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天灾人祸接连不断，让我想起了朱由检同志。
朱同志因为家庭原因，幼年并不幸福，这与当年的宫廷斗争有关。后来因为明熹宗没有子嗣，17岁的他继承了皇位。
即位以后，他首先掀起反贪风暴，为的是铲除魏忠贤及其党羽。这一风暴不仅对官场产生极大震慑，也在很大程度上俘获了民心。尽管如此，各种灾祸还是接踵而至。
崇祯三年，陕西巡按马懋才在《备陈大饥疏》中报告：“自去岁一年无雨，草木枯焦。八、九月间，民争采山间蓬草而食，其粒类糠皮，其味苦而涩，食之仅可延以不死。至十月以后而蓬尽矣，则剥树皮而食。诸树惟榆树差善，杂他树皮以为食，亦可稍缓其死。殆年终而树皮又尽矣，则又掘山中石块而食。其石名青叶，味腥而腻，少食辄饱，不数日则腹胀下坠而死。……最可悯者，如安塞城西有粪场一处，每晨必弃二、三婴儿于其中，有涕泣者，有叫号者，有呼其父母者，有食其粪土者。至次晨则所弃之子已无一生，而又有弃之者矣。更可异者，童穉辈及独行者一出城外，更无踪影。后见门外之人炊人骨以为薪，煮人肉以为食，始知前之人皆为其所食。而食人之人亦不数日面目赤肿，内发燥热而死矣。于是，死者枕藉，臭气薰天。县城外掘数坑，每坑可容数百人，用以掩其遗骸。”
崇祯七年（1634年），已经告老还乡的兵部尚书吕维祺上书说：“盖数年来，臣乡无岁不苦荒，无月不苦兵，无日不苦挽输。庚午（崇祯三年）旱；辛未旱；壬申大旱。野无青草，十室九空。……村无吠犬，尚敲催征之门；树有啼鹃，尽洒鞭扑之血。黄埃赤地，乡乡几断人烟；白骨青磷，夜夜似闻鬼哭。欲使穷民之不化为盗，不可得也。”这种惨象一直延续多年，以至于北方地区到处是“人相食，草木俱尽，土寇并起”的景象。
不幸的是，从崇祯十三年（1640年）开始，顺德府、河间府和大名府一带出现重大疫情。第二年，华北各地的疫情进一步发展，形成“一夜之内，百姓惊逃，城为之空”的局面。随后，疫情从河北地区传到京城，只要身体有赘肉隆起，过不了多久就会死去，所以被称为“疙瘩病”（学名腺鼠疫）。当时京城患此病者十有四五，一家几口先后死亡者不计其数。
崇祯十六年（1643年）八月，天津又爆发肺鼠疫。有资料显示：“上天降灾，瘟疫流行，自八月至今（九月十五日），传染至盛。有一二日亡者，有朝染夕亡者，日每不下数百人，甚有全家全亡不留一人者，排门逐户，无一保全。”翌年，正在天津督理军务的锦衣卫头目骆养性也说：“昨年京师瘟疫大作，死亡枕藉，十室九空，甚至户丁尽绝，无人收敛者。”同年秋，鼠疫传至潞安府，遂有“病者先于腋下股间生核，或吐淡血即死，不受药饵。虽亲友不敢问吊，有阖门死绝无人收葬者”等记载。
在此期间，清兵逼近京畿，农民起义军也兵临城下。面临内忧外患，生性多疑的朱由检不仅频繁更换前线将领，而且还大开杀戒，其中有总督七人、巡抚十一人，包括抗清名将袁崇焕。这无异于自掘坟墓。
崇祯十七年(1644)，大明王朝已经面临灭顶之灾，朱由检同志还不忘诿过于人。他在召见大臣时说：“吾非亡国之君，汝皆亡国之臣。吾待士亦不薄，今日至此，群臣何无一人相从？”这一年三月十七日，农民起义军围攻京城，于是他在众叛亲离的情况下，与贴身太监逃到煤山，吊死在歪脖树上。
令人惊奇的是，蔓延多年的疫情，在清顺治元年（1644年）以后便消散得无影无踪。紧接着，社会经济开始复苏，华北各地持续多年风调雨顺。正因为如此，我在今年初夏疫情稍缓的时候，曾与妻子去景山公园游览，目的是想看一看那棵歪脖树。
2021-11-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