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不在同赫鲁晓夫之间的争论，而在上庐山之前，彭德怀和张闻天都去过东欧，都经过苏联，彭德怀还同赫鲁晓夫碰过面。“是不是从外国取了经回来了？”这正是讨论时，有人射向彭德怀的一枝恶箭。后来回到北京，9月份开的军委扩大会议，就正式变成“里通外国”的问题了，张闻天在外交系统的批判大会上，也遇到同样的责难。“里通外国”，这是一个多么可怕的罪名。
康生是会议中最积极的分子之一。8月3日，他将《斯大林论苏共党内的右倾危险》两份摘录（1928年10月和1929年4月的两个演说）送交毛泽东，“可供我们这次反右倾斗争的参考”。他还将列宁引证恩格斯在一封信中提议把国家一字改成“公团”（德文这个字与法文“公社”相当）的话，说，“不仅我们的农业合作社可以叫做‘人民公社’，即‘中华人民共和国’也可以叫做‘中华人民公社”’。
斯大林当时同“布哈林集团右倾机会主义反对派”的分歧，正是在工业发展速度、农村政策以及城乡结合形式等方面。斯大林认为当时苏联面临的困难，“是高潮过程中的困难，是发展过程中的困难”。他讲了遇见大风浪时渔夫的故事：“一种渔夫，一遇见大风浪，就灰心丧气，叫苦连天，使自己队伍的精神颓废。”斯大林说：“其实我们中间是有两条路线的。一条是党的总路线，是我们党实行的革命的列宁路线。另一条路线就是布哈林集团的路线。”如果在党内“容许右倾分子自由存在和自由活动，而这些分子是企图使党废弛，企图腐化工人阶级，企图使我们的政策适合‘苏维埃的’资产阶级的胃口，并这样来在我国建设事业困难面前投降的——如果我们容许这一切，那就会是说明什么呢？这不就会是说明我们想渐渐消灭革命，破坏我国社会主义建设，逃避困难，把阵地让给资本主义分子么？布哈林集团是不是懂得，拒绝反右倾斗争，就是叛变工人阶级、叛变革命呢？”
此件，毛泽东没有加批语，于8月4日只批“印发各同志”。也可能是对斯大林其人及其当年作为持某种保留态度。但既然印发了，康生就可以借布哈林来批斗彭德怀了。他在后来的小组发言中，果然提到布哈林。
这些批语及其文件，真也如同机关枪和迫击炮一样，发到参加全会的160多人的手上，至于子弹和炮弹，每个人手里或多或少都是现成的，还可以互相供给。于是从8月3日到15日，“向着庐山会议中的右派朋友们（那五六个人），乒乒乓乓地发射起来”！
揭发批判“军事俱乐部”（上）
8月3日起，按照毛泽东讲话精神和常委会定的基调，6个小组进人揭批“军事俱乐部”的新的阶段。4日晚上，听到常委传达尤其是林彪的讲话之后，当然更深入到“实质性”的问题：“武文合壁”，有计划、有准备、有组织、有目的地反党、反中央、反毛主席；要按照“右倾机会主义”的面貌改造党；彭德怀这个人是伪君子、野心家。阴谋家；历史上一贯犯错误，同毛主席三七开，这次要算历史总账。
可是，不少人在揭批那些“实质性”问题之前，还是讲了一些心里话。
8月3日第四组（彭德怀在这一组）会上，董必武说，他因事于7月23日回到北京，同陈毅、王稼祥、刘澜涛几个同志谈过，彭德怀的信只是有几个论点不大对。下山时，完全没有意识到有什么路线、方针问题，根本没想到谁对总路线有什么动摇。对于1958年大跃进的成绩，自然不是每个人都感到的，而人们感触到的只是粮食、蔬菜、副食和某些日用品的紧张。
杨勇说，他8月二日下午才上山。从小参加革命、参加军队，就在彭德怀领导下工作，很尊重他，怕他，又不大怕他。对他的思想。工作作风是有意见的。他经常骂人，我在团里工作时，挨过两次骂。他同我们说，高级干部觉悟高，骂，有什么了不起，他就不骂战士。去年军委扩大会议，我指名贴了他的大字报，可是他后来表示，杨勇提意见是善意的。杨勇认为彭德怀有两大包袱：一是自以为忠心耿耿；二是自以为功劳大。关于大跃进的看法，杨勇以下意见当时有代表性：大跃进同打仗的道理一样，不能没有伤亡；胜仗越大，伤亡也相对增大。如果对大跃进一大堆批评，对勇敢作战部队扣一大堆帽子，这就会瓦解士气，没有人再勇敢作战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