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志丹（资料图）
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在宁都会合了，这是长征系列的最后一篇，主要说说长征终点的陕北苏区红二十六军和红二十七军，经过另一次长征的红二十五军，还有就是贺龙肖克的红二方面军的长征以及另一条战线的功臣。
刘志丹
刘志丹原名刘景桂，字志丹，他于1903年出生于陕北保安县金汤县一个传统知识分子之家。刘志丹的祖父是清朝同治年间的贡生，父亲则是乡里的秀才。刘志丹并非出生在贫民家庭，刘的家庭在当地是比较富裕的，父亲早年在金汤镇教书，后又转而经商，在赚下一个不小的家业以后，刘父在地方民团担任一个文职军官。刘家在镇上经营商店，在农村也有不少田地。
陕北这个地方从古至今都是很穷的，每隔一段时间饥荒就会降临，大批农民或是逃亡或是死去。小的时候，刘志丹的父亲曾经让他去村里再去贴一个布告，让农村租他们田地的人按时缴租。刘志丹却在村里撕毁了老的布告，并且对农民们说：现在种田的自己都吃不饱，哪还有米来缴租，这是不合理的。
发动群众抵挡作为地主的自己家，由此刘志丹开始自己叛逆的一生。和很多普通士兵，军阀出身的中共高将将领不同，刘志丹是一个科班出身的标准职业军人。
由于是知识分子的富裕家庭，刘志丹从小就接受了中国传统教育，稍大一点就进入县立小学读书。到了19岁的时候，刘志丹结了婚，这个年纪在陕北也算成年人了。妻子比她小二岁，是个标准的陕北婆姨。刘的妻子是刘志丹祖父好友的孙女，也是祖父从小为他定下的娃娃亲。这个陕北婆姨嫁进刘家的时候连个名字也没有，一字不识。后来刘志丹给她取名为同桂荣，并且教她认字，这个女人也陪伴刘志丹走完了短暂的一生。
刘志丹从小就有大志，不可能局限于自己的小家。在结婚一年以后，刘志丹告别新婚的妻子，赶往当时陕西著名的陕北联合县立榆林中学就读。榆林中学是陕北23县唯一的一所中学，也是陕北知识殿堂，有很多共产党员。刘志丹由于自己的叛逆性，毫不犹豫的接受了马列主义，成为一个共青团员。
1925年，才华卓越的刘志丹被陕西共产党负责人看中，从而正式成为一个共产党员。同年，刘志丹被派往广州的黄埔军校学习军事，成为黄埔四期步兵科的新生。在这里，23岁的刘志丹不但迅速通晓了各种现代军事理论，而且还认识了周恩来，恽代英等人。
从黄埔毕业以后，刘志丹作为年轻军官参加了北伐。后又被派往和苏联关系非常密切的冯玉祥的西北军，担任共产党代表。刘先后担任总政治部组织科科长，西安中山军事政治学校教官，第四路军政治处处长等职。
刘志丹年富力强，英俊潇洒，颇有人格魅力，很善于结交。他在西北军中很有人缘，短短几个月就成为西北军中知名的后起之秀。西北军大老板冯玉祥和当时的二号人物宋哲元对这个精明干练的小伙子很是欣赏，加上刘志丹是西北人，他们一心想拉拢他。冯玉祥还曾经给他一个少将政治部主任的军衔，希望刘志丹能够为西北军效力。
但是好景不常，冯玉祥在得到苏联大量的军事援助以后，很快和苏联翻脸，将所有苏联顾问和共产党员武装押解出境。刘志丹只好离开西北军，开始准备他的第一个军事行动。
1928年，刘志丹和唐澍开始策划西北军第三旅许权中部（中共党员控制该旅），在陕西渭南华县发动起义。唐澍任旅参谋长，刘志丹任司令部参谋主任。当时西北军正在内战，陕西兵力空虚，正是起义的好时机。
这次起义在25岁刘志丹的成功领导下，像烈火一样迅速扩大到东起少华山，西至临潼县，南靠秦岭，北到西（安）潼（关）公路的广大地区。200多平方公里地区都成为苏区，起义军数量也发展到数千人，当时陕东老百姓对苏区极为支持。
