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正当“一带一路”、“2025中国制造”已近偃旗息鼓的时候，“人民币国际化”——一个雄心勃勃的目标，作为中共党国的政策出笼，并以官方文件的形式颁布。不少人以为，只要这个目标实现成真，也许就可以在后WTO时代，消除新的世界贸易格局给中共党国造成的困境。“人民币国际化”的提出，是基于中共党国巨大的经济体量——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以及近20年的快速增长，庞大的人口需求市场，尤其是低价的劳动供给市场，让这个党国在全球获得一种咄咄逼人的话语权，加上“厉害了！我的国”、“中国不高兴”等种种喧嚣，以及沙特及南美等少数国家对人民币结算的接受，使得这个党国高层及无数小红粉们陷入无知的得意忘形，以为借助人民币向外大量输出，就能实现“去美元化”，“人民币国际化”也就指日可待。中共的梦想，是在不久的某一天，不仅用人民币取代美元的地位，还要建立起人民币的世界霸权。
人们也许不明白，一种货币在国内流通，与在国外实现自由兑换，乃至成为“国际化”货币，完全是两回事。因为权力与欺骗在可以得逞于一时一地，但要想在世界范围得逞，只能是水中捞月的“中国梦”。
二
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已进入“不兑现的信用货币”时代，人民币作为一种纸币，理论上也属于“信用货币”。从货币史来看，信用货币是对金属铸币的替代。早在苏格兰启蒙运动时期，亚当.斯密指出：“世界各国的君主都是贪婪的。他们欺骗臣民，把货币发行本应所含金属的实际分量，次第削减……”。铸币的含金量削减后，还能继续充当交换媒介，这对后来的政府是一个重要启发，于是统治者们干脆把拥有金属货币的债权印在纸上，结果使得不含价值的纸币照样能充当价值符号，成了信用货币。从古罗马到17世纪，铸币的历史就是含金量不断削减的历史。由此推及，世界上所有的政府都精于滥用人民对它的信任，问题仅在于政府受监督的程度存在差异，滥用信任的程度也存在差异。民众对政府信任被滥用的差异，决定政府可信任程度的差异。政府可信任程度的差异，又反过来又影响货币可信任程度的差异。F.A.哈耶克在《货币的非国家化》里告诫人们：“一种货币，如果被控制用于满足特定利益集团的需要，必然会导致最恶劣货币的出现”。最恶劣货币，当然指的是最缺乏信用的货币。
最恶劣货币借助权力与欺骗，也可以被称为“信用货币”。对绝大多数中国人而言，一方面希望自己使用的货币是真正意义上的信用货币，而不是最恶劣货币，另一方面又认为“人民政府”对货币发行权的绝对控制，不仅是必须的，而且是天经地义的。于是绝大多数中国人，把“人民政府”的目标当作自己的目标，人人愿意俯首贴耳听从“人民政府”的领导，人人心甘情愿充当“人民政府”的驯服工具。几乎没人考虑，一个事实上靠掠夺与枪杆子起家的“人民政府”，怎么可能向人民提供信用服务？没人考虑，一个完全不讲信用并竭尽全力排斥宪政制度的政府，怎么可能提供信用货币？更没人考虑，货币的信用与政府的信用是连在一起的。
中国的学生与学者，接受从欧美引进的金融经济学，通常与现代政治哲学是割裂的。这种割裂的结果，是人们对“信用”货币的内涵缺乏深入理解，也无视货币信用与政府信用的关系。这是大多数人对人民币的信用程度无从评价的原因，也是对“人民币国际化”不知从何谈起的原因。
三
今天的世界上，一个政府可以存在的合法条件是什么？这个合法条件不是枪杆子，不是“无产阶级专政”，也不是央视新闻与《人民日报》社论，而只能是公民社会的“持续”同意！这是因为，向往自由的人们明白，他们没有义务接受一个信用缺失的政府，他们没有义务接受一个未经同意的政府。自由人是否“同意”接受一个政府，可以用选票表示。光荣革命后不久，J.洛克在《政府论》里揭示了一个重要的道理：作为纳税人的公民与政府之间，所建立的只能是一种信托关系。这种信托关系，当然也只能是基于公民对政府以信任为基础的“同意”。我信任你，才“同意”委托你。政府一旦失去信用、失去纳税民众的“同意”，政府存在的合法性也就不复存在，民众或纳税人与这个政府的信托关系也随之告终。正如你家要找一位保姆，你首先要考察、了解的是这个保姆的可信任程度。如果一个保姆不值得信任，你会“同意”把家务事全委托她管理吗？如果一个政府不值得信任，纳税民众会“同意”把全社会的公共事务委托这个政府管理吗？包括这个政府发行的货币，能称信用货币吗？金本位制结束后，货币既失去黄金担保，政府又因未经民众“同意”而不可能提供信用担保，如此号称“信用货币”，究竟是对政府的讽刺？还是对民众的讽刺？
