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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拒绝做新娘的女孩

试图挣脱传统命运的故事在无数乡村女性身上默默发生着,她们想要追求一种更自由、更丰富、更有可能性的生活,但也不得不承受过程中巨大的痛苦。或许,拒绝做一个17岁的新娘后,陈木棉的人生并不是更容易,而是更艰苦了。

抗婚

17岁的陈木棉不想结婚。

但要说出这个想法,对她是一件很难的事。婚事是母亲一手主导的。在她长大的村庄里,一个孩子,尤其是女孩的选择并不多。绝大多数时候,父母的决定就是一个女孩理所当然的命运。如果说‌‌“不‌‌”,不仅是对亲情的伤害,也是对一种传统的背叛。

陈木棉试过柔和一点的抵抗方式。当婚事被确定下来后,她给父母读《婚姻法》,说自己还没到结婚的法定年龄,她还悄悄告诉正热热闹闹操办婚礼的男方,自己才17岁,不能结婚。她一遍一遍表达自己不愿意,以及这桩婚事在法律意义上的不正当性,但婚事丝毫没有叫停的迹象——没人听她的。直到婚礼来临的前一天,她狠狠心从家里逃出,骑着摩托车穿过家门口狭窄的小路,驶上镇上的大路,到妇联举报了自己的父母‌‌“逼婚‌‌”。

‌‌“抗婚‌‌”,让这个17岁的广东乡村女孩上了热点新闻。互联网的世界似乎难以想象,在21世纪,很多都市女性早已在按自己的意愿安排生活,拥有独身、丁克、周游世界的种种自由,一个生在乡村的女孩,却不得不在未成年时,就被强行送进一桩包办婚姻里。而她生活的地方,距离中国最富裕、文明程度最高的大都市之一广州仅仅300多公里。

2020年8月的一天,我来到了陈木棉家。飞机、火车、大巴、乡村巴士、摩托车,随着交通工具的降级,道路不断变窄,土地不断裸露,气派辉煌的都市地标建筑小蛮腰、铜钱大厦被远远抛在身后,群山在远处露出雾蒙蒙的绿色剪影,像屏障一样围裹着小镇。一条宽阔的大路横穿小镇,路边是镇上所有象征着权威的建筑——初级中学、高级中学、市政府,还有妇女联合会。大路两侧的曲折小道上,则密密麻麻挤着菜市场、卖烤肠的小推车、立着廉价粉色招牌的婚纱店,涵盖了童装、男女装、老年人服饰的大众服装店门前,挂着45块钱一条的裙子。穿过大片稻田,来到村落中,房子新旧杂陈,一半是红砖摞起的旧房,一半是新盖的贴瓷砖的矮楼,那大多是近十几年村民们通过外出打工挣了钱建起来的。

这就是陈木棉出生和长大的粤西小镇,她抗婚的故事也发生在这里。试图挣脱传统命运的故事在无数乡村女性身上默默发生着,她们想要追求一种更自由、更丰富、更有可能性的生活,但也不得不承受过程中巨大的痛苦。看起来,陈木棉是幸运的。通过互联网,她的抗争获得了外界的理解,得到了无数网友的支持。但突破命运仍然是一件艰难的事情,现实和传统无时无刻不显现出强大的惯性,拖住她试图改变的脚步。或许,拒绝做一个17岁的新娘后,陈木棉的人生并不是更容易,而是更艰苦了。或许,这就是自由自主生活的迷人与代价。

工厂女孩

从小学五年级开始,陈木棉每个暑假都是这样过的:当其他孩子刚刚开始享受夏天时,她在一个初夏的傍晚坐上从镇里开出的大巴,跟在父母身边或独自乘车,颠簸大约六个小时后,来到深圳。

陈木棉喜欢深圳,尤其是刚从散发着闷臭的大巴车厢走出来时,呼吸着深圳午夜干净的空气,走在宽阔的街道上,两旁是整齐的景观树,高大的办公楼里仍有灯光。陈木棉对大城市的好感来源于此,她形容不出那种感觉,只觉得‌‌“很高级‌‌”。