虽然其他方面都很成功，但这次起义从开始就有严重的问题。刘志丹他们的经验不足，红军占领的渭南地区是一个战略要地，也是一个兵家必争之地。西北军的陕西省主席宋哲元将军得知后方要地渭南被红军占领后，大为震惊。由于西北军主力在中原激战，后方渭南一旦被红军控制，西北军的补给线就被切断。所以宋哲元无论如何也会拼命收复渭南。
宋很快集中2个编制不全师，连续二次对红军发起进攻，但是都被刘志丹和许权中率部击退。虽然战斗上胜利了，但是刘志丹认为面对的西北军战斗力相当强大，数量又多，硬拼不是对手。红军应该考虑主动向秦岭以南边远撤退，放弃渭南战略要地。但是其他战友并不同意，他们认为秦岭以南太穷，人口稀少，红军无法发展。在争论中，宋哲元又集中3个师分三路进攻红军，并且切断了红军后撤到秦岭以南的退路。
双方激战数日，西北军以数倍绝对优势兵力歼灭红军主力。数千红军除了3个大队200人在刘志丹率领下侥幸突围以外，其他各部全军覆没。刘志丹的战友唐澍在突围时中弹阵亡。这是刘志丹军事上的第一次失败，也是他人生第一次严重的打击。
渭南这次起义虽然失败了，但也为红军在陕西建立了一个牢固的群众基础。接着，刘志丹接受中央命令，回到自己陕北老家，开始策划当地西北军和民团发生兵变。
刘志丹化妆成放羊人，绕小路翻山越岭的回到老家。他的妻子回忆到：他全身衣服破烂，人又黑又瘦，还长了一身的疥子。由于过于劳累，他一回家就倒在床上。
1929年，刘志丹在保安建立党支部，担任特委书记。1931年，刘志丹接受之前的教训，放弃大城镇和军事要地，在荒凉的南粱农村建立了根据地和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此处偏僻难行，土匪肆虐，政府实力涉及不到。于是刘志丹拉起一支200人的队伍上了永宁山，开始第二次革命。
在筹划起义期间，刘志丹由于叛徒告密被捕。刘被捕后遭遇酷刑，但是没有出卖一个同志，当地军阀以叛乱罪判处刘志丹死刑。后刘的同志利用和军阀杨虎城的关系，才把刘志丹救了出来。
1931年，九一八事件爆发，陕西地方军阀的力量发生巨大变化，无暇顾及红军。红军借机迅速发展，实力迅速增长。1932年12月，在中共陕西省委的命令下，刘志丹正式组建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兵力已经扩展到一个团1000多人）。
红二十六军在刘志丹领导下很快成为一支骁勇善战的作战部队，苏区也迅速扩大。刘志丹用自己的军事手段和潜伏在西北军中的很多朋友，一次又一次粉碎国军的进攻。但是此时红军内部出现问题，中共中央派了一个大员赶赴陕北红二十六军控制区。这个人就是中共陕西省委书记杜衡，杜到陕北以后兼任红二十六军的政委。
1933年5月，杜衡一到陕北，就严厉批判刘志丹的战术。杜衡认为刘志丹只守不攻，是懦弱和叛徒行为。红军是党领导枪，政委具有最后的军事否决权。刘志丹无力对抗中央代表，很快被杜撤销职务，失去了指挥权。
杜衡稍后下令红二十六军立即全面发动进攻，南下攻打战略要地关中。当时国军中的西北军装备很差，属于国民政府军装备序列的末流。陕北红军的装备自然更差，相当一部分红军战士扛着大刀，长矛，甚至撅头作战。
以这样的一千多人去攻打国军重兵防守的军事要地，无异于自我毁灭。这种自杀性的行动很快遭遇惨败，红二十六军再一次在蓝田被数倍国军围攻。双方激战一个月，红二十六军全军覆没。
当时红二十六军的高级军官几乎全部牺牲，高喊和敌人决一死战的政委杜衡叛变投敌。只有刘志丹带着十多个警卫员再一次侥幸突出重围，在深山中躲藏。国军随即四面搜山，并且悬赏10万大洋要刘志丹的人头。刘志丹和忠心耿耿的警卫员们在深山中靠野菜野果坚持了二个月。期间的种种艰难困苦，是没有经历过的人绝对无法想象的。
