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庐山会议实录(121)

大会批判

8月11日大会,毛泽东发表长篇讲话之后,13、14.15日三天连开全体大会,由彭、黄、张、周作检查,大家批评。

根据毛泽东、林彪和常委会定的基调,人们十来天的揭发、批判和帮助,彭德怀、张闻天、黄克诚三人,最后只能“缴械投降”,把一切都兜揽起来,除此别无出路,因为必须维护党的总路线,维护党的团结一致,维护毛主席和党中央的威信。他们做这种违心之事,当然是万分痛苦的。那又有什么法子呢,这是历史铸成的共产党员的天职!

黄克诚后来对他的儿女说过,庐山会议后期,他还是违心地认了账。虽说很大程度上是出于长期以来服从集体决定,服从中央的习惯,因而最后像彭总一样,采取了“要什么就给什么”的态度,但总觉得自己讲了不实事求是的话,心中一直耿耿。正由于这个教训,在“文化大革命”中写检查交代时,他就变得更加“顽固不化”了。(见黄梅:《我心目中的父亲黄克诚》)

这种大会检讨,我本来不准备再实录了,录下来确实没有任何意义。但再三考虑,还是摘要录下,让后人知道,人跟现实可以被扭曲成何种模样。彭德怀、张闻天、黄克诚三位尊敬的革命前辈,他们的在天之灵,想必也会原谅我这样做的。

8月13日上午的大会由刘少奇主持。先是张闻天作检查,他讲的第一个问题是右倾机会主义路线问题,认为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存在着两条路线的斗争,毛泽东提出的总路线是正确的,以彭德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是错误的。右倾机会主义表现在对去年的群众运动泼冷水,诬蔑为“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否定成绩,夸大缺点,想造成后果严重、漆黑一团的印象。对供应紧张等困难表示害怕,希望放慢速度。认为纠“左”比纠右难,所有这些的目的都是为了希望修改总路线,反映了资产阶级的思想,成了他们的代言人。彭德怀的信和发言就是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的纲领。

张闻天检查的第二个问题是对彭德怀错误的看法,认为这次彭的主要锋芒是反对毛泽东。他说过,在中央常委会上都是毛泽东一个人说了算,注意了个人威信而没有注意集体威信,要注意斯大林晚年的危险。彭德怀的信中说的“脑子发起热来”,“处理经济建设中的问题时,总还没有像处理炮击金门、平定西藏叛乱等政治问题那样得心应手”,“国家计委虽有安排,但因种种原因难于决断”,这些话的目的,都是为了推翻毛泽东的领导,按照他个人的面目来改造党。这个“军事俱乐部”是有目的,有组织,有准备,有活动的。“我曾经对彭表示过一些和他同样的看法,未向中央报告,是我的严重错误。”

张闻天检讨的第三个问题是他自己的错误。他说,他是6月间开始陷入“军事俱乐部”的,7月23日以后逐步退出。他为什么会陷人“军事俱乐部”呢?

(1)是思想上右倾,过分看重大跃进中不可避免的缺点,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对批判资产阶级法权,取消按劳付酬,共产主义萌芽等等,认为太多太过火,只愿意看到缺点,不愿意听说成绩,把马克思主义统统忘记了,看不出彭德怀有野心。由于自己对中央有不满情绪,就视彭德怀为同道,埋怨人家不听彭的,以为中央不愿听反面意见,这就完全站到资产阶级立场上去了。“俱乐部”这几个人,思想都右,是“资产阶级俱乐部”,资产阶级的工具。定要站到中央、毛主席方面来。

(2)是教条主义的老原虫复活。(按“老原虫”一语的来历:8月2日毛泽东写了一封信给张闻天,引用了一首咏疟疾的元曲小令,信中说张闻天“旧病复发,你的老而又老的疟疾原虫远未去掉”。张闻天即据此调子作检讨。)我的教条主义思想根源很深,第一次王明路线时期,我就污蔑毛泽东同志的正确路线是右倾机会主义的,还攻击过张鼎丞、谭震林、邓子恢、邵式平等同志,现在我要再一次向他们道歉,那次错误造成很大损失,我负有很大责任。

从遵义会议到延安整风,我对毛泽东同志有一定的尊重,但还有点分庭抗礼,对毛泽东是中国人民的唯一领袖还没有深刻认识。延安整风以后,对毛泽东的思想、领导,开始信服,只对整风审干中“左”的现象有些不满。

张闻天谈到1945年到1955年,他从去东北到调外交部不在中央工作的这十年,检讨了他有时将毛泽东的谈话只当做解决具体问题的指示,而没有及时传达的问题;检讨了在紧急的转变关头站不稳立场的问题。他认识到了毛泽东的路线是已经证明了的唯一正确的路线,不能有任何怀疑。庐山会议证明了谁不跟毛泽东走谁就会犯错误。可是由于教条主义的老原虫复活,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在反对总路线、反对毛泽东同志这一点上结合起来,他也就由对总路线怀疑、动摇,走到反党。今后要老老实实做毛泽东同志的学生。

(3)由于教条宗派主义的原虫复活,延安整风后,教条宗派主义的毛病有所克服,老原虫并未灭绝,在一般情况下,它是潜伏着的,但是遇到中央或中央某个同志对自己的工作提出批评,就容易产生怀疑和不满,影响工作积极性,也影响到个人同中央不那么通气,再加上本人还有高傲情绪。党中央处理干部错误的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是正确的,中央过去对我的处理是宽大的、公正的,分配给我的工作也是合适的。事实上不是中央不信任我,而是我对中央不够信任,有宗派情绪,碰到有同样情绪的人就结合起来,不顾团结,为人利用。这不但损害党的利益,也损害自己。我对彭德怀也有不满,可是由于宗派情绪,终于陷进了“军事俱乐部”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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