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功的帽子来自外单位
启功是北师大的教授，但他的右派帽子是中国画院给他戴上的。
鸣放时启功一句话也没说，所以单位也比较善良，没有把他划成右派。启功的问题出在他加入了中国画院，而且被认为是院长叶恭绰的红人。
当时美术界还有一位人物，这人是党内的，掌握有一定的实权，他不愿意叶恭绰担任院长。叶在美术界享有很高的声望，大家都乐意服从他。这个党内人士担心自己的权势会受到伤害，为确保自己的地位，决心借反右运动把叶恭绰打倒。
在这个人眼中，启功属于叶恭绰的死党，也该打倒。
要把一个人打成右派，总得找点借口，经过多方搜集挖掘，终于找到了一条罪状：启功曾经称赞过画家徐燕荪的画有个性风格，并引用了“春色满园关不住，一枝红杏出墙来”的诗句，称赞他代表了一派画风，是新时代中的新希望。
于是根据这句话深入分析，说启功不满当时的大好形势，想要脱离党的领导，大搞个人主义。当时的批判会是在朝阳门内文化部礼堂举行的，会后启功就被正式打成右派了。
按照部署，叶恭绰，还有启功称赞过的徐燕荪，也都打成了右派，可谓一网打尽。
运动结束后，这个人士在美术界的地位更加炙手可热，可以呼风唤雨。
选票
1956年，四川省委举行党代表大会，选举时，重庆代表张文澄等人提出票箱应先打开来看看……总监票李唐彬照这样做了。选举结果，李井泉少了十几张选票，张文澄也没投他的票。会场上的几个票箱，是分开来计票，再相加得出总数的。李井泉由于未得满票，竟动用公安机关的力量查出了是哪些人没有投他的选票。第二年反右时，李井泉在重庆挖出了一个反党集团，将凡是没有投他选票的都一并网罗其中。
为保证落实到位，李井泉特别指派廖志高前往重庆，督促有关机构将张文澄等人划为右派。
夫人求援
1958年，上棉十五厂反右补课，将厂长陈昌吉、车间主任陆仲达和王耐打成反党小集团。
上棉十五厂是有4000名职工的大厂，厂长陈昌吉是浙江绍兴人，早年在上海以老板的身份从事党的地下工作。
陈厂长是知识分子出身，身材高大，气度不凡，却无大干部的官架子。他工作踏实干练，管理有方，吃苦耐劳，从静安寺美丽园寓所到兰州路工厂上班，与职工一样坐12路有轨电车。他上班来得早，习惯夹着公文包先下各车间巡视，然后进厂长办公室。秘书向他汇报昨日夜班情况，他早已了如指掌，有的已在现场处理，其工作作风令人叹服。他对知识分子拉着手说话，职工们和他没有距离，喜欢与他接近。
他夫人是上海《文艺月报》的党支部书记。他每次到杨树浦路分厂检查工作，总是下班后才到车间办公室休息一会，与大家谈生产、谈工作、谈生活。
怎么也没想到，这样的厂长也会停职检查，要他交待反党言行，交待小集团的阴谋活动。
这一天中午时分，一辆黑色轿车开进厂里，门卫上前拦车询问。车上走下来两位干部，其中一位竟然是市长曹荻秋。一名警卫慌忙奔向厂长室报信，一名拿起电话联系。顿时，党委、厂长室一班人马闻风而来，把市长请到接待室入座。曹荻秋扫视了众人一眼，问：“怎么不见陈昌吉呢？”领导个个面面相觑，不知道如何回答。其中一名反应敏捷，示意书记快请陈昌吉。
此时的陈昌吉，隔离在三楼的一间办公室里写检查。桌子上放着纸和笔。两个人对他说：“曹市长来了，指明要见你。”他眼皮未抬，操着绍兴官话说：“我是犯有错误的人，有什么资格、什么脸面见首长！”这一下可把两人急坏了，经一番好说歹劝，他才抄起公文包下楼。曹荻秋一见到陈昌吉就握着他的手说：“你受委屈了，要经得起考验啊！”
中午职工食堂开饭，商量留市长用餐。秘书说：“曹市长要与职工一起吃，不必另作安排。”走进大食堂，曹市长随意就座，几个干部想凑上去作陪，被秘书挡驾：“曹市长要与陈昌吉同志单独吃，你们请便吧。”端着白花花的大米饭，陈昌吉含着泪扒了几口，再也咽不下去……
饭罢，陈昌吉上了曹荻秋的轿车。从此，再也没回十五厂。
后来听说，是他夫人跑到康平路向陈丕显书记求援。陈丕显表示，陈昌吉的事会关心的，他近日走不开，请市长曹荻秋抽空跑一趟。陈厂长离开十五厂后被作了保护性安置，安排到上海投资公司任经理一职。
赌气右派
1958年反右补课，21岁的王耐，和厂长、车间主任被打成反党小集团。厂长后来被市长接走，车间主任也检查过关，对“小集团”的斗争火力就集中到了王耐一人身上，几乎每天下班后，都会召开中小型会议，拿他反复揭发批判，炒冷饭、挤牙膏，开到晚上9点多钟才散会。经过一周左右的车轮大战，战果依旧，与会人员开始厌战，休会了两三天。这天，党委一个副书记亲自上阵，指着王耐说：“讲讲，你这些问题是什么性质？”王耐说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不对，”书记反驳说，“没那么简单。你有阴谋、有野心、有计划、有目的……你煽动大家。”就这么简单的对话，拉锯式耗费了数小时。
墙上的挂钟已经接近午夜12点了，王耐再也熬不住了，一赌气脱口而出：“你们的意思，我是右派喽？”众人已经非常疲倦，听他如此一说，都异口同声地舒了一口长气：“这可是你自己承认的。”主持人立即宣布散会，王耐忍不住失声痛哭起来。又隔了几天，在车间全体干部大会上，发言者开口闭口叫王耐右派分子，庆幸这条出洞的蛇终于被牢牢地揪住了。
好人命不长
当年，张先衡是青年话剧团的团支部书记，反右时，团里下达了分配名额，指示一定要按这个数字划定右派份子。
张先衡表示大家都是国家刚刚培养出来的年轻人，绝对没有反党的思想。
上面不同意他的看法，逼着他按规定的数字划分右派。
张先衡见自己的意见不被理睬，气得说了句气话：“那么你们划我好了。”
没想到，上面真就拿着他这句话把他划成了右派。
阿青老师比张先衡大九岁，是青年话剧团的形体舞蹈老师，她看不过去这样有才能、有情义的男人被“惩罚”，不顾一切地与他结婚、生子。
文革中，因为知道他们这段来之不易的爱情故事，他们夫妇也没有受到过多的冲击。
然而，也许是憋屈太久，阿青老师于1978年，还不到五十岁的年纪，就因咽喉癌去世，撇下了11岁的儿子和正当壮年的丈夫。真是天不佑人，好可惜好可惜。
2023-05-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