怎么也比当地中国民团要强。除了沽源县城以外,没有遭遇激烈抵抗。在攻打沽源县城的时候,当地数百民团血战数日,将李守信的参谋长陈宝泉击毙,将一名日本顾问打成重伤。后在李守信重炮击毁城墙以后,民团骑兵才被迫弃城逃走。

李守信一路南下,西北军畏惧日军出兵,所以没有敢于跃过察哈尔境内长城进攻李守信部。李守信在1936年初,占领了察哈尔北部的察北六县和东部的察东八旗,并且控制了战略地位重要的张北县城。张北离西北军在察哈尔的战略重地张家口仅仅有120里。

在基本控制了察哈尔北部和东部以后,日本人感觉时机已经到了,随即推出伪内蒙古政权。

1936年初,内蒙古少数王公贵族建立察哈尔盟,2月10日,又成立蒙古军总司令部,并且宣布不再使用民国纪年,而是使用成吉思汗的所谓大元纪年,同时推出自己的蒙古国旗,彻底和中国分裂。德王以成吉思汗第三十代传人的名义宣誓就职总司令。4月,内蒙分裂势力正式成立军政府,定都德化市。这个政府的行政首脑就是德穆楚克栋鲁普,也就是德王,军事首脑就是李守信。

德王

德王(德穆楚克栋鲁普)也是中国近代历史一个特殊的人物。

他1902年出生在锡林郭勒盟盟长(察哈尔北方第一大盟)兼苏尼特右旗扎萨克亲王那木吉勒旺楚克家,1908年,德王在父亲去世以后,根据清朝蒙古世袭制度,成为苏尼特右旗郡王。1912年中华民国政府加封他为苏尼特右旗扎萨克和硕都棱亲王,所以也称为德王。

当时德王世袭的王位在内蒙古王公内,还是相当高的,属于蒙古社会金字塔的顶峰人物。

德王和传统腐败无能的蒙古贵族不同,他年轻时候游历过中华民国各省,接受了很多汉人文化教育。由于见识广,文化程度高,加上天生有些政治能力,德王自我感觉是一个不错的政治家。当时内蒙古被分为三个省,内蒙古各盟四分五裂。由于清朝的覆灭,依靠和满清联姻而保持高贵地位的蒙古王公的特权,也损失殆尽。

德王试图恢复当时蒙古帝国时期蒙古贵族世界主人的高尚地位,一直致力于所谓的内蒙古独立。

从1928年德王开始所谓的内蒙古独立行动,在他的努力下,1933年8月德王联合内蒙古几个王公在百灵庙成立蒙政会,负责管理西蒙,也就是内蒙古西部的蒙古人。当时蒋介石考虑现实,承认了这个蒙政会,给予德王他们一些自治权力。不过蒋介石仍然将国民政府的一些中央大员安排进入这个蒙政会,制约蒙古王公的权力。

这当然无法让德王满意,他感觉自己的权力不但受到中央政府制约,还受到察哈尔的宋哲元和绥远傅作义的极大限制。

他要求的是蒙古王公至高无上的地位,当然不满足于这种现状。他在得知日本人必然会南下进攻察哈尔和绥远以后,就试图利用日本人实现自己的目的。

从1935年开始,德王公然和日本和满洲国联系,并赶赴满洲国首都新京(长春)拜见溥仪。在新京期间,德王还和日本关东军高层见面,准备所谓的独立事项。

有些人把德王当作伟大的蒙古独立主义者,其实这是无稽之谈。德王希望蒙古独立,只是为了恢复蒙古王公至高无上的权力,自己成为蒙古皇帝而已。

道理很简单,如果为了所谓蒙古民族,当时德王有很多机会投靠苏联,包括1945年日本全面崩溃的时候。但是德王没有这么做。为什么不这么做?因为德王知道苏联在外蒙古奉行的政策是建立人民政权,消灭蒙古贵族阶级。

德王说:外蒙古赤化后对王公喇嘛的排挤,我们已经由唐鲁乌梁海(被苏联强占,原属中华民国的一个地区,主要是蒙古族人,但是非外蒙古领土)和从外蒙古逃亡出来的人们中听得太多了。

其实日本人也是利用德王而已。1937年七七事变以后,日军建立绥远军团,通过军事进攻夺取了绥远一部分的领土。1937年10月28日,在日本的任命下,德王联合内蒙古一些王公贵族,宣布建立蒙古联盟自治政府,德王为行政领袖,军事领袖为李守信,政府首都定在归绥。

可惜日本人对德王的野心一直比较忌讳,在政府各部分主要位置上,安放了大量听命于日本的伪满官员(伪满洲国境内的蒙古族)和日本人,这个内蒙古国的金融,财政,交通等几乎一切权力都有日本顾问直接控制。德王权力非常有限,他强烈不满,感觉日本人对蒙古人比宋哲元要凶狠的多

