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由来已久的，正如决议所讲的。这次对彭德怀同志来说，是第五次路线错误，总要发作的。这是两个阶级，两个总路线，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这些同志是前一个革命阶段入党的，对后一阶段社会主义革命，要消灭资本主义、个体经济，无精神准备。前一个阶段两条路线斗争，陈独秀是右倾机会主义，对反帝反封建是不彻底的。
“左倾”机会主义买了过头粮，要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消灭资产阶级，这同共产国际有关；共产国际指示，中国革命如不同时反对资产阶级，那么，反帝反封建任务不能完成，混淆了两个阶段革命。
此外，还有方法问题，比如要打大城市，以为城市暴动容易成功，不认识农村包围城市。那时“左”嘛，“左”派太少了嘛（少奇：二十八个半），但他们自称是“马克思主义”、“布尔什维克”，“左”一阵风。后来中央进入农村，就发生革命快、慢问题，是先夺取城市，还是长期在农村壮大力量等争论。关于农村阶级关系也有争论，如富农分坏田，组织政策不正确，不从团结大多数出发。这一回对五六位犯错误的同志也要团结。
王明告洋状，说我路线错误，说我反对共产国际。我们说，是自己反自己，谁教中国人接受这些东西；胡子眉毛一把抓，两个阶段毕其功于一役。组织上圈子越搞越小，只信任自己熟悉的人，派一个人去当太上皇，对“异己者”非搞干净不可。高、饶也是狭隘得很，两个摊摊，都想打倒，剩下的不多，彭德怀那个也不兴旺。过去说北方没有布尔什维克，当然要团结北方同志。
那时我也犯了错误，信任高岗。有些同志这么解释也有理由：西北局工作好，那时他尚未发展到反党程度，一般讲，他在陕北一段做了好事，问题在东北。这回彭德怀继承衣钵。二次王明右倾路线团结了不少人，团结在长江局周围去了，除陕北外都有影响。
因为路线错误，1938年对革命有损失，有些地方1939年、1940年才转过来，危害了两年多。那时候，新四军在项英手上，八路军在彭德怀手上，那时一个北方局，一个东南局，还有一个山东分局，甚至连陕西省委都不听我们的话。所有那些错误，都该清算一下。还有同四方面军关系，张国杰的错误引导四方面军走上错误的道路，这个责任在张国焘。张是中央派去的，是阶级异己分子，同他作斗争，应当在党内斗，不能用武力。但长征中彭德怀提议过用武力解决，是在甘肃南部，那个两省分界地方的时候。
这是资产阶级、封建集团互相吃掉的办法，无产阶级不能用这个办法。人家不服怎么办？只能等待，这是惟一的办法，无产阶级只能用说服的办法。
高岗。彭德怀从小局面出发。这次同他们谈过，只有洛甫同志没有参加。
开谈判会，彻底把牌摊开来。我问过彭德怀个人，究竟有几个人？彭说有几个人，15到20个人，小组会上意见相合的只有这个数目。现在看来，他把一些人的范围扩大了，过细一算，一共4个人，加上李锐只有5个人。
其他个别同志无非多谈了几句话，不能算“俱乐部”盟员。上榜的，写在决议上的，4个。为什么李锐的名字不写在决议里，因为不在中央委员的圈子里，你不是中委，又不是候补中委，不够资格，是个别工作人员，无写上名字的必要，只写个“追随者”就可以了，并不是藐视他，也不是开恩。
你们圈子那么狭小，从来不拿团结旗子，要打分裂旗子。第一、二次王明路线，形式上统一，事实上分裂，残酷斗争，无情打击，错误的打击正确的。第二次王明路线，躺在蒋介石身上。马克思主义忽然几个月丢了，阶级分析不要了。不是分清左中右，不是壮大“左派”，争取中间，孤立右派；不分清国民党共产党两党的差别，说都是“优秀青年总汇”，这是王明的口号。王明这一套，居然许多同志相信。
在朝鲜，也是不信任大多数。过去彭德怀对贺龙也是不信任，甘泗淇到华北局去请示，回来的时候，他们5个人写了一封信给我，说贺龙同志政治上靠不住，要把他送到莫斯科学习。那不是让萧克代替吗？六军团、二军团是两个山头。在云阳，反军阀主义就是反贺龙。贺龙是有缺点，但要看大处：对敌斗争坚决，忠于党，忠于人民，有这三条就好。我同贺只见过一面，同你们见过多面。我说，这三条，你总不能驳，对人民有功。彭不从大处看，只几个自己信任的人靠得住，这是资产阶级的一套，你们成了功也搞不久。如果高岗成功，也搞不久的。这次庐山你们成了功，党政军到你们手里，我看，顶多年把两年，你不垮台我就不相信，因为你们那么狭隘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