可城市的光鲜并不会降临在工厂里。陈木棉是来深圳打工的。打工是家庭和村庄的传统。爷爷年轻时被工头招去海南挖井,妈妈小学没毕业也出去打工了。现在,大城市的工厂工资更高,更有吸引力。父亲读了大专,分配到一家汽修厂干了没几年,也辞职去了大工厂。整个村庄的劳动力都被大城市的工厂吸引走了,就连初中生在暑假都会去当地工厂帮工,赚取一天大概70块左右的薪水。

每年暑假去工厂帮工的日子持续到陈木棉14岁——第一次参加中考那年,那一年或许是陈木棉回忆里最黑暗的日子。临近中考前,母亲的谩骂与日俱增。她不断告诉女儿,读书毫无意义,是在浪费家里的钱。痛苦难以承受。一天晚上,她摔碎一把小镜子,把玻璃边缘贴近了手腕。‌‌“但我高估了玻璃的能力。‌‌”木棉脸上浮现出压抑的苦笑,对我说。至今,她手腕上仍有十几道伤痕。

中考结束后暑假,她照例被父母叫到深圳打工。每天早上7点昏昏沉沉在钟表厂宿舍醒来,拖着不过100斤出头的身体,乘厂房电梯来到车间。为了多睡一会儿,她常常不吃早饭,代价是身体没有一点力气。

车间里大多是和母亲年龄相仿的工人,穿着清一色的橙色工服。陈木棉没有工服。因为未满18岁,工厂不敢让她成为正式员工,但默认她以‌‌“帮工‌‌”的身份坐在母亲旁边干活。‌‌“我把电池扣上去,调好时间,再把防水圈套上。‌‌”陈木棉表情麻木地转动手腕,像是要重现这几个动作,又略有停顿,仿佛为自己的熟稔感到羞耻,‌‌“5分钟、10分钟就能做100个,然后做一整天‌‌”。工作一直持续到下午5点,忙的时候甚至加班到午夜。有时候她太累了,周末就在床上躺整整两天,一顿饭都不吃。

这一次暑假结束后,她没能回到家里继续读书。全职打工的日子就这样悄无声息地开始了,母亲告诉亲戚们打工是她自己的主意,而她为了躲避母亲的责骂,争取些微的疼爱,也选择了顺从。

陈木棉从小渴望母亲的爱,她说自己‌‌“落地以来,母亲就没抱过我‌‌”。上初中后,她感觉和母亲的情感更加疏远了。这是否源于小她7岁的弟弟的出生,我们不得而知。木棉的爷爷告诉我,村里人大多生两个孩子以上,但木棉的妈妈一直不想生二胎,总敷衍道‌‌“家里条件好了再说‌‌”,他劝说了许多年,木棉的妈妈才又生了一个孩子。父亲也很少和她交流,当母亲对木棉破口大骂或冷言冷语时,父亲就在一旁玩手机游戏,一言不发。爷爷认为是沟通不畅导致了木棉和父母的疏远,木棉父母长期在外打工,只有过年才能回家看孩子们,‌‌“但每年回来他们都给小孩带零食、礼物,杏仁、瓜子、葡萄干‌‌”。

成为全职女工的两年时间里,陈木棉的生活范围就困在小小的工厂和不远处的出租屋里,只有母亲想出门买菜时,她才能跟着逛一逛。除了工作外,唯一的慰藉来自爷爷给她买的手机。她加了所有能加的QQ群:字体设计公司、游戏公司的用户群、天南海北的灌水群,甚至拉人进群发八块八的诈骗群,试图在陌生人那里寻求自己没能在家庭中得到的情感联系。

她和不少网友建立起了友谊,他们当中有北京的学生,有上海、深圳创业的年轻人,也有游戏设计师、企业员工。她喜欢听读过书的人说话,觉得他们都很有礼貌、讲道理。慢慢地,她开始向相熟的网友透露自己的年纪和在工厂的经历,那种重复操作的机械感和自己的孤独。许多网友建议她离开工厂,回学校读书。

