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地缘政治的重大焦点，一边是华府的美日菲会谈，一边是马英九与习近平二度会面。两边的阵仗显然并不相当：中国虽有大国崛起之姿，妄称东升西降，但实力仍难以与美国抗衡；至于充当样板的马英九，不但无法与菲律宾总统小马可仕相提并论，对日本首相岸田文雄，更只能望尘莫及。然而这场政治抗衡依然上演，其凸显的重要意涵，是一方高举普世价值与全球经济福祉，一方则是诉诸历史仇恨，煽动民族主义的对抗，显示美中对抗的本质是一种难以化解的矛盾。而如此不可调和的冲突与对立，将是一条可能冲击全球和平、稳定、繁荣的断层线。
美中对抗的焦点在于中国不但未遵循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更意图以它的意识形态与专制体制改写全球新规则。这就是岸田在美国国会演说中所称：美国几代人努力建立的国际秩序正面临着新的挑战，这些挑战来自那些价值观和原则与我们截然不同的国家。其实，在地缘政治与价值对抗之外，中国输出过剩产能更是一大威胁。中国对外大量倾销由国家补贴的低价产品，固然有压抑全球通膨的效用，但是，对贸易对手国却有如吸毒一样，获得短暂的快感，却也丧失了自身产品的竞争力，造成制造业崩毁，工人大量失业的负面效应。尤有甚者，中国产业发展的路数，不仅在于国家补贴，于技术上则大抵为并购、仿冒、偷窃智财权而来，加上中国一贯对外要求开放市场，以利其商品行销天下，却在国内采行保护主义，实行非关税壁垒，让多数外国商品不得其门而入，形同假自由贸易之名进行不公平贸易。而中国这种发展产业的套路所以能够得逞，乃是以十四亿人的消费市场作为诱饵，使外商虽眼前吃不到，却因仍有期待，因此一再隐忍而不敢发作，遑论进行反制。
易言之，中国崛起对国际社会的威胁，不仅在于军事扩张，数位极权统治模式，更在于经济上对贸易对手国的无形榨取，而吸入的大量经济能量则成为其建构东升西降，创造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等上层建筑之基础。事实上，这种经济吸血的手段，中国的主要投资国与贸易国均有惨痛的经验。中国改革开放之初，不但其土地、人力与优惠政策吸引台商，又适逢台湾的产业发展也到了瓶颈，大量的资金、人才与技术流向中国，形成畸形的三角贸易，虽然确实给了传产制造业苟延残喘的短暂机会，却也因此多数企业不再努力转型、研发，以及扩大投资，造成产业空洞化，使得经济由盛而衰，步入日本式的经济失落。
而美国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引进世贸组织，使中国经济得以与世界接轨，因此快速成长，可谓居功厥伟，却因为不公平贸易而蒙上每年数千亿美元入超，以及制造业衰微，内伤严重。而中国对美的不公平贸易，也带来美国贫富差距扩大，社会的分化与冲突，危及其民主与繁荣，因此检讨美国传统对中政策，逐渐成为美国官产学的显学，甚至两大党的共识。此所以美中对抗由贸易战开始，却不可避免的延伸到金融战、科技战，最后是地缘政治的对抗，把全世界切割成两个不同的世界，成为冷战结束之后的新冷战。而此一新冷战模式，不仅于政军层面，更多着重于经济的对抗。为了应对中国的不公平贸易框架，红色供应链的崛起，美国也由川普时期的关税惩罚，升高到拜登对先进晶片、AI的封锁，并与民主伙伴建立可信赖供应链与友岸外包，在产业发展上强化地缘政治意涵。此举固然令部分人士感叹全球化已经碎片化，甚至死亡，必然增加企业成本，带来通膨效应，但也为自由世界的经济交流与成长，建立了安全可靠的环境与架构，降低中国以商逼政、以经济扩武的威胁。而观察此一趋势，与中国逐渐脱钩，站在美国一边的国家，经济普遍出现前所未有的荣景。此时美、欧、日股市频创历史新高，台湾股市也冲上两万点；而美国的实体经济尽管面临高通膨威胁，却异常强韧，而不以中国为主要生产基地的台湾半导体也成为护国神山，在艰困的地缘政治处境中，透过与世界经济的连结护持台湾。
由此看来，经济已成为美中对抗重要课题，亦即，自由世界要成功捍卫普世价值，与经济永续发展，对中国经济脱钩，才是正确之路。因而美日菲三方会谈，除了强化军事合作，以对抗中国对南海、东海及台湾的威胁，更重要的是，在产业与科技上合作，对抗中国经济以不当手段崛起。拜登强调：“日美联盟是印太地区和世界各地和平、安全、繁荣的基石。”反观马习二会，不过就是宣达中国“民族圣战”的大外宣，缺乏任何促成人类文明发展价值的表述。因此，马英九可以为过去的历史与虚幻的炎黄子孙想象而哽咽掉泪，却不愿对极权统治下新疆、香港、西藏稍表悲悯之情；这样的马英九已经被扫进历史垃圾堆，根本不值一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