十多个警卫员或死于国军手中，或者饥寒而死，最终只剩下刘志丹和一个警卫员幸存。在一次和国军的遭遇中，刘志丹失足落下山崖受了重伤。受伤后的刘志丹无法动弹，也没有粮食，只能躺着等死。幸亏那个忠诚的警卫员冒险连续寻找了几天，终于在山崖上找到了刘，并且把他背下山。
刘和这个警卫员带着二把手枪回到陕北，第三次招回旧部，发动群众，重新开始另一次起义。1933年11月，刘志丹再次起兵。此时刘志丹的军事政治能力都已经非常成熟，部队很快成为一支相当有战斗力的劲旅。
在1933年到1935年的二年时间内，刘志丹连续挫败国军二次大规模围剿，完全控制延长，安定，保安等6县，并且把势力扩大到周围20多个县。除了红二十六军从开始的二个团500多人增加到四个主力团3000多人以外，刘志丹又新建了红二十七军，兵力近2000人。陕北红军正规军总数扩大到二个军5000人，还有数量不约4000人的地方民兵武装。
1935年，在全国苏区都被国军粉碎时候，陕北苏区在国军数次大规模进攻中屹立不动。1934年，刘粉碎国军第一次大规模围剿，鏖战七个月，将国军进攻部队的5000多人歼灭了3000多人。1935年，刘又粉碎国军主力第二次大规模围剿，激战半年，共歼灭国军正规军2200人，民团武装3000多人，俘虏2000人，还有大量的缴获。
1935年，陕北苏区也成为中央红军唯一可以立脚处。这时候发生了二件和刘志丹有关的大事。
二件大事
首先是红二十五军3000多人在9月经历过一次小长征，最终赶到了陕北，和红二十六军合编为红十五军团，刘志丹担任参谋长，副军团长。
红二十五军原本是驻扎在鄂豫皖苏区的一支劲旅，全盛时期曾经有三个师1万2000多人。在经历多次围剿和内部肃反以后，红二十五军兵力锐减到6000人，苏区也大部被破坏，被迫进行长征。他们的目的地也是陕北苏区。
此时的红二十五军实力还很弱，除了留下打游击的部队以外，参与长征的总共只有3000多人。三个主要负责人政委吴焕先在长征中的泾川战役中中弹阵亡，年仅28岁。军长程子华手臂中弹重伤，最终导致终生残疾。程一直高烧不退，卧床不起，部队改由副军长徐海东指挥。
但是徐海东并不比程子华好多少。稍后，徐在一次战斗中被一颗步枪子弹射中头部。子弹从左眼下射入，从后脑下部飞出。徐海东当场昏死过去，连续四天四夜没有苏醒。在战友们都以为他必死无疑的时候，徐海东突然自己醒过来，并且问周围看护他的医生：我睡了多久，部队走到哪儿了？但徐海东的伤势还是非常严重，他躺在担架上一个多月无法活动。卧床不起的程子华只好从担架上坐起来，接过指挥权。
红二十五军到达陕北的时候大约剩下3000人，他们和刘志丹的红二十六军，红二十七军合组为红十五军团。但是，中央对红二十五军徐海东程子华等人非常信任，对刘志丹总是有些迷惑，这也导致的下面的事情发生。
第二件大事就是，中央驻北方代表孔原派出一个中央代表团在1935年7月到达陕北。这个代表团负责人是29岁的朱理治和聂鸿均。他们一到陕北就宣称：必须无情地展开反对右倾，反对暗藏的右倾分子和一切反革命分子。随即他们组织了保卫局（情报组织，也就是苏联的克格勃）。
中央代表到达陕北以后，和当年的杜衡一样对陕北苏区感到不满。他们认为刘志丹没有进行彻底的革命，没有建立真正的苏区。加上刘志丹由于周旋西北各势力之间，免不了要和国民党高层人士打交道，包括和他们达成默契，互相交换情报等。中央代表团认为刘志丹有通敌的嫌疑。
另外，由于陕北自古多地方势力，刘志丹为了稳定苏区，和当地黑社会性质的哥老会和一些土匪有一定程度的交往。吸收他们中间的一些人比如马锡五，郭宝珊等人加入红军。
中央代表团对此非常不满，他们认为刘志丹有井冈山王佐袁文才之流的共产主义土匪倾向，对于这样的人无法给予信任。