‌‌“读书‌‌”这两个字,让陈木棉感到陌生和疑惑。第一次中考结束后,她只查到自己的分数‌‌“不高‌‌”,对能否录取毫无概念,就被父母带去了工厂。但和网友的谈话里,她对‌‌“读书‌‌”的想象第一次被打开,那是一条比当‌‌“工厂女孩‌‌”更有可能性的出路:如果能走通这条路,意味着可以找到‌‌“好工作‌‌”,而‌‌“好工作‌‌”或许就意味着逃离机械的重复,意味着她可以真的融入‌‌“大城市‌‌”。

回学校读书的想法慢慢在她脑子里生根,但她不敢和父母提起。直到2019年5月,有网友提出寄钱资助她回学校读书,她才终于有了离开工厂的勇气。在好几次和母亲争执、撕扯后,她独自回到家乡,用网友给的钱报了中考数学和英语科目的补习班。这是她从前成绩最好的两门课,她想以此为起点,‌‌“找回读书的感觉‌‌”,备战下一年中考。

母亲

母亲对木棉回乡备考的决定很不满意。这个陈木棉口中坏脾气、强硬的女人,是家中的决策者。大多数时候丈夫都是沉默的、隐形的,生活需要她做决定,她对女儿的未来有别的打算。

2020年2月,一户人家拎着一箱王老吉、几盒糖果饼干来到陈木棉家。木棉的爷爷吓了一跳,这是他头一回听说孙女相亲。‌‌“他们就这么直接来了。‌‌”老人一指客厅里的不锈钢长椅,再一指墙边的红塑料板凳,‌‌“一个坐这里,一个坐那里,就开始跟她妈妈聊。‌‌”

这户人家是媒婆介绍来的。今年春节过后,母亲就拉着陈木棉去过村里一家专管做媒的人家,路上一直念叨晚婚的坏处。到媒婆家里后,陈木棉缩在角落里看手机。偶尔一抬眼,看见一个年纪比自己大许多、体形微胖的男人。

母亲对那个男人似乎不怎么满意,第一次相亲不了了之。但她对贸然上门的这户人家却很满意。男方21岁,母亲骗对方说陈木棉19岁,‌‌“正合适‌‌”。

见面才没几天,男方带陈木棉去家里做客,晚上就要留她住下,她不愿意,从院子里就要往外跑。男方家里的婶婶、阿姨们全都上来阻拦,几个中年妇女团团围住木棉。17岁的小女孩吓破了胆,放声大哭起来。最终,男方送她回了家。

自那之后,陈木棉不再和男方联系。直到4月中旬,母亲突然很温和地提出,带她去东莞男方打工的地方,玩两天就回来。陈木棉半信半疑,但她太想抓住母亲这一丝难得的温柔了,像一尾缺水的小鱼一头扎进了未知的水域。到东莞没两天,母亲就自己返回了深圳,她给母亲打电话、发消息,都没有音讯,而男方家百般催促两人亲近。回忆起这段往事,陈木棉突然爆发出哭腔。‌‌“太可怕了。‌‌”她整个人在沙发上缩成一团,‌‌“噩梦一样。我不想讲,我不想讲。‌‌”

最终,她拿出身上仅有的200多块钱,打车逃回了深圳,并且再次回到了老家。但事情并没有就此结束。5月下旬,母亲突然打来电话通知木棉,6月2日结婚。

婚事自此进入一条似乎无法停止的快车道。办嫁妆、布置新房、准备婚礼需要的各种物品,在母亲和男方家庭的张罗下都排定了日程,陈木棉无法接受‌‌“新娘‌‌”的角色,但她无路可逃。定好拍婚纱照那天,她躲在屋里不出去。僵持四个小时后,她的勇气耗尽,下了楼,被带到街上一家婚纱店。那是她第一次化妆,卷头发,穿蓬蓬的白纱裙。摄影师不断让她对着镜头‌‌“笑得开心点‌‌”,和‌‌“丈夫‌‌”站得近一些,但她瘪着嘴,身体僵直,无法掩饰自己的抗拒。