从1937年底到1939年初,德王拼命扶持自己的党羽,试图从日本人手中夺权。

日本人对德王的作为也极为不满意,在1939年9月,日本人干脆图穷匕现,下令将内蒙古国,察哈尔南部,山西北部三个地区统一为一个伪政权——蒙疆联合自治政府。这样一来,德王所谓内蒙古国里面有了大量的日本人,满洲国人和汉族人,总数量远远超过蒙古族人,德王的国家独立根本无从谈起。

同时日本人甚至下令内蒙古伪政权使用新的国旗,这个旗帜的颜色,中间红色自然是日本,象征着以日本人为中心的,满汉回蒙的政府。

之后日本人几乎控制了这个政府的一切。国内平绥铁路由满铁会社管理,蒙疆银行、邮电事业、矿产开发、畜产收购等都由日本资本家投资经营,实行工业日本,农业中国的侵略政策,把内蒙古做为吸取原料、销售商品、输出资本的殖民地,甚至小学课本都是日本人制定。内蒙古国大小所有决策都有日本驻内蒙司令官批准。作为日本农业殖民地的内蒙古,日本人在内蒙古一律吃着蒙古人上缴的大米和白面,却命令蒙古人必须吃发霉变质,里面混着各种糠料的杂合面。

德王自我解嘲的说:就是搞傀儡政权,也没有这么明显的。

鉴于这种情况,德王和李守信在1939年末通过军统潜伏在绥远的特工,联系上戴笠,向蒋介石表示愿意逃到重庆,取消内蒙古独立。蒋介石得到消息很高兴,很快帮助德王设定了逃亡路线。

但是,日本人不久就发现这件事情,德王只能向日本人自首,表示绝对不再背叛日本人。日本人也考虑德王是内蒙古国的精神领袖,没有敢于杀掉他,只是将德王身边几个幕僚杀掉了事。

后1945年日本投降,苏军进攻到了绥远,无权无兵数年之久的德王逃到北平,闲居了三年多。

1949年,解放军快要攻陷北平,蒋介石让德王和李守信撤退到台湾。但是,德王还是不忘记自己的建立内蒙古国的主张。他和李守信秘密回到内蒙古,召集旧部,再次建立了所谓西蒙古自治政府。

此时国府已经丢了南京,迁都广州,实在无力制约德王,只是不予以承认。

几个月后,解放军逼近银川,内蒙古政府没有像样的武装力量,很快自行瓦解。中共高层和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乌兰夫都希望德王和李守信能够投降,保证既往不咎。但是德王对李守信说:共产党也好,国民党也好,还不都是汉人,对我们蒙古人不可能有什么不同。

他和李守信逃亡外蒙古,试图联合苏联和外蒙古的大蒙古分裂势力,但是很快被苏联人软禁。1950年作为伪政府战犯被苏联遣送回中国。

1964年,关押满15年的德王被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特赦释放,后德王成为内蒙古的一个图书管理员。德王做图书管理员期间的生活还是平静的,他参与了蒙古文的《二十八卷本词典》的编著,还写了自己的回忆录《德穆楚克栋鲁普自述》。

最后他的运气也很好,1966年5月,也就是文化大革命开始之前,德王在呼和浩特病逝。

李守信

这个小子祖籍山东,不过出生在热河省卓索图盟(今辽宁朝阳)土默特右旗。很多人认为他是蒙古人,其实李守信在回忆录中承认自己还是汉人。年轻时候李守信在地方的民团当差,曾经担任过民团营长的职务。后来东北四处混战,李守信率部参加土匪,组成所谓的毅军,是热河著名的土匪头目。在张作霖时期1922年,李守信部被收编,成为东北军的骑兵团长,驻扎在热河开鲁。

1932年,日本发动热河会战进攻开鲁,同时和热河高层联系和收买。李守信的上司旅长崔兴武接受日本开出的价码以后,一枪不发开城投降。后崔兴武畏惧汉奸的恶名,带着日本赏给他的金条,退隐回家养老,将自己的位子交给亲信李守信。李守信由此由团长升为旅长。

热河失陷以后,由于李守信率领一个旅成建制投敌,被日本人任命为热河游击师司令。日本人出于自身目的扶持李守信,扩大其部队规模,将热河投降的其他东北军部队和土匪武装等交给他。李守信所部从2000人,迅速扩充到8000人的规模。这8000人中,有蒙古族人大约2000人。

虽然部下几乎大部分都是汉人,但是李守信为了获取政治利益,此时自称为蒙古族人,以获取政治筹码。

李守信之后一直作为军事领袖跟在德王身边,但是总体李还是听命于日本人的命令。

由于日本人对他人品和蒙古族的出身都有所怀疑,他的部队始终只有几千人规模,不成气候。

内战中,李守信曾经召集旧部在东北和国军并肩战斗,不过在1947年就被林彪的大军在开鲁全歼。失去军队的李守信只得再次回到北平隐居。

后来李守信的命运和德王几乎完全相同,甚至还在一起做了图书管理员,也写了自己的回忆录《李守信自述》。不同的是他特赦以后比德王多活了几年,1970年死于呼和浩特,时年78岁。