总之，中央代表团认为刘志丹的红二十六军不可靠。此时中央红军就要到达陕北，陕北也是中央红军最后一个立脚点。在这种艰难的时候，必须毫不留情处理这些地方势力，为中央扫清地方有通敌嫌疑势力，中央代表团决定开始肃反，消灭地方不坚定和动摇分子。
肃反开始，大批红二十六军后方干部被捕，在遭遇刑讯以后，他们被迫违心的揭发一些同志。红二十六军军心浮动。
根据当时的中央代表团主要负责人郭洪涛的回忆：西北保卫局局长完全使用鄂豫皖错误肃反的那套逼供信办法。审讯一个干部的时候，将他吊起来，他被逼说是，放下来又说不是。当时我感到很难过。审讯结束后，我对中央代表团负责人说：吊起来说是，放下来说不是，明明是屈打成招。在严刑逼供下，有关的同志供出红二十六军干部刘志丹，高岗，张秀山也是右派。根据口供，红二十六军的主要领导人刘志丹，高岗，张秀山都是反革命。
当时刘志丹正在率部对抗国军第三次大规模围剿，他和东北军在崂山激战，已经稳操胜券。刘志丹和徐海东配合，将东北军110师两个团打的完败，毙伤包括师长何立中，团长杨德新在内的东北军1000多人，俘虏包括团长裴焕彩在内的3000多人。稍后又在榆林桥战斗中，包围107师一部，全歼其4个主力营，俘虏团长在内的1800多人，大获全胜。
在刘知道后方开始肃反以后，感觉非常不理解。但是此时军情紧急，无法多想。而此时肃反很快也搞到陕北领导人刘志丹，高岗的头上。中央代表团决定立即逮捕掌握兵权的高，刘二人，他们派出一个年轻的通讯员去前线作战的十五军团送信。要求信必须送到红十五军团军团长程子华处，要求逮捕红二十六军的很多干部。
但是这个年轻的通讯员并不知道信里的内容。他没有找到程子华，而是顺手交给了在指挥部里面的另一个领导——副军团长刘志丹。刘志丹打开信，发现这是一份需要立即逮捕的黑名单，而黑名单处于第一位的就是刘志丹本人。刘志丹当时面临三个选择：
1、可以拥兵自重。刘志丹控制地方苏区和5000多人的红二十六军，当时红二十五军根本不是刘志丹的对手。刘志丹只要不离开军队，谁也不敢把他怎么样。等到中央红军到达以后，再向中央讨价还价，可以获取有利的地位。
2、干脆投降国民政府。作为富有斗争经验的刘志丹自然知道肃反的残酷无情。在这种自身难保的情况下，刘志丹如果率领部队和苏区地盘投降国民政府，必然让中央红军无立锥之地。国民政府对此是极为欢迎的，刘志丹本人加官进爵是必然的。
3、只身逃亡。三十六计走为上计，这对于刘志丹可能是最坏的行为。但是总可以保住自己的性命。
但是，刘志丹的选择谁也没有想到。他只身骑马赶到地处瓦窑堡的保卫局总部，把自己的橹子手枪交给保卫局负责人说：我知道，你们要抓我，我自己来了。显然，刘志丹是想用行动告诉中央代表团，如果他是叛徒，是绝对不敢这样做的。
但对于刘志丹这样的人来说，他认为无论怎么选择，都会威胁红军的整体利益。所以他宁可牺牲自己，也绝不愿意危害红军和革命事业。保卫局的领导人却认为刘志丹是故意演戏“试图用苦肉计欺骗我们，这正是刘志丹的狡猾之处”。下令将刘志丹逮捕关押，为了怕别人知道这个事实，他们把刘志丹骑来的马也藏了起来。
刘志丹被关在牢里，以反革命罪和严重右倾错误，被判处死刑。肃反委员会认为刘志丹太难对付，不打不可能好好交代，随即对刘进行了严厉的刑讯。刘志丹面对刑讯逼供，一个字也没有交代。肃反委员会认为刘志丹罪证确凿，不开口也可以处决。于是刘身上带着重镣，关押在秘密监狱，准备被处死。据说，当时连准备枪决后埋人用的大坑也挖好了，最初被捕的一批人已经被处决。
刘志丹的妻子得知丈夫被捕以后，带着孩子想见他一面，但被卫兵拦住了。他们在牢房外面徘徊，想从窗子看进去，但是窗子已经被全部封死了。刘的女儿一遍遍喊着爸爸，但是回答她的只有一声声的咳嗽和叹息。稍后，刘志丹妻子也被编入了劳改队。
不过此时又出现了转机，由于肃反的口供实在太假，连此时中央代表团的主要负责人也产生了疑惑。他们认为二十六军主要军事领导人都被揭发为叛徒，也太不可思议。在仔细审讯以后，他们发现绝大部分口供可能都是屈打成招的结果。