网络上的朋友们都告诉陈木棉,应该反抗,必须反抗。他们给了各种建议:报警、通过法律途径脱离家庭、勤工俭学⋯⋯但对这个瘦弱、内向的未成年女孩来说,这些建议都显得太单薄无力。她从没跟公权力机关打过交道,也没有和家庭一刀两断的勇气和能力。直到她把一切告诉了自己正在备战高考的初中同学乔羽,事情才终于有了转机。

乔羽是她认识的人里最有主意的女孩,婚礼前一天,她强硬地陪木棉去了妇联。接到举报后,妇联即刻联系了司法机关,司法机关又通知了村委会。双方父母都被叫到村委会按了手印,保证不再逼婚。不到三个小时的时间,这桩看起来势在必行的婚事被取消了。

中考

抗婚事件发生两个多月后,我来到了陈木棉家中。

那是一栋贴了白瓷砖的三层小楼,屋里还留着些许‌‌“新房‌‌”的痕迹。一楼摆着一辆铃木牌摩托车,二楼客厅横着一座四五米宽的崭新灰色布艺沙发,这是木棉的‌‌“嫁妆‌‌”。

婚礼取消那天,陈木棉战战兢兢回到家里时,屋里一片死寂。婚宴的帮厨已经被遣散了,厨房的桌子上摆着几十盘扣肉。客厅里零落坐着几个来帮忙的亲戚,有的说木棉几句,见她父母不出声,也不说话了。

突然取消的婚礼,不仅是一件丧气的事,也是一件丑事。‌‌“丑的不只你们家,还有我们家。‌‌”男方家庭愤愤不平地说。爷爷原本是反对木棉出嫁的。‌‌“但凡早一点知道,我是不会同意的。‌‌”他端坐在餐桌旁使劲摆手,‌‌“去他们(男方)家的路好窄哦,很不方便。‌‌”但抗婚的新闻传到网上后,连日来村委会、妇联、记者轮番上门,也让他感到不太妥当。他叹着气对我小声嘟囔:‌‌“嫁就嫁了,把事情闹得这么大。‌‌”

父母则保持沉默,直到几天后,有记者来到家里,母亲爆发了。她在楼梯口对着楼上的木棉骂了整整六个小时。回忆起那天的情形,木棉呆呆地望着前方,神情凝滞:‌‌“她骂了什么我真的想不起来了,总之就是骂死我了。‌‌”很快,父母带着弟弟去了深圳,再也不接木棉的电话。

木棉和爷爷留在村庄里。17岁少女抗婚读书的新闻上了微博热搜,在妇联、村委会等单位的帮助下,她得以在当地的中学旁听,准备应考。她每天一个人骑着摩托车,往返于家庭和中学那条路。路两旁是宽阔的水稻田,田中央偶尔竖起一大簇芭蕉,高高地挺立着。更远处是绿油油的丘陵,低低地绵延着,乍看去和芭蕉一般高,白纱般的云雾低回拢在山腰上。中考后,朋友问她怎么晒黑了那么多,她有些羞涩又有些骄傲地摸搓着自己黝黑的胳膊:‌‌“我每天晒早上六点半的朝阳和晚上五点的夕阳。‌‌”

但重拾课本并不容易,木棉发现那些英语单词陌生不已,在答数学题时,常常才写下‌‌“因为‌‌”‌‌“所以‌‌”的符号,就忘了前一步的论证。留给她的时间不多了。17岁是参加中考的最后期限,但抗婚风波后,距离中考已经不到一个月。6月底时我和她通过一个电话,在中考压力与父母冷战的僵局压力下,她情绪濒临崩溃,连话都说不完整。

木棉的中考成绩是482分,超出普通中学录取分数线100多分。这离她的目标——今年本科上线人数均超过千人的四所重点中学——还很遥远,在网友和记者的建议下,她选择了镇上的普通高中,也是她很多初中同学过去三年所在的高中。这所高中今年高考的本科上线人数28人,文化类上线率稳居农村中学第一;专科上线率达98.4%。一位该校毕业生说,他们学校今年的高考状元勤奋非常,现在可以上最好的专科,‌‌“甚至可以选一所二本学校‌‌”。听到这里,木棉若有所思地喃喃道:‌‌“如果我想上一本,就要一直考第一⋯⋯‌‌”

