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八届八中全会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是这次庐山会议最重要的成果，这个决议当时没有发表，甚至在会议公报中也不曾提到有此一个决议。整整过了8年之后，那时已在“文革”期间，彭德怀已经被红卫兵从西南揪回北京批斗过了，1967年8月16日，这《决议》才在报纸上公开发表。
这个《决议》一开始就给他们定了性：“以彭德怀同志为首，包括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同志的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在庐山发动了“反对党的总路线、反对大跃进、反对人民公社的猖狂进攻”，而“来自党内特别是来自党中央内部的进攻，显然比来自党外的进攻更危险”，因此，“坚决粉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的活动，不但对于保卫党的总路线是完全必要的，而且对于保卫党的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央的领导、保卫党的团结、保卫党和人民的社会主义事业，都是完全必要的”。
《决议》说，彭德怀的信和发言“是代表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向党进攻的纲领”，特别指出他是“向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领导进行猖狂进攻”，使“毛泽东同志的领导”受到某种威胁，这就是要害所在。《决议》用概括的语言叙述了彭德怀“进攻”的内容，为“反对群众大办钢铁运动，反对人民公社运动”等等。但是有两处引用了彭的原话，就是“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和“如果不是中国工人农民好，早就要发生匈牙利事件，要请苏联军队来”。看来这是最触犯忌讳的两点。
《决议》宣称：“八届八中全会揭发出来的大量事实，包括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同志所承认和他们的同谋者、追随着所揭发的事实，证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在庐山会议期间和庐山会议以前的活动，是有目的、有准备、有计划、有组织的活动。”而且，“这一活动是高饶反党联盟事件的继续和发展”。《决议》中还有这样一段彭、高反党异同论：“高岗在手法上是伪装拥护毛泽东同志，集中反对刘少奇同志和周恩来同志；而彭德怀同志却直接反对毛泽东同志，同时也反对中央政治局常委其他同志，同政治局的绝大多数相对立。”你看他，连伪装都不要了，直接反对毛泽东同志，只能说彭德怀比高岗更加疯狂，所以叫做猖狂进攻，不过也还是有伪装的：“由于他的一套伪装爽直、伪装朴素的手法，他的活动是能够迷惑一些人并且已经迷惑了一些人的。”因此，《决议》提出了“揭露这个伪君子、野心家、阴谋家的真面目”的任务。
为了揭露，《决议》清算了彭德怀的历史老账：“立三路线时期。第一次王明路线时期、第二次王明路线时期、高饶反党联盟事件时期，他都曾经站在错误路线方面而反对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正确路线”，他们“本质上是在民主革命中参加我们党的一部分资产阶级革命家的代表”。
他们为什么要在此时此地发难，猖狂进攻呢？《决议》对此作出了分析，这些分析今天看来特别值得回味：“党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的胜利，显然注定了资本主义经济和个体经济的最后灭亡。在这样的条件下，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高岗集团残余和其他形形色色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就迫不及待，利用他们认为‘有利’的时机兴风作浪，出来反对党的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反对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不是因为决策上的重大失误导致的严重后果引起彭德怀等人的意见，而是总路线等的胜利使面临灭亡威胁的剥削者蠢动的。这一段文章，也许是从斯大林的“社会主义事业越胜利阶级斗争越尖锐”的公式里得到了启示的。
最后，宣布了对这几个人的处理：“把彭德怀同志和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同志调离国防、外交、省委第一书记等工作岗位是完全必要的。
但是他们的中央委员会委员、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候补委员的职务仍然可以保留，以观后效。”这也就是毛泽东说的“批判从严，处理从宽”的意思。
实际上全会还通过了一个有关组织处理的决议：《中国共产党八届八中全会关于撤销黄克诚同志中央书记处书记的决定》。《决定》说：“黄克诚同志是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主要同谋者之一，犯了右倾机会主义和分裂党的派别活动的重大错误。过去他又是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中的重要成员之一，而且长期对党隐瞒了若干重要的有关事实。鉴于黄克诚同志所犯的严重错误，决定撤销他的党中央书记处书记的职务，并且责成他继续检讨，向党作彻底交代。”我至今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当时没有公布这个决定。直到1962年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公报才宣布撤销黄克诚的中央书记处书记一职，那次与他同时被宣布撤销书记处书记职务的，还有当时的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谭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