日本和伪内蒙古方面

既然已经控制了大部分察哈尔省,又无力进攻长城以南的西北军,那么下一步应该是向绥远发展。

日本由于畏惧此时全面和中国开战(经济危机刚刚渡过,国内经济还没有完全恢复),又畏惧在近在咫尺的外蒙古驻扎的苏军。日本自持不便于直接出兵,仍然试图扶持蒙古伪军部队作战。

他们以李守信为指挥官,编组了所谓蒙古军。伪蒙古军成分复杂,编制很乱,在日本的全力援助下,共有2个军,9个师总数1万多人。

第1军军长就是李守信,有4个师,每个师2000多人。他们全日式装备,装备重机枪,火炮和大量作战马匹,战斗力较强。该部驻扎张北,主要防备张家口的西北军刘汝明部一个师。这个军主要还是李守信在热河的那支部队,其中有3个师长是完全的汉人,部下只有大约一成蒙古人,其他都是汉族人。

第2军军长由德王兼任,有4个师,每个师仅有1000多人,驻扎在伪内蒙古政府首都德化。这支部队以蒙古族人为主,以骑兵为主要作战力量。

锡林郭乐盟骑兵在历史上是一支劲旅,在英法联军进攻北京的时候,僧格林沁率领近万蒙古骑兵在南八里桥和敌军决战。以锡林郭乐盟为主的3000多察哈尔骑兵冒着英法联军猛烈的炮火前仆后继策马冲锋,没有一个人后退逃走,最终3000多人血战数小时,仅仅剩下7个人幸存!这个场面还在电影《火烧圆明园》中表现出来。

可惜时代不同了,传统的骑兵对现代部队已经起不到什么作用。

初期德王武装只有约一千人的各王爷的私人骑兵卫队。由于人少装备差,实在组织不起来,德王只得向日本人求援。日本人对德王只是利用而已,也不希望他发展自己的蒙古族武装,将来威胁到他们。所以他们从满洲国内的兴安省借了6000人热河东蒙武装给德王。

这些部队军官多为蒙古人参军,少部分是流窜蒙古的马匪。士兵中蒙古人大约也有3000多人,算是蒙古族部队。不过这些人很多时候不听命于德王,而是受兴安省的伪满的蒙古族军官指挥。

另外还有一个师是德王的警卫师,也有2000人规模的骑兵,都是德王自己的卫队编组的,不参加正式作战。

虽然这些部队都有日本提供全部装备和补给,连军服都是日本制作的,但是毕竟都是七拼八凑的乌合之众,日本人对他们的战斗力有所怀疑。

由于蒙古人数量有限,伪蒙古军实在无法短时间扩大(日本人也不想他扩大到很大规模,他们经过张作霖的例子,深知养虎遗患的道理)。日本人把视线放到其他的伪军身上。

当时察哈尔还有一支武装,就是当地的地方武装王英部。这支部队总数有6000多人,是当地知名的大匪帮。王英家本来是察哈尔当地的大家族,有数百私人武装。

他在兵荒马乱的时期依靠家族强大的经济实力,迅速扩大自己实力。王英先后投靠冯玉祥,张作霖,阎锡山等人。在日本人来到绥远以后,他又投靠日军,编组所谓的西北蒙汉防共自治军,自任总司令,下辖4个旅,驻扎在商都,商义一带。日本给他大量金钱和武器弹药,让其组织西北蒙汉防共自治军,配合伪内蒙古军队作战,后这支部队改名为大汉义军。

这样日本控制的伪蒙古军总数有2万人。

在整军齐备以后,日本军方高层认为伪蒙古军和大汉义军实力虽然不是很强,但是总数也有2万多人。在目前形势下,晋绥军不敢和伪军作战。伪蒙古军可以以一次猛烈的打击将晋绥军击溃,占领绥远北部地区。

1936年11月初,在日本特务田中隆吉策划下,德王以察境蒙政会委员长的名义向绥远傅作义发出最后通牒式电报,激烈抨击傅作义欺压蒙政会、破坏蒙古自治,以武力威胁要求将绥东察右四旗及各县归还察哈尔盟。傅作义复电反驳,蒋介石也专电指责德王,要求“即日停止军事冲突,听候中央处理”。


左边穿着日本军服的就是李守信,右边是德王

中央政府和晋绥军

就1936年,形势看起来对国民政府还是相对有利的。

在把红军包围在陕北以后,1936年5月击溃红军进入山西省的东征,红军西路军试图渡过黄河,进入青海新疆,中央让青海军阀马步芳独自去对付。西路军在一系列战斗中损失惨重,马步芳自信的向蒋介石汇报:西路红军已处于我军优势兵力四处围攻中,我青海地广人稀,红军无法补充兵员和物资的损耗,士兵数量锐减。如红军继续向青海中部前进,必遭我军歼灭。

