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苏步青从日本归来后一直在浙江大学任教。
留日期间，他因为数学研究的重大发现，在国际上享有盛誉，被称为“东方国度上空升起的灿烂的数学明星”。
1945年抗战胜利以后，他与兄长苏步皋一起去了台湾。后来苏步皋留了下来，他却在第二年返回大陆。
随着内战重启、生灵涂炭，他对兄长的思念日渐加剧。到了1948年，他在《寄台湾大哥》一诗中，以“鲲南万里旧时居，横海东行正劫余”、“永忆联床岁云暮，岂期弹铗食无鱼”等诗句，来表达了自己的心境。
1949年政权易手前夕，苏步青应邀前往北平。为此他又写下“风沙欺白日，涕泪渡黄河”、“故都如梦里，处处听秧歌”、“无为见烽火，学作武陵人”等诗句。
新政权成立以后，他承担了筹备中国科学院数学所的工作。当时竺可桢是中科院副院长，他在1950年12月9日的日记中谈到这一情况：
与恽子强谈数学所，以华罗庚急于成立所。且自愿担任所长、步青现为筹备主任，但张宗燧、陈建功均不主张步青为所长。最初三强等对于华罗庚亦极不赞同，但近来颇渐了解，故院中近颇属意于华。华又在到处演讲，在《人民日报》写文，故子强意欲余示意于步青，请其自让。
一山难容二虎。在这种情况下，苏步青又返回浙江大学任教。
出乎意料的是，当时的浙大早已今非昔比，再加上“三反”运动狂飙突降，让他倍受凌辱。这一点，从宋云彬日记中可以看出。
宋在1952年2月23日的日记中写道：“苏步青、蔡邦华等交代问题，群众不满。上午拟打电话给谷超豪，约来余寓商谈。十时许谷超豪来，据谓除苏、蔡外，民盟同志谈家桢、邵均、路嘉冰、李寿恒等均有大小不等之问题。”
当时宋云彬是民盟杭州市委负责人，蔡邦华是浙江大学农学院院长、曾代理过校长职务，谷超豪是苏步青的学生，1948年毕业后留校当了苏的助教，谈家桢、邵均、路嘉冰、李恒寿都是浙大教授。
3月25日，宋云彬在日记又有如下纪录：“……约苏步青、蔡邦华谈，苏交代问题不老实，五次均未得通过。据谓已经认识错误，准备再作老实交代。蔡仍一味狡赖，谈无结果。……下午五时偕丁零同访王仲侨，谈苏、蔡交代之事。”丁零事迹不详，王仲侨是浙江大学医学院教授。
3月28日，宋在日记中写道：“晚张劲夫来，为言李寿恒又发生新问题，苏步青未作最后交代，蔡邦华仍一味狡赖。又言陶秉珍于昨日（前夜）用剃刀片割喉管自杀。”
当时张劲夫是中共浙江省委常委，省政府党组书记并主持日常工作。第二天，宋又在日记中写道：“上午赴民盟市分部，与王仲侨谈蔡邦华、苏步青事。”
4月5日，浙江省人民政府副主席沙文汉与宋云彬“谈蔡邦华、苏步青事甚详，并谓‘三反’学习告一段落后，民盟应即从事发展盟员云云”。
6月6日晚，宋云彬再次来到浙江大学，“讨论成立一互助小组，专帮助苏步青、王国松、谈家桢做好思想检讨。参加小组者除苏、王、谈外，尚有谷超豪、吴徵铠、吴济民”和宋云彬。
直到6月13日，浙江大学举行思想改造第二阶段报告会，苏步青、谈家桢在会上先后做了检讨，这才算勉强过关。
8月31日，竺可桢在日记中说，浙江大学“理学院数、理、化、生各系均将分散，如数学苏步青去复旦，陈建功到另一校，徐瑞云到师范学院，何增禄、谈家桢等亦将到复旦。这在浙大是一重大损失，回复到卅年前工业专门学校状况……”
从此以后，苏步青离开了他热爱的浙江大学，被迫到复旦大学任教。
2020-11-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