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人常认为自己不擅应酬，意思是指不大懂得应酬，而在现实生活中，常指不大喜欢交朋友。不交朋友倒无所谓，事却不能不做，做事的结果就会必有同事，而同事之间，又非应酬不可。
当你初上任的第一天起，由于应酬得不好，祸根也许由此种下，害得你不安于位。这并非故甚其词，而是事实俯拾皆是。比方说，你今天来上班，不免要和同一机构的其他同事们略作应酬，通常是来一番自我介绍，简单地说：“我叫刘司，请多指教。”但你更好是说：“我是今天才开始上班的刘司，在会计部管出纳的，请多多指教。”因为说明你来做什么职位，或负责什么项目，是非常重要的，不过，如果你说：“我在某某会计专科学校毕业，曾在某某银行任会计……。”这样就变成过分了。
凡是良好的应酬，都应避免自大、分辩或太多的解释。例如：你今天上班迟到，于是向上司解释原因：“今早二环路发生车祸，汽车大摆长龙，我只得半途下车找出租车，但每一辆出租车都被人截走，等了好久才……”
车祸，摆长龙阵，出租车……都是原因，而迟到却是结果，你的上司一定不耐烦听这些的。这里有两个答案，你看看哪一个比较好？
(1)“今天公共汽车出了毛病，所以迟到了，非常对不起。”
(2)“今天迟到了，非常对不起，因为公共汽车半途出了毛病。”
上面两句说明，原因与结果互相倒置，听起来一样令人觉得舒服，但大多数的其他场合，原因与结果那一个应该排在前面，则有极大的关系。这就是说话的技巧问题了。
接下来，再来谈谈选择应酬空间的问题。一些专家把空间作为应酬的第一要素，这是很有道理的。应酬需要一个场所，而且不是随意的场合，因场所的不同而收效各异。比如，青年男女谈情说爱，就要到僻静的公园或小河边上，而不会到商场的座椅上。所以，要想得到理想的应酬效果，就必须物色一个适宜的应酬场所。说到场所，人们会想到办公室、家庭、公园，以及其他一些地方。这些场所，各有各的条件，各有各的特点。
办公室——这里比较严肃，是谈公事的地方。一般上下级之间的应酬或接待来访者，在这里更合适。人们有一种感觉，好像在办公室谈的事能给人以信任。
在家里——一个人在自己家里，心情较为“解放”，对事物的理解比较清楚，所以，有些事，最好是到别人家里去拜访。在家里就不同于办公室，办公室总给人一种有很多事要办的感觉，不能专心致志地和人谈话。如果下级想请他的上司解决某种困难，最好到上司的家里去，上司会静心、耐心地听你倾诉苦衷。有时，朋友、同事间为了解除某种误会，也多上门到家去交谈。这样做，一般效果都很好。
在车上——一些很有采访能力的记者，在采访时，往往抓住人们下班回家坐车的时间。因为这时已经下班了，被访问者一心想回家去，坐车这段时间无其他事可做，当然会好好地接受记者的访问了。
在餐桌上——很多人说生意有了基本意向后，往往主动的一方就要请吃饭。在餐桌上，人们感到更“解放”，似乎有说话不算数之感。其实，只要不是醉后之言，都是算数的，也许是因同餐进酒，把双方的关系拉近了的缘故，会使谈判有明显的进展。一般人说的“我晚上有应酬，”多半是请人吃饭。可见，餐桌上是应酬的一个很重要的场合。
上面虽然介绍了掌握语言和选择应酬空间的重要性，但掌握应酬的三大原则则更有根本性。
鲁迅某次在上海坐黄包车，有意实验一下应酬学上的三大原则。他从朋友家门前叫车去南京路先施公司，依照时价，该付出车费三角。鲁迅没有说明去南京路的什么地方，价钱讲好，便坐上车。直到南京路口，车夫便停下来，说：“到了。”鲁迅本来应该说：“哎呀，对不起，我只对你说南京路，却没有说明我要去先施公司……”但他并不把这句话讲出来，却故意说：“还没有到嘛，我要去先施公司，此地距离先施公司还远呢！”车夫提出反驳：“什么话？三角钱来到南京路，还不下来？……”“哪里，我来南京路就是为了要去先施公司嘛！”“你分明说是来南京路。”“你不去先施公司，我就不付钱。”“你不付钱我就叫警察！”这个结局如何，我们不必理会。总而言之，是证明了坐车虽属小事，但应酬不得其法，会闹出乱子的。当时鲁迅只要说他刚才应该说的话，黄包车夫也许早把他拉到先施公司，再不然，多付车夫五分钱便一切顺利了。
这次实验，启示了应酬学的三大原则：(1)先了解对方的立场；(2)接着，请别人了解自己的立场；(3)然后，请别人帮助，达到自己的目的。鲁迅这样重视应酬，也许对他的文章有很好的帮助。事实上，自古以来，许多有名人物都很重视应酬学。被称为辩证法始祖的苏格拉底便以应酬学教诸弟子。我国古代孔夫子之重视应酬学，你只要打开《论语》便知道了。这一切，只因应酬本身在当今已经成为职业上的一种多功能的工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