地方军阀6月广东和广西联合发动军事叛乱,中央军调动40万主力南下,通过收买和分化,一枪没发占领广东省。广东军阀陈济棠只身逃走,广州一派军阀势力迅速瓦解。剩下广西军阀李白两人只有3万多部队,无法和40万中央军抗衡。在大兵压境的情况下,李白被迫同意取消广西的大部分独立地位。

由此,蒋介石没有发一枪一弹,基本消灭了两广分裂实力。

此时贵州福建已经被国府全部控制,湖南四川基本被国府控制,云南西康为中央所左右,南部和西南部基本已定。

中央军已有余力在消灭红军的基础上,对付这些伪蒙古军。蒋介石多次催促阎锡山使用晋绥军参战,但是阎锡山顾虑很大。

虽然国家形势比1931年有利多了,但是在阎锡山看来形势并不好。晋系军阀老阎的地盘几面受敌,南部是中央军,西部是红军,东部是日军和伪蒙古军,北部稍微好些,是苏联控制的外蒙古。

这三个敌人,没有一个好对付。中央军试图借助红军进入山西省,找机会把阎锡山挤走。但是阎锡山在山西统治多年,势力根深蒂固,这样做非常不容易。

红军为了奋力求生,希望朝着相对富裕的山西方向发展,在6月份发动东征。晋绥军拼死将其击退,但是损失了近1万人。阎锡山知道红军很可能再次向其进军。

至于日本扶持伪蒙古军进军绥远,目的就是建立伪蒙古国。阎锡山对爱将,绥远省主席傅作义说:伪蒙古军战斗力不强,不难对付。但是如果日军一旦出军,就很难处理。绥远到处都是草原和荒漠,适合发挥火力优势和机动优势,是标准的易攻难守的地域。如果日军出动两三个精锐机械化师团进攻绥远,我军是无力获胜的。况且此时我们山西还遭到红军和中央军的夹击,没有什么精力调动主力迎击。

不过,阎锡山也知道,一旦绥远被伪蒙古军队攻陷,山西的处境就极为不利。绥远全部丢失后,一旦抗战全面爆发,山西必然遭到日军从河北,绥远,河南三面夹击,很难防守住。如果能够坚守绥远,那么日军从东部的河北河南的山地进攻山西,想成功的难度是很大的。实际上山西在抗战八年时间内,也没有被日军全部占领。

绥远的相当一部分地区,也始终控制在国军的手中。为了晋系的自保,阎锡山还是决定必须保住绥远的。他下令给爱将绥远主席傅作义,命令其全力防守住绥远。傅作义随即作出部属,将5个步兵师,2个骑兵师向绥远边境方向调动。同时,阎锡山向蒋介石求援。

蒋介石命令,在陕北的中央军精锐部队汤恩伯主力第13军2个师(第4师和第89师,都是黄埔军校和武汉军校教导队编组,是有师范性质的部队。他们装备精良,兵源素质极佳,是中央军绝对的精锐部队)立即向绥远方向移动,准备随时增援。同时调动东北军门炳岳第7骑兵师在咸阳作为预备队。

这样一来,参战国军数量有数万人之众,还有中央军数万人的后备力量。他们相对伪蒙古军的2万部队,无论数量还是质量都占有相当的优势。

开战

绥远抗战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红格尔图大捷,将来犯的伪蒙古军击溃。第二个阶段是第一次百灵庙大捷,将侵入的伪蒙古军前进基地突袭摧毁。第三个阶段是第二次百灵庙大捷,全歼大汉义军,摧毁伪蒙古军大部分军事力量。

日本人当时认为晋绥军不敢迎战,必定会后撤逃走,伪军是必胜的。所以日本外务省公开表示:绥东战事纯系中国在其本国领土内之国内事件,不致影响满洲之安全。中国政府处此种情势,有充分自由,即宋哲元参加防击内蒙军,日政府亦觉无反对之理由。绥东战事纯系中国国内事件,与日本无关,纵使有日本人民参加蒙军作战,亦应认为个人行动,与日本政府及日本军队渺不相涉。

1936年11月,日本命令伪蒙古军和大汉义军分3路向绥远进攻。以李守信伪蒙古第一军在兴和一带为左翼。伪蒙古军第二军军部(一个警卫师)和伪蒙古军骑兵第7师在百灵庙为右翼。以王英的大汉义军数千主力从中路进攻战略枢纽红格尔图镇。

一旦王英部攻占中路的红格尔图镇,左翼和右翼发动南北夹击,一举攻占归绥(现名呼和浩特),切断晋绥军绥东军事基地集宁(平地泉)和绥西军事基地包头的联系,进而攻占这两个据点,占领绥远大部分地区。