这就是洛克的“同意”原则，其中洛克尤其强调的是“持续”同意。为什么要强调“持续”同意？这是因为政府权力并非基于公民主权的一次性让渡，而是基于公民主权的“持续”让渡。“持续”同意意味着，昨日纳税人的“同意”，不能代替今天“同意”与否，今天纳税人的“同意”，也不能代替明日“同意”与否。“持续”一词暗含着一个惊人预设——纳税公民保留了将政府推下台的权利，方法当然是选票、任期时限再加弹劾机制。换言之，政府只能在获得“持续”同意的框架下运作。如果“同意”原则之前抽掉了“持续”二字，也就回到霍布斯那里去了，而这是自由人所无法接受的。
四
在获得“持续”同意的框架下，政府提供的货币才有资格称“信用货币”。当然这不是绝对的，原因在于，可以为货币提供信用保证的关键，表面上看在于政府的信用度，其实关键首先在于，这个政府能否为私有财产提供保护。
纳税公众“持续”同意的政府，必须为私有财产提供保护，必须维护人们的自由交易，维护人们的合作与分工，才能实现社会财富的稳定增长。如果私有财产不能获得保护，所有的交易、合作与分工就是一句空话。私有财产是人的自然权利的一种，私有财产的拥有者对一个政府表示“同意”或“不同意”，决定了这个政府存在的“合法”或“不合法”。一个没有恒久财产的无产者，仅有“生存利益”，他们在很大程度上相当于一个“旁观者”或“局外人”，他们在表示“同意”或“不同意”的时候，潜台词是“反正与我关系不大，你们说‘同意’就‘同意’吧！”这使得无产者很容易“被代表”、“被同意”。因此无产者的“同意”是打折的，只有恒久的财产利益者，他们“同意”一个政府的存在，才具有实际意义。
政府的信用，以及对政府的“同意”，关键在于对私有财产的保护，原因还在于当私有财产无法保护的时候，也就没有正义与公平可言，此时对政府的“同意”或“不同意”，还有什么意义？作为欧洲国际金融中心的法兰克福，街头至今保存着一尊正义女神的塑像。这个正义女神右手持剑左手高举公平秤，只要私有财产与公正受到威胁，正义女神手中的剑就会刺向对方的咽喉。正义女神的塑像铨释了法兰克福何以成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原因？如果没有正义与公平，还奢谈什么政府信用？还奢谈什么信用货币？还奢谈什么国际金融中心？无论政府“信用”还是货币“信用”的真假，关键都在于对私有产权的保护。
政府能否为货币提供信用担保？除了私有产权能否得到保证的关键外，还涉及税收的税种、税率是否经同意？以及是否具备完善的宪政法律体系等。
五
一种货币能否实现国际化？取决于这种货币的“信用”程度，取决于世界各国对这种货币的接受程度。战后美元在世界被广泛接受，并在各国的外汇储备里占极高比例，并不是因为背后有航空母舰、原子弹的支撑，而是因为美国政府对私有产权坚定不移的保护，是因为美元的“信用”获得人们广泛的认可。今天的人们看得越来越清楚，一个公开消灭私有产权，铁了心要搞公有制的政府，尽管挂着“人民政府”的招牌，依然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掠夺型政府。
一个掠夺型政府，怎么可能提供真正意义上的“信用”货币？“货币”前面冠之以“人民”一词，如同在“政府”的前面加上“人民”一样，成了对民众智商的讽刺，“人民币国际化”更是奢望。这令人想起约30年前，媒体与知识界、金融界高唱“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的闹剧，以为1937年以前，上海曾是远东国际金融中心的事实，凭着中共的能耐也能重建一个国际金融中心。一时间不仅仅是上海，南北各城市又冒出几十个国金中心，包括区域国金中心、北方国金中心、南方国金中心……，没人愿意指出，政府掠夺已经不用遮羞布，货币丧失信用，连自由兑换都是可望不可及的事。而今“国际金融中心”的美梦早已结束，剩下的只有陆家嘴的高楼，厚着脸皮挂着“国际金融中心”招牌，算是给无知小红粉们一个心里安慰，其实已成一种嘲弄。
接下来，“人民币国际化”的幌子，该往哪儿挂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