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八十三岁的乾隆皇帝在承德避暑山庄接见了一队特殊的客人——“英夷”派来的马戛尔尼使团。英王派遣使团不远千里前来大清国，当然不是为了向乾隆祝寿，而是向清政府提出两国通商的请求：开放宁波、舟山、天津、广州之中一地或数地为贸易口岸；允许英国商人在北京设一仓库以收贮发卖货物；允许英国在舟山附近一岛屿修建设施，作存货及商人居住；允许选择广州城附近一处地方作英商居留地，并允许澳门的英商自由出入广东。
大清皇帝乾隆非常友好接待了使团，却拒绝了英王的通商之请：“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籍外夷货物以通有无。特因天朝所产茶叶、磁器、丝斤，为西洋各国及尔国必需之物，是以加恩体恤，在澳门开设洋行，俾得日用有资，并沾余润。”颟顸自大的清王朝自处于世界大势之外，给中国19世纪的近代化转型预定了悲怆的调子。
假如马戛尔尼使团到访的是大宋国，情况又会如何呢？还是来看一个事例：987年，北宋雍熙四年，宋太宗“谴内侍八人赍敕书金帛分四纲，各往海南诸蕃国勾招进奉，博买香药、犀牙、真珠、龙脑；每纲赍空名诏书，于所至处赐之”。10世纪的宋朝皇帝跟18世纪的英王一样，派遣特使分赴海外，招徕贸易。南宋时，宋高宗也说，“市舶（海上贸易）之利颇助国用，宜循旧法，以招徕远人，埠通货贿。”跟诸邦展开海上贸易，乃是宋王朝的“旧法”。
绍兴年间，有一位叫蒲亚里的阿拉伯商人娶了中国仕女为妻，在广州定居下来，高宗皇帝叫地方政府“劝诱亚里归国”。是宋朝不欢迎阿拉伯商人吗？不是的。而是因为，蒲亚里在中国定居后便不再从事外贸了，宋政府希望他回国去招揽蕃商，“往来于运香货”。当时的西欧在蛮族的统治下，退回到以物易物的自然经济状态，要不然，中英贸易难说不会提前八百年展开。
（选自吴钩著《重新发现宋朝》，九州出版社，2014-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