红格尔图大捷

1936年11月13日,日本人命令大汉义军的王英部伪军从商都出发,向红格尔图,土城子,兴和方向前进。

红格尔图是一个战略位置极为重要的小镇,人口只有一千多人。它是察哈尔和绥远的要冲,也是战略门户。

王英伪军主力两个骑兵旅,一个步兵旅,一个炮兵营,大约3000人进攻红格尔图镇,日本数架飞机也赶来助战。

守军为晋绥军骑兵第1师的一个营200多人,全是骑兵部队,双方兵力比超过十比一。按照日本指挥官田中隆吉的判断,这种情况下,只要伪军一进攻,国军就应该放弃阵地逃跑的。但是出乎日本人的预料,该营遭遇大汉义军以后,奋力抵抗,同时向傅作义求援。稍后,第1师师长彭毓斌派出骑兵第6团火速增援。

大汉义军在王英和日本谍报大师田中隆吉的指挥下,使用3个旅的优势兵力,向这个小镇发动猛攻,被守军击退。

红格尔图镇周围只有几个小山,没有什么坚固工事,而且守军是骑兵部队,一没有防守经验,二没有足够的武器弹药。大家都知道骑兵的特长是运动游击战,攻坚还可以,防守是绝对不行的。但是晋绥守军毫不示弱,冒着日军飞机的轰炸和伪军山炮的轰击,双方在16日,17日激战两日,晋绥守军击退伪军17次进攻,牢牢守住了阵地。

日伪军的运气也不太好,进攻的这二天天气很差,鹅毛大雪纷纷降落,很快积雪齐膝深,温度降到零下20度。进攻的伪军又冷又累,冻伤和战斗伤亡几乎差不多,军队几乎失去战斗力

战斗开始前一天的15日,三个晋军指挥官绥远主席傅作义,骑兵司令赵承绶,步兵司令王靖国亲自赶到前线集宁骑兵第1师指挥部。他们在和师长彭毓斌商讨以后,制定出了作战计划。

傅作义他们认为王英入侵绥远部队大约5000人,装备虽然不错,但是士气不高,兵源素质也很差。由于该部只是入侵绥远的先头部队,后面的上万伪军还会源源不断而来。晋绥军应该将其全面击溃,以涨我军士气,同时威慑敌胆。

他们认为应该以红格尔图吸引大汉义军主力继续进攻,另外派出晋绥军增援部队包抄大汉义军的后路,将其切断歼灭。

16日,傅作义命令骑兵第1师师长彭毓斌亲自率领骑兵3个团,加上218旅董其武的步兵3个团以高速急行军,尽快赶到红格尔图,从后方攻击大汉义军。

这些骑兵部队策马急奔,以惊人的速度行军,很快赶到前线。

18日清晨,增援骑兵部队已经赶到红格尔图外围,这个速度远远超过伪军日本顾问的预计。稍后晋绥军骑兵全线进攻红格尔图附近大汉义军驻守各据点,大汉义军措手不及,经过6小时激战,晋绥军攻陷红格尔图外围重要据点土城子。

土城子一失,伪军阵地全线动摇,伪军军心浮动。

红格尔图外围各据点守敌纷纷向后方溃逃,晋绥军骑兵随即冲锋进入红格尔图增援,很快抑制住大汉义军的攻势。

但是此时大汉义军兵力仍然占优势,晋绥军没有全军出击。

19日清晨,晋绥军步兵3个团赶到,随即发动总攻。红格尔图镇内的国军骑兵和步兵也奋力出镇攻击。两军内外夹击,大汉义军全线崩溃,各部建制散乱,士兵争相狼狈逃走。

在红格尔图三日攻防战中,大汉义军伤亡1000多人,被俘300人,伤亡超过百分之五十,连王英负责电台工作的几个日本顾问也被俘虏。

在红格尔图攻击的同时,晋绥军出动一个骑兵团突袭日伪军右翼的兴安据点,双方激战两日在20号将其攻下,驻守此处的大汉义军狼狈逃走。此时,日军进攻的中路和左翼全线崩溃,仅仅剩下右翼一个百灵庙据点。

第一次百灵庙大捷

百灵庙是绥远北部的一座寺庙为中心的小镇,他是察哈尔,绥远,外蒙三条主要公路的交汇点,战略位置非常重要。它距离归绥(呼和浩特)和包头大约160公里,距离武川120公里。

从1932年开始,百灵庙就是德王建立的蒙政会的老巢,是伪内蒙古政府的一个重要军事基地,也是德王进军绥远的最前方的基地。百灵庙有日本援助伪蒙古军的大量补给,其中子弹就有100多万发,还有数万袋面粉和其他军事物资。

百灵庙周围都是草原,而且35公里内没有任何村落,进攻一方根本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掩护。而伪蒙古军在日本顾问的指挥下,修建了不少碉堡工事,并安装了不少重机枪。几挺机枪很容易封锁周围开阔地,国军根本无法靠近,这是绝对易守难攻的地方。