此时中央红军已经快要赶到陕北，中央代表团认为还是由中央定夺比较好。于是作出以下决定：第一，陕北苏区后方不再捕人；第二，不再审讯被捕的同志。这也救了刘志丹的性命。但是，中央代表团没有释放刘志丹等人。
十多天以后，中央红军到达陕北苏区的吴起镇，结束了长征。中央代表团的人赶赴吴起镇向总书记张闻天汇报情况，张听了汇报以后大吃一惊。张闻天首先认为中央代表团肃反的出发点没错，但是明显犯了扩大化的严重错误。
肃反委员会认为红军的三个严重问题：富农路线、山头主义、投降主义在张闻天看来都不是问题。
张闻天跟毛泽东说：所谓富农路线，是刘志丹没有消灭富农。老毛你知道，陕北这个地方太穷，几乎没有地主，富农是主要生产力。如果消灭了富农，陕北苏区经济必然遭受严重打击，怎么支援军队打仗？所谓山头主义，还是老套的指责不攻打城市，只割据农村。说实话，刘志丹这点力量，只能打打游击战，哪有力量攻打杨虎城控制的大城市？所谓投降主义，说得是刘志丹吸收一些地方其他势力，同时和国军高层有些联系。这些都是针对残酷形势的应对措施，当年哪个苏区没有搞过这类东西？这些罪状都是无稽之谈吗。
毛对张闻天的看法表示认可。张闻天和毛泽东等人商量以后，派出使者火速赶赴瓦窑堡，命令务必停止肃反，不得处决刘志丹等人。稍后，中央组织以董必武为首的五人委员会，负责纠正肃反扩大化的问题，并且释放了关押的100多名同志。张闻天他们对中央代表团的行为非常不满，下令处分主要执行人戴季英，聂鸿均，在1942年又追加处分了朱理治，郭洪涛。
虽然释放了刘志丹，但是中央并没有完全恢复他的地位。刘志丹被派到新组建的红二十八军担任负责人。此时刘身上仍然有当时带重镣的伤痕，但是他主动劝告原红二十六军很多被整的干部，安慰他们的不满情绪。
刘本人在1936年的东征阎锡山的战役中，不幸左胸中弹牺牲，时年33岁。刘志丹留下的最后一句话是：别管我，快让宋政委（红二十八军政委宋任穷）来指挥部队。
被红军绑架后撕票的传教士师达能夫妇
一个神父的长征
1935年11月19日，红2，6军团自桑植的刘家坪出动，经湘中湘西，横贯贵州云南，渡金沙江入西康，到甘孜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共计费时七个月零十天，行程约一万余里。他的领导人是贺龙，任弼时和肖克将军。红二六军团的长征也相当的艰难，但是大体和中央红军一致。这里主要借用红2，6军团的长征过程，介绍一下一个外国人眼中的红军。
他是英国新教的神父薄复礼，英国国籍的瑞士人，原名为鲁道夫•阿尔弗雷德•勃沙特•比亚吉特。他1897年生于英国的曼彻斯特，父母都是瑞士苏黎世人，母语是德语。他自愿来到中国传教，中国从清末开始已经有大量的教会和神职人员，从上海到西康，随处可见。
薄复礼是一个虔诚的上帝信徒，但对中国文化也非常喜欢。他1922年来到中国以后，被派往贵州传教。薄复礼在贵州传教多年，学会说一口流利的中文。在中国传教十多年，薄复礼不但看见了中国的贫穷和饥荒，也见识了贵州肆虐的土匪。
所以在1934年10月1日薄复礼和他的妻子朋友在贵州黄平一个小山村，被一群衣着破烂的持枪者包围时，他第一个想到的是又遇到土匪了。其实这些人是红六军团肖克的部队，他们发现一群外国人在他们军队驻地出现时，就把他们抓住了。薄复礼由此开始了自己和红军一同行军的18个月时间。
红军捉住他们一行人一二天后，就释放了薄复礼的妻子和儿童，但是仍然扣住了二个男人，就是薄复礼和另一个更年长的传教士海曼。当时红军对薄复礼和海曼各开出10万大洋的赎金，但是也可以通过相当数量的药品，无线电，高射机枪之类充抵。一年以后，这个赎金被降为每人3000块大洋。
