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下午的对话，我没有来得及回答大家的所有批评和问题。第二天上午接着开小组会，我说，上山时，思想是混乱的，对总路线的看法有矛盾。
在具体工作中遇到一堆具体的问题，如指标过高，屡次下降，造成被动。
对冶金部的意见多些，感到一机部的困难很多；但实际上对冶金部的情况并不清楚，冶金部也有困难，担子重。昨天我讲过1070万吨是否少一点为好？我对“以钢为纲”口号是有怀疑的。至于浮夸风气，在自己的工作中感到并不那么严重。上山后，听到这方面一些事情。对综合平衡，比例速度，认为应当有个框框；没有想到，总路线的执行只有一年，到底应当有个什么速度，还要在继续贯彻总路线的过程中来解决。但总感到速度应当有个框框，否则计划不好安排。
关于质量与数量的问题，在第一次发言中，有一个想法：总认为质量、品种、规格不解决，有数量也不完全解决问题，这是从我亲身工作中体会到的。这个问题，一直到现在我的脑子里还没有全部解决。算小账的思想很多。离开北京时，听说由于去年计划几次变动，产品不成套，暂时不能使用的产品，所费材料上百万吨。这些问题在我脑子里很混乱，很矛盾。
上山时，希望在这次会议上得到解决。鹤寿同志对毛泽东同志说过，当前有松劲危险，我是毫无所感的。对几个月来各省的同志向群众、向党内作了多次检讨，我也没有去了解。去年“以钢为纲”，1100万吨，几千万人上阵，解决了大跃进的速度问题，推动了全党办经济，管工业，推动了公社的发展，地方工业的发展，小土群推动了小洋群的发展。这些道理过去也不是不知道，但是在思想上被那一堆问题、缺点挤下来了，因此我就不像到会的绝大多数同志一样，站在几亿人民的立场上。总路线的立场上，从继续鼓足干劲方面来看问题，而是站在总路线的外头，对一些已经解决或正在解决的问题，还指手画脚加以指责。在这样一个右倾思想抬头，向党进攻的紧急关头，自己动摇起来，站在错误的立场上去了。
接着谈了同周小舟、周惠的关系问题：南下到湖南后，周小舟同志是宣传部长，我是副部长；后来他去湘西了，我接替他的工作。周惠同志1940年在延安时就熟的。我们开始都在中南小组。我去小舟那里打过麻将，扯过谈，主要是谈些湖南情况。“插红旗、插白旗”的问题，是小舟跟我说的。
插白旗的省粮食多些，插红旗的省倒少些。小舟谈过，去年冬天，郑州会议之后，关于粮食问题，他同王任重同志有过争论，要么你是官僚主义，要么我是官僚主义，一个估产高些，一个估产低些。当时毛泽东同志也在场，也谈过高指标是上面压下来的。还有密植问题，四川较密，湖南较稀。
在会议过程中，也谈过有压力的问题。这一点，田家英同志在四川的经历以及同李井泉同志的争论和受到严厉批评，使我产生这种感觉。关于7月11日＊日，毛主席找我们谈过两次话的情况，为了避免受到一歪曲“毛主席意图”的指责，我是这样分析和说明的：毛泽东同志发现我们的情绪不正常，因而鼓励我们讲话，实际上就是让我们思想上的牛鬼蛇神放出来。我承认，第一次的发言有怨气，情绪是根本不对的。对已经解决的问题，对冶金部、对计委。对华东600万吨大加指责，这与整个会议精神是不对头的。
于是就有许多人插话：毛泽东同志说牛鬼蛇神（实际上毛泽东并没有说），你恐怕有，有就讲出来，要讲彻底些等等。
我继续说：讲一下对彭德怀同志的信的意见。我对彭德怀同志是一般的认识，在延安有过一次接触，为《解放日报》的一篇社论，去杨家岭找过他。当时他问起我本人的一些情况，因我刚从保安处放出来不久。记得他讲过一句话：“光荣的孤立是很难的”，印象很深。去年去广州开会，在汉口时与彭在一个地方住，晚饭后和他一起散步，我并没有提起在延安找过他之事，他问起我哪儿人，我说是平江人，他就讲了平江暴动的经过。我与彭德怀同志单独接触就这两次。在我的感觉中，彭有朴素英雄的印象。
对彭的历史只晓得百团大战的事。对彭的信，接到后，曾在两个地方闲谈过，同田家英谈，他们是觉得信有问题的。说彭伟大是在周小舟处讲的，旁边有人听到。意思是彭将问题尖锐提出，觉得总的精神是好意。只是觉得这信词句上提法上有些地方不妥当。主要是信中有不少与自己思想共鸣的东西。如虽不同意浮夸风吹遍各部门，但觉得去年浮夸风是一个问题，去年有些东西是“左”了，对政治挂帅与经济工作具体领导，也觉得是个问题。如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还没有很好解决，以及应当系统总结经验。我的第一次发言，只讲了彭德怀的信作为对立面提出，引起深人讨论，精神是好的，内容上有些问题。说彭伟大，说我基本同意此信，是后来作检讨，暴露自己思想时提出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