百灵庙有伪蒙古的两个主力师,伪蒙古骑兵第7师约1800人,还有警卫骑兵师1000人,加上日本军官数十人,共计3000人之众。

傅作义在进行红格尔图攻防战开始,就下令全力进攻百灵庙,将伪蒙古军这个重要的前进基地摧毁。

由于红格尔图作战已经开始,伪蒙古援军5000人之众肯定会立即从察哈尔派出主力部队进入百灵庙。

归绥离百灵庙有160公里,如果按照世界标准来说,团一级骑兵部队一天最多可以行军50公里,那么赶赴前线至少需要3天以上的时间。但是伪蒙古援军也是骑兵部队,行军速度不会慢!看来,时间是不等人的。

傅作义特别强调突袭百灵庙部队的速度,傅作义决定利用骑兵配合汽车,组成最初的摩托化部队。

20日,傅作义编组骑兵第2师骑兵第8团,配合步兵3个团全线突袭百灵庙。傅作义命令先头部队骑兵作为先导,步兵使用装甲汽车20辆,汽车24辆联合行动,该的汽车后面还拖拽了几门火炮。

22日夜晚10点,傅作义前锋部队在两天内行军160公里,冒着绥远冬季零下40度的严寒积雪赶到百灵庙附近。

由于突击部队速度极快,日伪军根本没有准备。

23日夜,晋绥军全线进攻百灵庙,日伪军完全没有准备,全军大乱,一线阵地迅速被晋绥军攻占。

但是,驻守百灵庙的日伪军毕竟数量众多,激战3个小时以后双方在二线阵地做拉锯战。

当时日军指挥官盛岛角芳亲自指挥伪蒙古军利用碉堡顽抗,几十挺轻重机枪死死封锁住国军进攻的路线,同时盛岛角芳向察哈尔后方紧急求救。

察哈尔总部的日军接到消息以后大惊,他们无论如何没有想到国军居然敢于主动进攻他们。他们决定迅速派遣援军,同时准备天亮以后立即派出飞机助战。

鉴于这种情况,傅作义下令所部立即加速攻击,务必在天亮之前攻占百灵庙。晋绥军使用几门携带来的山炮,重点轰击摧毁伪蒙古军的重机枪阵地,同时使用装甲汽车配合步兵突击,很快摧毁日伪军主阵地。

晋绥军所谓的装甲汽车,其实就是蒙上一些铁皮的进口载重汽车,上面安装一挺机枪而已。这种武器实在简陋的可以,一颗手榴弹就可以摧毁,可怜的中国第一批装甲兵们。

进攻中,晋绥军作战非常勇敢,步兵紧随装甲汽车冲锋。装甲汽车由于防御能力不强,一些部位连子弹也挡不住。在日伪军密集射击下,冲在最前面,离日伪军机枪火力点仅仅几十米外的一辆汽车的司机和射手都中弹殉国。第二辆装甲汽车毫不畏惧,它绕过第一辆汽车继续冲锋。但是日伪军火力太密,该车被一发迫击炮弹击中,汽车被击毁着火。这辆汽车的射手殉国,司机张仰贤被严重烧伤。他跳下车扑灭了身上的大火以后,不顾巨大的伤痛,居然马上跳入第一辆还能开动的汽车,奋力朝日伪军的机枪火力点加速撞过去。

日伪军看到这种情况,肝胆剧裂,很快放弃阵地逃走。

同时,晋绥军骑兵一个团绕到百灵庙后方,奇袭摧毁了飞机场并且切断了伪蒙古军的退路。

日本指挥官眼见守不住,居然驱赶百灵庙里面居住的一千多名喇嘛参战,试图吸引国军注意力,方便自己逃走。

喇嘛信佛,而杀生是佛家第一大戒。一些老年喇嘛立刻拒绝作战,当场就被伪军击毙。其他喇嘛无奈,被伪军用刺刀威逼着拿着枪进入阵地。他们穿着大红色僧袍,念着佛经朝天不断开枪。

日本顾问气得咬牙切齿,但是也没有办法。

此时晋绥军一部主力增援部队赶到,全军随即发动总攻。晋绥军骑兵一部挥舞马刀直接冲进百灵庙内,见人就砍。日伪军上下都大惊,全线混乱,军官士兵分头逃生。日本指挥官盛岛角芳和伪蒙古军第7师师长穆克登宝率先乘坐一辆汽车扔下部队逃走。余下士兵大部分投降,顽抗的日伪余部很快被消灭,还有一部伪蒙古骑兵拼死突围出去。