其实除了薄复礼和海曼以外，红军捉住的这类人还很多。
当时红军每到一处就开始打土豪分田地，一般土豪和地主在红军到来之前就走了。但是他们多会留下一二个远方亲戚或者信得过的家人看着房子和田地，红军就抓住这些人索取赎金。这类人形形色色，有财主本人，有苦力和仆人，还有老年男子和老妇人，也有少年，总数大约有五六十人。还有一些被俘虏的国民党高级军官，比如张振汉将军。
薄复礼回忆有个叫做廖胖子的21岁年轻人，因为对红军政策抵抗而被扣留一年多。红军对他开出的赎金是1万大洋，但是廖的家里只肯出7000，双方僵持了一年，红军非常不满。于是在一天行军中，一个蓄有小胡子的四十多岁中年人骑马走过俘虏的队伍。薄复礼回忆，这个很有风度的军人回头对廖说：廖胖子，最好快点交钱，否则我们就要看你的脑壳了。
别人告诉薄复礼，这个人就是贺龙将军。薄复礼不禁为廖胖子的命运担忧了。如果这些人到了红军规定的时间不给钱，红军多会宽限时间。有时候也会对俘虏进行鞭打，薄复礼和海曼都被鞭打过一次，但是他们并没有被处死的危险。
有些人则会被处死，薄复礼回忆：红军在他们的尸体上会放一张纸，说明他们的罪行。薄复礼被红军关押了18个月，海曼则因为付了赎金比他早几个月被释放。其实他们本来不用被关押这么久，但是当时中国内地教会负责人贝克尔对支付赎金有非常大的犹豫。
薄复礼说，贵州的土匪很多，但是他们很少抢劫神父和教堂，因为他们知道神父没有什么钱。如果贝克尔支付大量赎金给红军以后，土匪一定会把内地的神父作为最好的绑架目标。于是双方谈判了好久，一年以后贝克尔同意支付6000元的“伙食费”，换取释放薄复礼和海曼二个人。
但是贝克尔又怕红军不能履行承诺，就先支付了3000元，换取年纪较大，身体也更差的海曼的自由。
红军对于他们二个人的监督还是很严格的，甚至用绳子绑着他们行军。其实开始并不是这样，主要是因为薄复礼和海曼做过一次不成功的逃跑，后被红军重新捉回来。
薄复礼对红军的印象总体不错。他对红军纪律严明，绝对禁止吸毒和赌博，热心学习和对穷人的爱护都非常吃惊，认为红军是一支英国清教徒样式的军队。他回忆说听过很多红军战士关于为什么参军的提问和回答，结果总是同样的，就是他们在家吃不饱饭，或者是遭遇了饥荒。
薄复礼对红军鄙视基督教的态度很不满，红军认为宗教是资本主义统治者麻醉人民的鸦片。他们每过一处，就把教堂的东西充公，甚至包括基督受难图，王冠和法器。薄复礼回忆：甚至还有一个士兵把罗马主教祭祀长袍当作外套穿在身上御寒。
薄复礼说：中国的路的定义和英格兰有很大的不同。贵州的路几乎只是前人踏出的一条痕迹。这种攀登爬山还可以，下山就非常痛苦了。山高路险湿滑，危险万分。红军在最危险的地方都派人在那里协助，但是仍然有人会掉下去。薄复礼他们的看守长就滑入了深谷，落在大树上，差点丧命。
在漫长的行军期间，薄复礼多次见到了肖克将军。有一次，红军意外的缴获了一张非常详细的贵州军用地图，这让肖克大喜过望。要知道，之前肖克仅有一张极为粗糙的地图，上面除了有比较大的村镇以外，什么都没有。肖克回忆：贵州山高，谷深，道路窄小，最大的问题是部队对地形不熟悉，没有可靠的地图，全靠找向导问路。当地山里的向导一般不会走出很远，对五里以外的事情就不知道了，六军团只能在贵州大山中艰难转战。直到攻入老黄平县城旧州，才有了转机。
但是地图是法文的，肖克只好找精通法文的薄复礼来翻译。薄复礼虽然中文说得很好，但是对书写中文地名仍然有些困难，肖克就让他翻译，自己来书写。在一盏煤油灯和一盏马灯下，二人一直干了大半夜才完成了翻译工作。
这张宝贵的地图帮助肖克知道和贺龙会合的准确地点。肖克对薄复礼比较感激，让看守对薄复礼进行一定的优待。肖克和薄复礼有些交谈，肖克比较惊讶薄复礼这样的知识分子还会信仰上帝，他说：你一定知道人都是猴子变过来的。薄复礼回答：进化论只是一个学术理论，一个没有证实的理论。
