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彭德怀同志错误的根源。彭做过许多有益于人民的事，这要肯定。
首先是思想根源。这方面自觉性很低，常从实际利益中认识，不是从思想上认识党的路线和政策。凡是党内发生路线错误时，他几乎都跟着走了一段，然后又分开。分开常常是突然的分开，不是从痛苦的认识中，把思想弄清，以后避免不犯或少犯。拿我来说，也犯过两次比较大的路线错误：一次王明“左”倾路线，一次王明右倾路线，在延安整风时很痛苦，深刻地反省，长期地检查，认识了思想根源。主席上山，第一条叫我们读书。
彭是从利害关系看，没从思想上挖根。抗战初王明的右倾路线，他在华北是宣传了的。一到1938年，在桥儿沟六中全会时，他一上台就反王明，话讲得最尖锐。主席那时觉得不必要那么尖锐。他的经验主义根深蒂固，还有二元论思想，认为主客观可以并列。如对毛主席、对领袖、对党，他说思想通了，感情不通。思想、意志与感情总是统一的。他说他逐步服了主席，但不盲从。他对主席讲，他对主席就是不服，如反对个人崇拜，说偶像崇拜不对。他在政治局说，不要唱（东方红）。他没有领袖观点，自己也说，有无政府主义。华北座谈会说他是个人英雄主义，他骂娘，不服。说操了他40天，他现在要操20天。主席说，好，予以满足，咱们现在也来个40天。他没有俯首甘为孺子牛的精神。他对待群众，也是二元论思想，群众起来之后，站在外面，指手画脚。
关于历史根源，彭德怀同志自己承认入党前有个人英雄主义，入党以后改了。他说在旧社会敢于犯上，在党内也敢于犯上，不是无政府嘛。他敢犯上，叫有党性。他对别人说，你们不敢写信，没有骨气；你有党性，没有骨气。他要把旧社会的骨气带到党内，犯上作乱。主席自己说得很感慨：我现在66岁了，要准备后事了，如果我有三长两短，谁还管得住你？主席说这话时，他是不动声色的，不受感动的。他说他孤僻，刚直，有离群索居的味道，这是反集体主义的。说他欣赏彭玉群，别号为彭刚直。对党刚，而不是驯。这些根子要挖，否则难改造。德怀同志承认了四点：思想体系经验主义；有个人英雄主义；同主席关系三七开；这次动摇总路线。但有四个不承认：不承认要拿他的面貌改造党、改造世界；不承认是个人野心家；不承认是伪君子；不承认这次是有计划、有准备、有组织、有目的的活动。我们认为前四个承认和后四个不承认是相关联的。
不仅对彭德怀同志，对同他接近的人，都要帮助。过去觉得黄克诚同志不错，人很好。这回也要刺痛他。这次黄同彭的关系，表现他对人不公，党性不纯，如他同谭震林吵了架，到处讲。张闻天同志，主席说他是楚太子的病。他在小组会的这篇检讨，还是让别人念的。
刘少奇最后讲话不长，讲了些三军团的历史情况，说彭德怀同志发生这样一件事情，不是偶然的。1945年，彭有篇检讨，谈到党内发生错误路线时，他要跟着走一段，但走不到底。小组会的发言里，有同志说，他有魏延的反骨。他有异己性，总是有刺，有时候就发牢骚，就骂。毛主席看出他的问题，因他是政治局委员，过去没谈过。这次在常委会上，毛主席讲，你这个人就是要闹分裂的，去年5月讲防止党的分裂，就是指彭德怀同志。
说，这个人那么难于合作。主席讲三七开，是这样讲的：一二三次反“围剿”是合作的；长征中反张国泰，除个别问题外，是合作的；解放战争时，基本上是合作的；抗美援朝，除开有些问题外，基本是合作的；整个八年抗战是不合作的，有些时候是合作的。彭德怀同志有可能改造过来，他有动摇性。他这次要算大跃进的总账，不讲就不讲，一讲一大堆。因此，这次对他算总账，很有必要。
中央全会召开时的讲话与文件批语
两次常委会批判彭德怀，定性为野心家、伪君子、阴谋家，算历史总账，挖根子，三七开，招兵买马，组织军事俱乐部等，很快就传开了。
8月1日晚上，周恩来召集大家开了个短会，宣布8月2日开全会，由毛主席讲话。周恩来的讲话，我的记录本上只有这么一小段，大概只讲这么一点：彭德怀、张闻天的《意见书》出来后，“问题不少”已出现右倾思想，怀疑和动摇总路线，会议动态逐渐明朗。“问题不少”，即右倾机会主义向党、向党中央、向毛主席、向总路线进攻。他们打着所谓无产阶级旗帜，向所谓“小资产阶级狂热性”进攻。这有深刻的思想、历史根源；他们是有纲领体系，有右倾活动的。
18日，毛主席本拟讲总路线是否正确，是否“得不偿失”，以及如何落实指标，增产节约等问题。但那时说，嫌早一点。
犯错误的同志这次起了反面教材的作用，谢谢彭德怀同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