不过日本人还是非常狠毒的,他们撤退的同时故意进行扰乱射击,将国军火力引向喇嘛驻守的阵地。

晋绥军由于是夜战,不能看出敌人的样子,随即击中火力向这些阵地射击炮轰,喇嘛死伤数百人,此时伪蒙古军和日军主力乘机逃走。

到第二天9点,晋绥军攻占百灵庙,歼灭伪蒙古军800多人,俘虏300多人,日军顾问20多人伤亡,日伪军一共伤亡了近三分之一。

百灵庙的日伪大量物资被缴获,晋绥军自身仅仅伤亡300多人。

此战日伪军趋使喇嘛参战,受到深信喇嘛教的蒙古族各界人士强烈指责,德王也觉得没有面子,对日本人这种无法无天的行为非常痛恨。

如果说红格尔图是对攻战,那么百灵庙就是闪电战和突袭战。晋绥军以闪电速度两天内高速行军160公里,之后泰山压顶般的9个小时内消灭了百灵庙伪军,算得上非常的精彩。

第二次百灵庙大捷

11月25日,从百灵庙溃败的伪蒙古军和增援而来的大汉义军副司令雷中田部会合,总兵力达到3000多人。

百灵庙战斗失利让日本军方高层大为震怒,负责伪蒙古问题的田中隆吉等人遭到严厉的训斥和处分(稍后这个策动128上海事变的超级特工田中隆吉被解职),勒令他们迅速夺回百灵庙。

28日,日军出动100多辆汽车将伪蒙古军骑兵第七师和大汉义军3000多人运输到里百灵庙仅仅35公里处的锡拉木楞庙(俗称大庙),准备反攻百灵庙。

29日,王英率领从红格尔图败退的部队加上增援的2000多人,发动对红格尔图的反攻,牵制晋绥军。

傅作义继续采用战术,他将大部向后撤退,留一支部队吸引伪军主力,之后用主力绕到伪军后路突袭,全歼这股3000多人的伪军。

12月3日清晨,伪军数千人向百灵庙发动全面进攻,防守百灵庙的晋绥军一个团打了一会,就装作不敌撤退到庙内核心阵地。指挥该部的日本顾问大喜过望,认为晋绥军不堪一击,下令部队全部主力向百灵庙冲击。

下午7时,晋绥军主力趁着夜色突袭全线攻击百灵庙的伪军后方。晋绥军骑兵挥舞马刀冲击伪军阵地,伪军再一次大乱。日本顾问命令大汉义军副司令雷中天率部抵抗,雷中田咬牙率领卫兵出去指挥。但雷刚刚出指挥部,就被一个勇猛晋绥军骑兵冲到面前。雷中天想拔手枪射击,还没来得及打开枪套,就被这个骑兵一刀砍中头部,人头落地,当场死亡,雷的卫兵也迅速作鸟兽散。大汉义军士兵见到指挥官阵亡,更是放弃阵地四散奔逃。

百灵庙第二次大战,伪蒙古军和大汉义军伤亡500多人,被俘200多人。

日本顾问急调附近的大汉义军余部2000多人赶来支援,结果路上被晋绥军骑兵第2师伏击,大汉义军石玉山旅全旅被包围,另1个金宪章旅和伪蒙古军敌兵第7师被晋绥军阻拦。

由于多次惨败,大汉义军又屡次被作为先锋炮灰使用,该部汉人军官都对日本人严重不满。大汉义军对蒙古人也有不满,官兵都觉得自己是为蒙古人来送死的。

至于日本人对大汉义军和伪蒙古军都不满,他们认为大汉义军不可靠,在日军装备这么精良武器情况下,还屡屡惨败,实在是有别的因素。

至于伪蒙古军的德王,日本对其也极为不满。他们认为德王军队不主动出击,而希望王英的大汉义军主攻,是德王想保存实力,准备找机会从日本人手中夺回内蒙古的军政大权。

三方矛盾激化,尤其德王和日本总指挥田中隆吉发生了激烈的争吵,田中隆吉甚至当面破口大骂德王:你们蒙古民族真是庸懦无能的低下民族,还谈什么独立?

德王勃然大怒,但是又不敢发作,由此双方的裂痕越来越深。

同时一再的失败以后,日本军官为了推卸责任,将失败原因全部归结为大汉义军和伪蒙古军的无能。他们还指责一些大汉义军军官通敌,要求对大汉义军军官处以军法严惩,秋后算帐。这也引起了伪蒙古军和大汉义军的强烈不满和畏惧心理。

被包围的大汉义军石玉山旅挣扎了一下,发现实在无法突围,随后全旅向晋绥军投降。

而傅作义派出特使和金宪章联系,这个金宪章本来就对日本顾问蛮横跋扈,让他们送死自己邀功的做法极为不满。此时自己部队限于绝境,更是新仇旧恨一起来。

金宪章将该部26名日本军官,包括一个小滨大佐在内全部杀死,仅有一名日军少尉和金混的比较好,金就饶了这个小子一命。稍后金旅全旅宣布归顺国民政府,同时该部配合晋绥军向伪蒙古军第7师突击。伪蒙古军该师没有准备,几乎全部被歼灭。第7师师长穆克登宝慌忙带领卫兵骑马逃走,他在走前还不忘带走了日本人刚发给该师的军饷。后穆克登宝谎称该军饷丢失,几万块钱全部归他自己挥霍。

