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庐山会议还推动了个人崇拜的发展。
在延安时期，新中国成立前后，毛泽东曾比较注意反对个人崇拜，反对盲目迷信权威。1956年（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曾科学地总结了斯大林在个人崇拜问题上造成的错误，指出我们应当吸取的教训。
关于反对个人崇拜，邓小平在八大修改党章的报告中，特别说到苏共二十大的一个重要功绩，就是告诉我们，把个人神化将会造成多么严重的恶果；坚持集体领导原则和反对个人崇拜的重要意义，对于各国共产党员产生了巨大影响。“很明显，个人决定重大问题，是同共产主义政党的建党原则相违背的，是必然要犯错误的，只有联系群众的集体领导，才符合于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才便于尽量减少犯错误的机会。”“同过去剥削阶级的领袖相反，工人阶级政党的领袖，不是在群众之上，而是在群众之中，不是在党之上，而是在党之中。”
历史的不幸是，几年之间，社会主义改造，反右派斗争，都没有遇到什么抵抗，顺利进行，真可说是“接二连三的胜利”，使毛泽东日渐骄傲起来。1958年3月成都会议上，毛泽东说过这样一些话：一个班必须崇拜班长，不崇拜不得了。个人崇拜有两种：一种是正确的，如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正确的东西，我们必须崇拜，永远崇拜，不崇拜不得了，真理在他们手里，为什么不崇拜呢？另一种是不正确的崇拜，不加分析，盲目服从，这就不对了。反个人崇拜的目的也有两种，一种是反对不正确的个人崇拜；一种是反对崇拜别人，要求崇拜自己。把崇拜真理同崇拜个人相互混淆，毛泽东的这种说法，实际上为对他本人的个人崇拜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自延安整风运动之后，由于毛泽东多年来领导的正确，他对中国革命的丰功伟绩，为全党所公认。也由于客观环境需要树立党的领袖的威信，在宣传上我们确实长期习惯于把党的领袖说成只是毛泽东一个人，而从来不讲领袖是一个集体；把中国革命理论——毛泽东思想的形成说成只是毛泽东一个人的贡献，而不讲也包含集体智慧的结晶；把一切成就归功于毛泽东个人，少讲党和人民群众的作用；把领袖说成是绝对正确的，更不讲领袖也会有缺点，也可能犯错误，等等。长期这样宣传的结果，个人崇拜就自然成为顺理成章之事。当然，中国几千年封建主义宗法伦理观念和小农经济的影响，几十年农村环境和农民战争的影响，在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中，理所当然把毛泽东看做是中华民族的大救星，谁都衷心乐意高唱《东方红》。
包括从青少年时期就投身推翻封建统治的一些老革命家，他们的革命意识中也难免受传统伦理思想的束缚。更何况那些别有用心的人。1958年3月成都会议上，当时华东协作区负责人兼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就提出：“相信毛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服从毛主席要服从到盲从的程度。”“正确的个人崇拜”，自然得到党内高级干部的赞同，可以说，当时都以推行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为荣。
7月23日，毛泽东对彭德怀的批判发言中，讲到“始作俑者”时，在场的人无不为之动情，深感彭德怀上书言事伤害了毛主席。老帅劝说彭德怀作检讨时，这样说道：主席在时，你尚且如此；若主席不在了，谁还管得住你。这种党内以个人是非为是非，不提倡独立思考，讲义气而不讲真理，大家确是安之若素的。因此，在全会闭幕后的第二天，刘少奇又向全体与会者专门讲了对革命群众运动的态度和个人崇拜的问题，说苏共二十大后，我们党内也有人学赫鲁晓夫，搞反对对毛主席的个人崇拜，从而批评了彭德怀，认为这实际上是对于党、对于无产阶级革命和人民事业的一种破坏力。
“神仙会”阶段，尽管对“左倾”错误认识的深度不同，但当时头脑清醒的人包括大区负责人，应当说是占多数的。不仅彭德怀、张闻天、周小舟等是如此，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也都发了言，表了态。直到7月23日前，周恩来一直召集国务院各部负责人和地方负责人开会，算细账，抓调整。
除开毛泽东立意要反彭德怀的右倾，剪除这一“历史隐患”之外，以柯庆施、康生为首的一些人，都触动不得，一触即跳：他们决不服输，过于护短，过于保护自己；他们还到毛泽东面前进谗言，加油添醋，渲染上纲，说“人都被彭德怀拉过去了”。这也就促成毛泽东的主观武断，以为彭德怀这回要“挂帅反毛”，是“魏延反骨”作怪了。林彪上山之后，虽讲话次数不多，也没有在大会上慷慨陈词，张牙舞爪，但他三言两语，起了批彭定调的作用。庐山会议后，林彪当上了国防部长。之后，就进一步推动个人崇拜的发展，终于使这个野心家在“文革”期间有大肆活动的机会。
无情的历史说明：没有监督、制衡的民主机制，个人迷信、个人崇拜的后果，是一旦领袖犯了错误，就必然导致全党跟着犯错误，造成长期的全局性的错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