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着谈同黄克诚同志的关系。黄是南下后湖南的省委书记，我在他领导下工作3年，感到他谨慎、朴素，印象很深。我调北京后，每年到他那里看望一二次。最近一二年来，工作忙，没去过。18日晨恩来同志召开大会前，接到小舟电话，约我去看望黄老。我去得较晚，小舟、周惠已在，大概谈了会议中的压力问题。彭德怀与黄克诚住同一所房子，去开会之前，彭走进房来，谈到他的信，黄提了一下：“你的信问题很多，漏洞很多。”（有人插话：不是漏洞很多，是观点一致）彭说：我的信是独立创作，假如你来了，我会跟你商量一下。
23日听了毛泽东同志的讲话，思想很震动。才知道彭德怀的信是严重政治性问题。那天晚上我在小舟、周惠处，大家心情沉重。小舟一下不能转过弯来，还说问题是不是那样严重？我的思想比较混乱，但问题到底怎么样，也不太清楚，感觉要经过斗争，才能解决问题。小舟情绪有些紧张，打电话约黄老谈谈，我们三个就到黄那里去了。黄说：“你们不要紧张，彭的信是有问题，你们的错误应该检查。”后来又扯到湖南粮食问题。正要走，彭德怀进来了。房子里凳子不够，我们都站了起来。彭说：“我的信是写给毛泽东同志看的，不是要他发的。”讲了一下当天毛泽东同志讲话以后散会出来，他们碰到时谈话的情况。这时我心里有些紧张。听彭谈了几句，大概十点多钟，我们就走了。这种行动是会引起怀疑的。30日毛泽东同志又找黄克诚、小舟、周惠和我谈了一次话。
我在庐山的思想过程大体如此。对彭德怀的信，有两个阶段：23日以前是共鸣；23日毛泽东同志讲话以后，我列席了31日的常委会和8月1日常委会，听了常委同志对彭的本质的彻底揭露，我才知道彭是怎样一个人。
一年多来，我担任了毛泽东同志的兼职秘书，中央会议参加得比较多，毛泽东同志也多次同我谈话，对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指示、精神，应当了解得较多的。但是由于自己思想上的右倾根子，在这次大风浪中严重摇摆，对去年大跃进，对伟大群众运动泼冷水，错误是非常严重的。这点非常痛苦。
毛泽东同志这次一共和我们谈了五次，为了教育我们，用心很深。但到8月1日那次谈话，我还向毛泽东同志说，去年1070万吨是否少一点为好，可见我之顽固、动摇到何种程度。当时他严厉批评了我，说我斤斤计较。现在我对彭信的看法同大家的认识是一致的，这是对大跃进的攻击，对总路线的攻击，对党、对中央、对毛泽东同志的攻击。
我这一次的动摇，根本的问题是：我虽入党时间比较长，但我是一个未经过很好改造、地主家庭出身的知识分子，特别是没有经过群众运动的锻炼。不要说在广大群众中，就是在这次会议上，也没有站在大多数人的立场上，同“左派”同志呼吸与共。
我平时在工作中，看困难的一面多一些。最严重的是常自以为是，对总路线实际上没有一个完整的了解。总路线的根本问题，是发动群众，鼓足干劲的问题，多快好省是与群众路线分不开的。只有鼓足干劲，发动群众，才能力争上游。自己总觉得多快与好省有矛盾。自己在这方面是并不通的，对总路线这个根本的问题，体会得很不够。对数量与质量的问题，也还没有完全通，认为可以在今后计委的会议上再去解决。特别向鹤寿同志提一下，去年钢材与钢是不大成比例的。钢今年上半年比去年同期增长66%，而钢材只增长26.2%。第一个五年计划钢的成材率是79%，而去年是56%，今年上半年是67%。（这时还讲这些具体问题，可见我的“顽固立场”）
最后，我说：我诚恳接受同志们的帮助，愿意进一步作检讨。我说完以后，小组共有15位同志相继发言，对我提出批评和问题。据《简报》的综合，他们的意见可以概括为这样4点：
1.说我开始暴露了一些思想，有进步，但暴露得很不够，检查得很不深刻，没有接触到根本的本质的问题，对我的发言是不能满意的，还不能过关。
2.说我的错误归根到底是个立场问题。庐山会议是大是大非的斗争，在这个斗争中我是站在错误的一面的，已经离开总路线走得很远了，而且已上了反总路线的阵，已陷人“军事俱乐部”而不能自拔。在这方面我还没有划清界线。
3.说我骄气很重，态度傲慢、狂妄，目空一切，有对抗情绪，怨气很大。自以为颇有先见之明，但没有被重视，被接受。还有人说我有宗派情绪，什么插红旗的省指湖北问题多，插白旗的省实际上是指湖南问题倒少。
4.说我的检查总纠缠在一些具体的枝节的问题上，对思想、活动躲躲闪闪、含含糊糊、零打碎敲，态度不老实，不诚恳。还说我听了毛泽东的两次讲话，毛又找我们谈了3次，我又列席了两次常委会，小组对我又花了很多时间，可以说是苦口婆心，仁至义尽了，应该放下架子，老老实实把思想活动和盘托出，站在党的立场，划清界线，彻底检查交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