现实

木棉考上高中的消息,在互联网上又成为‌‌“抗婚‌‌”之后的下一个热搜。欢呼和祝福像潮水般涌来。在网友的眼里,她是备考一个月就考上高中的争气孩子,是一个挣脱了悲剧命运的有志少女,甚至是新时代独立女性的象征。

但我在老家和她相处的几天里,看到她乌黑、滚圆的大眼睛经常是无神的。她像一只受了惊吓还未缓过神来的小兔子,每次一吃完饭就逃离餐桌,畏缩在沙发上、角落里,躲避外界的眼神与追问。她打哈欠的频率也高到令人担忧,尽管临近中午才在爷爷的再三催促下起床,但疲惫似乎一直包裹着她。

只有在面对网络时,她才表现出热情。她是一些群的管理员,每次在群里说话时,相熟的小伙伴们一唱一和,夸张地欢迎她的出现,都能把她逗得咯咯笑。尤其是晚上,她躺在床上刷着手机,发出震天响的笑声,和白天沉默不语的模样形成巨大反差。一些在我看来表演拙劣的搞笑短视频,她看了一遍又一遍,疯狂地笑到打滚。但第二天早上,早早醒来的她仿佛被困在床上一样,没有力气起床。这样的循环几乎每天都在发生。

网络曾经帮助过她,陈木棉把那些给她提供建议的网友称为‌‌“骨折点‌‌”。‌‌“就是像骨折一样影响重大的转折点。‌‌”她这么解释,‌‌“有他们看着我,我就不会伤害自己了。‌‌”但在网络的称赞与期待背后,一些更为复杂的现实问题困扰着她。

木棉和父母的关系还在僵局中。快开学前,父亲送弟弟回来上学,并让弟弟转学去了市里更好的学校。父亲回家后,一句话都没跟她说,她看着父亲,第一反应也只有恐惧。她也曾试图和母亲沟通过一次,得到的回应是:‌‌“只有弱智才需要关心,你是弱智吗?‌‌”自那之后,她没有再和父母联系。

临近开学,她对即将到来的学习生活感到陌生,担心自己跟不上学习的节奏,但似乎也无力对此做出改变。一天傍晚,她在二楼阳台看远处的云层,一位到访过的记者打来电话,热情地向她传授高中学习的秘诀,提醒她早早开始预习。‌‌“我送给你的书你看了吗?‌‌”记者问。陈木棉回以长久的沉默。我想起她房间里那两本塑封都没拆的小说,一本是《岛上书店》,一本是《柑橘与柠檬树》。

挂掉电话后,她尝试用手机拍摄眼前的天空。墨色翻涌的云层在蓝黑色天幕下呈现出海浪一般的层次。‌‌“多美呀!‌‌”她轻轻地感叹。

‌‌“或许,你将来想学美术吗?‌‌”看到她表现出对色彩和风景的敏感,我忍不住问道。

回答来得斩钉截铁:‌‌“不知道。‌‌”她本能地抗拒所有有关未来的问题,文理分科、大学专业、职业选择⋯⋯未知带给她的恐惧过于沉重,缺乏来自家庭的情感支持,她实在没有力气开启任何有关未来的想象。

直到一天傍晚,她在文具店里踌躇许久,先是拿起了14块钱的饭盒,犹豫高中是否需要自己带饭,就快下定决心结账时又放下了。随后走到文具店里书籍并不丰富的名著区,怯生生地问:‌‌“这些书里有没有和母爱相关的?‌‌”在得到否定的答案后,她抽出这本摸一摸,又抽出那本摸一摸,再次发问:‌‌“哪本比较简单呢?我没读过书,我怕一开始读到太难的,以后就害怕读书了。‌‌”

最后,我为她挑选了《简·爱》,告诉她,那是关于一个女孩读书、成长与寻找爱的故事。她把书紧紧抱在怀里,骑上摩托车,消失在小镇的暮色中。

陈木棉、乔羽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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