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斯大林晚年”问题
大概在8月7日以后，6个小组合并成3个“临时小组”，即第二组（组长柯庆施，曾希圣代，副组长廖鲁言），第四组（组长李井泉，副组长王任重、萧华），第五组（组长张德生，副组长舒同、黄火青）。每个组50来人。
彭德怀在第四组，组员有一半是军队同志，老三军团的几乎都在这一组。
黄克诚在第五组，军队同志约比第四组少一半。张闻天、周小舟在第二组，没有现役部队同志。这个形势就是集中力量批斗彭、黄、张、周四人。我分在第四组，对个人来说，一下子轻松了，可以逃脱非常难受的批斗日子。
但是旁听大家对彭、黄、张、周的那种面对面的尖锐语言，上纲上线的武断，乃至难堪的人身攻击，种种可怕的质问，仍然是非常难受的。我的记录本上这以后的几天直到8月13日开大会，完全是空白，什么也没有记，可见心情之低沉。现在从《简报》补充一些这几天的发言情况。那些过于难听的攻击、质问等，《简报》上也未作反映。
8月8日，陶铸在合并后的临时第二小组会上又揭批张闻天。他说给洛甫的检讨发言提三点意见：
(1)洛甫同志与彭德怀同志的关系，与“军事俱乐部”的关系，完全是自觉的、有意识的，并有实际行动的。这一点要肯定，不能含糊。洛甫同志检讨说，彭的信写好后，内容都讲给你听了，并告诉了你信安了五条刺毛泽东同志的“刺”，只是叫你看，你不看，怕犯宗派。这种避开责任的讲法，只不过是玩弄着“此地无银三百两”的蠢技而已。彭信一印发出来，你立即发言拥护，安的刺更多更毒辣。你把发言提纲给彭看，彭赞扬讲得全面，你说“这是支持你”。显然，这些来往已不是一般活动，而是自觉地有组织地反党宗派活动。
(2)目的是什么？要交代清楚。洛甫同志应当承认，你们的共同目的是反对总路线，反对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领导核心。（你们曾商量要中央出来作检讨便是铁证）彭德怀、洛甫同志专门搜集缺点，夸大缺点，目的就在于要搞垮总路线。所谓“有伊尹之志则可，无伊尹之志则篡也”，这句话我以为对那些故作危言耸听、要大讲缺点的人，其实醉翁之意不在酒，是很能说明问题的。他们口口声声说是拥护毛泽东同志的，但为什么不满，甚至刺毛泽东同志，商量要逼中央出来作检讨呢？
(3)洛甫同志说他犯错误的原因是“小资产阶级的动摇性”，这个帽子很不合适。洛甫同志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出身，根本未改造好。据我所知，他当过中学教员，是文学研究会的会员，到过美国、苏联，从苏联回国后，就担任党的领导工作，地位爬得很高，发号施令，没有在下层做过工作，更没有经过严格的党的生活锻炼，当然也没有经过群众运动的考验，所以跌了跤子。跌跤子后，把他以前的位置变动一下是完全合理的，而不应该心怀不满。可是洛甫同志不是这样的，他是“不甘寂寞”的，这样何事不可为！
关于张闻天此时的心境，他的秘书有这样一段回忆：“8月9日，闻天同志从会场回来，心情沉重，没有讲话，却又坐上车子，让开到姑岭镇外的山中。我跟去了。在苍茫暮色中，他仁立在一块巨岩边，望着逐渐暗淡而模糊的远方。许久，他慢慢回过头来，说：他们在追‘秘密反党计划’，好像谁先发言、谁后发言都是有组织有计划的！又说：这种做法危险——没有什么材料，想这样逼出一个‘有计划有组织’来。他眼中流露出难言的愤激和疑虑。我看他为自己受错误批判的痛苦倒不是太大，一片忧国忧民的赤子之心，才使他感到特别的惘然。”
8月8日，周小舟在临时第二小组会上作长篇检讨发言，包括六个问题：(1)当前形势和我的基本态度；(2)对彭德怀同志信的认识；(3)我同黄克诚同志的关系及我对黄的看法；(4)我和张闻天同志的一次来往，谈了些什么；(5)和李锐同志谈了些什么；(6)我的检讨。在周发言过程中，与会者不时插话，批判，追问。
柯庆施：你算不算是军事俱乐部的一员？
周小舟：看怎么说。从思想上说，有些联系；但彭是反党中央，反毛泽东同志和反总路线的，就这方面说，我当然和他们根本不相同。
有几个人问：你怎么与他根本不相同？
周小舟：我不是说了吗，彭是反党、反毛泽东同志、反总路线的，我怎么会同他根本相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