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接着说：小舟感到有些紧张，想找黄克诚谈一谈，就给黄打了个电话：可不可以来？李锐、周惠都去，好不好？这已经是9点多钟，比较晚了。
大家去了之后，小舟谈了心情，一下转不过弯，还有抵触情绪。周惠好一些。我没有表示什么抵触，就是思想很混乱。黄克诚对我们说，不必紧张，彭的信是有问题，你们发言有错误，要检讨。后来又扯到湖南粮食问题，去年钢铁指标高，湖南是粮食引起来的。黄克诚在西北小组发言，我当时并不知道是什么内容……
有人问：周小舟、李锐两人都说到钢铁指标高是由粮食引起来的，黄克诚的发言也是如此，以前你们是否谈过？
我说：我曾错误认为，1959年原来的钢铁高指标是华东600万吨带头的。过去好像感觉大家觉得粮食无后顾之忧……
有人问：谈到比较紧张，怎么一下子又转到了粮食问题？我答：记不清楚了。又有人说：一提紧张，又说到粮食问题了。
我接着说：两次到黄处，记不得哪一次，黄克诚还谈过，北戴河会议时，他同柯庆施、王任重、小舟谈过公社问题，说公社暂时挂个牌子好了。
又有两位同志插话：粮食也讲了，公社为什么不讲？
我接着说：我们要走时，彭德怀进来了，黄的房子较小，只两张沙发，两张椅子，我们都站起了。彭谈到当天散会时他同毛泽东同志谈话的经过，说信是写给毛泽东同志看的，不是要印发的。我们三个不想再坐下去，就走了。因为不是住在一处，走出门口我们就分了路。一出门小舟就遇见了罗瑞卿。
28日我在小组会上作了检查，说我是迷失了方向，偏到中间派的右边来了。认为彭的信只是对总路线的怀疑，动摇，还没有朝反中央、反毛泽东同志这方面去想。同志们对我的检查不满意。
30日一早，毛泽东同志找黄克诚、小舟、周惠和我谈话。主要是问黄克诚一军团、三军团的事，黄与彭的关系。毛泽东同志单刀直人，问是否父子关系？黄谈了自己在三军团的历史，反对过立三路线，被斗争过、撤职过。与彭的关系，批评过彭，与彭的意见并不都一致。又说了第二次王明路线时他的情况。又说了在北京工作中，也与彭不完全一致，但两人感情是好的。
毛泽东同志批评了政治与感情可以不统一的说法，指出这样说是不对的，说人的意志、思想、感情应该是一致的。毛泽东同志还提到“湖南集团”，我们四个听了感到很紧张。黄解释说，过去是同事关系。毛泽东同志又谈了交心问题，对小舟的意见多一点，说他格格不入。对我的批评是发言的气味不好。我谈了一下自己思想情况，开会前一阶段同小舟、周惠谈缺点多一点。
谈话以后，为“湖南集团”问题，我心情很紧张，一夜未睡，向毛泽东同志写了一信，交代这件事。信中检讨：这一年多来，挂名秘书，参加中央多次会议，毛泽东同志找我谈话多次，对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指示精神应当有更多的体会。但到庐山以后，同情彭德怀的信，小组发言的精神不对头，乱讲一些话，严重右倾，严重自由主义。内心很痛苦。“湖南集团”的事情……
有人插话：是“湖南派”。
我接着说：“湖南集团”的事情，我交代同几个人的关系。同彭德怀的接触，只是去年去广州开会面谈过一次。同黄克诚的关系，在湖南一起工作，尊重他，信赖他，同他谈过两次心里话。一次是1950年，谈高岗的干部政策不好，这是看到韩进被开除党籍一事引起去谈的。1948年我当过高岗半年多政治秘书，由于对这个人不满意，才坚决要求离开的。黄克诚听我说了之后，即就干部政策作了一般的解释。1953年发表高岗为计委主席，我以为中央如此安排不妥，和爱人议论过，曾想给中央写信，又不敢写，就去找黄克诚谈。这一回较多地谈了我对高的看法。黄克诚说中央的决定是正确的。自从担任了兼职秘书，工作又忙，即没有再去过黄克诚那里。
同周小舟的关系，当时在湖南，周是宣传部长，我是副部长，后来接替他的工作。周惠在延安就认识。这次开会的前一阶段，对于要多谈些缺点，是气味相同的。两次去看黄克诚，彭德怀也去了，谈的内容已在给毛泽东同志的信上简单写了。31日早晨5时，把信送去。上午10时，毛泽东同志召开常委会，谈彭德怀问题，黄、二周和我四人列席。毛泽东同志告我：你的信已经给常委传阅了。会上谈彭的历史情况。散会时毛泽东同志留下“湖南派”（大家觉得“湖南派”比“湖南集团”更如实些，我就马上改口照讲）吃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