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年，有个北京知青叫张昆，是连队司号员，他长得高头大马，说话瓮声瓮气，办事慢慢腾腾，反应比较迟缓。人们给他起了个外号叫“傻狍子”。
我伙伴的父亲在食堂做饭，因此，我们放了学干完家里的活没事也常到食堂去玩耍。听伙伴父亲说“傻狍子”没事儿总泡在食堂，蹭吃蹭喝不说，还经常和一个王姓女知青打情骂俏、粘粘乎乎。现在看，也难怪，人家都二十好几了，谈情说爱不是很正常的事吗。可那时的孩子成熟的都晚，谈情说爱的事在我们来说就是“粘乎”。
一天下午，我的伙伴文文到食堂玩儿，一不小心将食堂的饭桌撞翻，碗盘西里哗啦碎了一地，正巧被上食堂粘乎的“傻狍子”碰到，他不问青红皂白对着文文就是一顿飞脚，踢得文文唉唉哟哟抱头鼠窜。这事让我伙伴二哥知道了，他马上把我们六个伙伴纠集到一起“开会”：我早就想收拾这小子，整天和女的粘粘乎乎的，看着本来就来气，还敢打我兄弟，走，找他算帐去……
看见我们几个来了，“傻狍子”没把我们当回事儿。没想到我们几个“东北虎”找着由子要收拾他。虽然凭他身宽体高支把一会儿。“好虎架不住群狼”，我们一帮就地取材，抡起长条櫈劈头盖脸把他一痛胖捶，打得他鼻青脸肿。随着二哥一声刺耳的鸣金口哨我们象得胜的武士一样高兴而归。毕竟二哥大我们几岁，回家路上，把我们叫到一起，说惹了大祸，都先别回家，在外面躲躲。
果然，当天晚上，连队几十个小青年拎着马蹄灯、拿着电棒，在“傻狍子”的带领下，挨家挨户地象“日本鬼子搜查地下党”似的到处找我们。我们也被一个一个地从各个地方和各个角落给翻了出来。二哥他们几个贫下中农子女挨了一痛臭训没什么大事。我这个地富反坏右的子女就不同于他们了。
几个知青们把我弄到连部，用棉手闷子装上一块木锨片，轮番往我脸上抽，直抽得我的脸颊由疼到涨、由涨到木，最后什么知觉也没有了，耳朵也一阵阵地嗡嗡作响。到现在留下了耳背的后遗症。后来才知道，那样打人脸上没有痕迹，只有内伤，外表谁也看不出来。他们边打边问我，谁是打青年的主谋，是谁教唆你打知青的，是谁教唆你破坏上山下乡的……
这种场面说实在的我见得多了，刚开始还挺有种，摆出了一副宁死不屈的架势：“打死也不说”。青年一看我油盐不进，下手太狠又怕真的把我打坏了没法向我的家长交待。
他们便一不做二不休，脱光了我的上衣，将我挷在篮球架子上。这招实在是太狠毒了，不打你、不骂你、让蚊虫折磨你。五方六月的晚上，正是蚊虫肆虐的季节，稍许，我稚嫩的上身被不计其数的蚊虫叮咬得奇痒难忍，实在是妥不过去了，只好招供投降：是二哥让我们打的。此话刚一出口，一青年就立即反驳：纯属胡说八道，贫下中农子女怎么能唆使你们打知青呢？肯定是你那个总想翻案的父亲对社会不满、对上山下乡不满、对毛主席不满，教你这么干的。
当时连打带叮我已经实在有些吃不消了，只好违心地默认了。我不但没让回家，父亲也被从家里揪到连队，一场声势浩大的批斗会连夜召开。有仇的报仇，有冤的伸冤，连打带骂折腾了好几天，直到父亲病倒，这事才算告一段落。
父亲平反后，知青绝大部分都已经返城。之后，父亲接到十几封知青来信，对当时左的做法表示忏悔和道歉……
父亲却大度地说：都是时代造成的，他们也都是受害者，我不记恨他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