在长期的行军后，已经不年轻的薄复礼开始受不了。他有胃痛，心律过快的疾病，而且一走长路腿部就会抽筋，一天多次昏迷。红军看守对他很好，主动帮他背了包袱，还试图让他骑马行军。
但是已经年近四旬的薄复礼还是忍受不了折磨，试图夺过看守的手枪自杀。看守制止了他，而且更加关心他。他们给薄复礼骑马，又尽量给他很多好的食物，包括水果和饺子。
这些关心减轻了薄复礼的症状，但是他仍然发烧，胸痛。有一次昏迷后，薄复礼长时间的休克过去，红军以为他死了，把他抬到了野地里面。但是细心的看守发现薄复礼还有轻微的呼吸，就全力救活了他。之后，薄复礼多是骑马行军，有时还躺在担架上，被看守们抬着走。红军还给他找了中医看病。薄复礼逐步恢复了健康。
他说：行军中唯一的乐趣是观看红军的旗帜，只是红底镶有镰刀斧头的旗帜。一个旗手扛着它走在队伍最前面，遇到天气不好的时候就把红旗放在套子里面。这个套子用一副基督教的油画做的，上面是牧羊人，羊群，还有耶路撒冷的伯利恒之星。一想到我是跟着基督之星在走，我的全身就充满力量，跟着它会带来幸福。我无所畏惧，因为上帝总是与我同在。
最终，肖克将军找到了薄复礼对他说：我们决定区别对待外国人，你是瑞士人，瑞士是中立国，没有侵略过中国，所以我们决定不要赎金就释放你。但是肖克又对薄复礼的朋友，刚被捉来的德国人凯尔纳神父说：我们不会放你的，你的祖国是德国，你们的元首希特勒是反共的。
肖克在释放薄复礼之前还请他参加了一个小型晚宴，肖克说：你作为一个旅游者我们非常欢迎，你开办学校也可以，但是你不能欺骗学生和老百姓，用上帝和宗教麻痹他们。稍后，肖克还给了薄复礼10块大洋作为路费。薄复礼还是留在中国从事传教工作，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他才回到祖国。
另一条战线的功臣
孙子兵法中，特别强调间谍战和情报战的重要性，孙武认为这是代价最小，成就最大的一种军事行动。在整个长征中，无论军事作战有多么的困难，红军总能制定出一些针对国军军事行动的相应部属，而且速度极快。当时的中央军将领胡宗南曾经惊讶：我们对红军的军事部属已经很严密了，为什么红军每次都能绝处逢生呢？一定是我们内部有人泄密。
胡宗南怀疑的很对，国军的几乎每一个军事无线电通讯都被红军所掌握，红军具有成功破译国军绝大部分电报的能力。早在中共创建初期，苏联就帮助中共培养了一批特科成员，用来进行地下工作。其中周恩来领导的密码破译科，就是其中一个重要的组织。
早在1929年，周恩来就在上海秘密组建特科无线电培训班，并且将其中主要成员送往苏联受训。当时苏联的无线电侦听和破译工作，都是世界顶尖水平。这些苏联培训出来的特科成员身手不凡，受过契卡特别严格的训练。他们可以在极短时间内，迅速破译国军一整套复杂的密码系统。
早在五次围剿的时期，在第一第二次围剿中，由于主要是地方军阀部队参加作战，他们甚至不用密码通讯，直接使用明码，有时候还使用一些英文。红军特科部门几乎不需要破译他们。从第三次围剿开始，中央军开始使用密码通讯。但是这样的早期密码非常简单，甚至只有密码基本常识的人也可以破译。
由于情报泄密太多，军事行动屡屡受挫。第五次围剿开始以后，蒋介石被迫命令各部联系主要以有线电话为主。但是有线电话架设非常麻烦，几公里长的电话线一旦有一处被破坏，通讯就失去联系，很不方便。国军各部被迫又使用传统的传令兵，大大丢了面子。
不过，就是在这段时间，红军仍然破译了国军很多重要的电报。红军之所以提早长征开始的时间，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就是通过破译国军密码，得知国军将发动一次总攻。