12月9日,晋绥军进攻锡拉木楞庙,此处伪蒙古守军不敌,很快作鸟兽散。

自此,绥远境内大汉义军和伪蒙古军几乎全部崩溃,投降国军的就有4000人。绥远的伪蒙古军几乎被全歼,而大汉义军败得更惨,余部估计回察哈尔也会受到日军严惩,纷纷投靠晋绥军。

12月18日,大汉义军旅长安华亭率领2个团、伪团长王子修率1个团投降晋绥军。19日,大汉义军吕存义部也跟随安华亭投降晋绥军。

王英率领少量残部狼狈逃回后方重镇张北,随即被日军全部包围缴械,大汉义军就此全军覆没。王英本人后来一直作为伪军司令,到1945年日本投降以后又被傅作义收编,同解放军作战。1945年王英没有逃到台湾,而是试图隐姓埋名的在察哈尔老家隐居。1950年王英被解放军逮捕,一年后以汉奸罪名枪决。

结尾

百灵庙大捷期间,蒋介石一再希望阎锡山和宋哲元配合,使用部队乘胜追击,一举攻陷大汉义军老巢商都和伪蒙古军残余主力的老巢张北,随后迅速北上收复察哈尔长城以北的失地。

蒋介石发电给宋阎两个人:中所希望者在求晋绥安全而已,如商都匪剿与南壕堑之匪若不扫除,窃恐绥东不能安全,即其飞机扰乱亦无法制止。至于外交问题,自当作整个打算,但中料定我军进占商都决无问题,即进占张北,此时倭寇亦决不敢正式启衅。现其政府与昨日雨宫(日本驻华武官)等屡此之声明,可以知之。以此种声明即可为外交有力之根据,决非寻常普通之谈话可比也。且为外交全盘计,更当收回张北为有利也。明轩(宋哲元)自无问题,贵严到平,已与之切商,以收回察北必仍交还明轩也。如伯公等以为此时各方准备未完,应须慎重计议,其理由自属正当。请兄与伯公商决后电告为要。

一旦按照这个计划攻陷这两个地方,并且歼灭防守伪军主力,那么就等于歼灭了伪内蒙古国军的全部有生力量,同时占领两省全部地盘,这个国家也就自然垮台了。

但是阎锡山不愿意这么做,因为关东军在百灵庙惨败以后很快改口,发出通告说到:闻绥远军曾于十一月十八日侵入察省境内之互台,十九日侵入三道沟,原来在长城以北之察省区域依去年十二月十八日宋哲元与土肥原两氏之协定,曾有中国军队不得侵入该区域之一步之决定,绥远军此次之行动显系违反此项协定。故今后如再有此种行动时,则关东军不论出任何行动,其责任亦归绥远负之。

显然,日军有出兵的企图,况且商都和张北都是察哈尔的地盘,应该属于宋哲元管辖。阎锡山不愿意出兵激怒日本人,惹火上身,他下令傅作义按兵不动。

至于宋哲元,他此时在河北正和日军激烈谈判争夺,尚且实力不继,哪有精力管理察哈尔的事情。

此时蒋介石还在和阎宋两人商讨,并且试图让中央军汤恩伯部和东北军骑兵师去作战,蒋介石在日记中愤愤的写到:阎锡山怕牺牲,不愿进攻商都,只想人危己安,嫁祸于宋哲元,而又借战争之名,来索大宗款项六百万元,其心究何若?

正在绥远抗战最紧要的时候,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

阎锡山立即下令部队停止进攻,等待西安事变的结果。日本方面由于发现中国大变,一时也不知道应该怎么处理,下令伪军退回察哈尔省后方,停止全部的军事行动。

绥远抗战也就顺利结束了,经过近一个月的奋战,共歼灭俘虏敌军5000多人,自身损失不到2000人,迫使大汉义军瓦解,全面遏制日本试图染指绥远的计划。

如果仔细说起来,绥远抗战和吉鸿昌的察哈尔抗日同盟军差不多,并没有和日军主力部队交手。从军事上来说,以晋绥军击败日式武装的伪蒙古军和大汉义军,还是有相当的把握。绥远抗战的关键在于政治上的意义,当时日本认为阎锡山和蒋介石不敢在绥远和伪军作战,因为一旦严重打击伪军,日军就很有可能借口出兵攻击绥远。蒋介石和阎锡山顶住了日本人的压力,不但敢于在绥远将侵略的伪军全部歼灭,甚至敢于主动继续向察哈尔省出击。

绥远抗战是1937年之前国军对日伪军的一次完完全全的胜利,也预示了中日战略决战即将爆发的必然性。与其说他是一场大捷,不如说他是八年抗战的一个短小的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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