在长征路上，由于双方都在大规模的行军，国军无法使用有线电话和军阀联系，无线电又成为主要的联系方式，红军情报部门开始如鱼得水了。长征中，因为国军追击兵力强大，拦截的国军多设伏等要素，通过破译国军无线电通讯，了解国军军事部属情况就非常重要。
当时红军破译密电水平极高，密码破译率几乎是百分百。当时情报人员水平也达到顶峰，例如红四方面军的电台台长宋侃夫，内部外号本子。这个外号意思是他破译密码时候连密码本（类似于字典的复杂对照资料）都不要，直接可以把密电念成明文。
红军长征开始，毛泽东亲自组织了破译工作。负责破译的是军委二局，局长为曾希圣（是黄埔系将领，红军著名将领曾中生的弟弟）。长征出发以后，军委二局随大军行军，代号是红星二科。红军一般是用一部电台不分昼夜的固定跟踪监听敌人一，两个军的无线电通信。这种方式，能够及时了解敌人的作战部署和行动路线，使红军有针对性地避强击弱，夺取作战胜利。
红军在长征中少有的几次成功的军事举动，几乎都与破译国军情报有关。红军二渡赤水，再次占领遵义县城，击溃王家烈部几个团。战役的决策基础就是通过侦听的情报，得知黔北国军主要兵力调动后产生了大空档。但是，稍后中央军吴奇伟部发动反攻，击溃了固守遵义外围的红军部队，红军无法稳定阵脚，被迫准备放弃遵义。
此时军委二局成员通过侦听发觉吴奇伟指挥部的位置过于突前，随即通知林彪，林彪率部突袭吴奇伟指挥部。吴包围指挥部的仅有一个卫戍团，吴奇伟本人只好率领少量警卫部队撤过乌江，和正在作战的中央军主力失去联系。而其他中央军部队在发觉指挥部被红军袭击的情况下，都无心恋战，被迫全线后撤。遵义就这样保住了。如果没有侦听工作，遵义这一仗必败无疑。
另一个出色战例更是令人惊叹。在四渡赤水时，当时红军准备大迂回，渡过赤水绕过贵阳南下。但是此时中央军周浑元，吴奇伟10万主力迅速追击上来。红军刚有一半兵力渡过乌江，面临被国军切断歼灭的严重危险。
此时军委二局在周恩来的命令下，通过伪造蒋介石的密电，让周吴二人改变行军路线，改向泮水，新场，三重堰方向迂回前进。周吴接到伪电以后，根本没有怀疑，率部向其他方向进军。红军由此成功争取到时间渡过乌江，长驱南下甩掉了国军20多万大军的堵截。
如此几次以后，蒋介石已经知道了内部密电泄漏事件。特别是1935年5月，军委二局一个参谋人员在云南受伤掉队被俘，滇军在他身上发现了已经被破译的几小时前蒋介石给云南王龙云的手令。龙云大惊失色，急向蒋介石报告：我军各方往来密电皆翻译成文，无怪其视我军行动甚为明了，知所趋避。
蒋介石感到问题严重，被迫用笨办法对付红军。蒋回电指示龙云说：“我军电文被匪窃译实属严重问题。此事只有将另行编印之密码多备，每日调换。凡每一密码，在一星期中至多只用一次，按日换用。密码每部各发十种密本，每日换一种，每十日再另发十种密码。”
此后中央军密码被迫一日一换，甚至每天更换好几次，但是这些密码仍然被军委二局成功破译。之后的大渡河边战役，红军及时破译国军全部密电，从而决定从泸定桥渡河，绝处逢生。
在整个长征过程中，红军极少有在遭遇战中遇到国军主力，或者被国军主力伏击的情况。很多时候，红军能够出人意料的从国军几个主力的夹缝中通过。如果没有这些情报，红军是不敢从事这样冒险的举动的。在长征中，军委二局共破译国军密码超过800种，令人叹为观止。
除了破译国军的密码以外，红军通过自身有效的密码系统，没有一份电报让国军破译过。当时红军情报人员都做过宣誓：人在密码在，人亡密码亡。一到紧急关头，红军情报人员立即砸毁电台，销毁密码，自杀成仁。在长征前后，很多红军都被国军成建制的歼灭，但是国军没有缴获过一个密码本，也无法破译红军的任何密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