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母都是中共党员，父亲是一位受人尊敬的好医生，又是县医院的副院长，因而我深深为自己的父母和家庭自豪和骄傲。
七十年代初，一般县城家庭的住房都是那种单间式的，厕所公用，厨房在走廊。当时我们家住两间房，几个小孩和外婆住一间，父母住另外一间，并且两间房不在一起。一次，我带几个小朋友去我父母的房间玩，在父亲的抽屉里翻找抄写纸时，发现一张父亲填写的表格里，“家庭出身”一栏竟赫然填着“破产地主”四字。我几乎不能相信自己的眼睛，反复翻看那张表格，心里那个难受就别提了。旁边有几个小朋友，我还要佯装镇定，尽量不让小朋友发现我心中的波动。我再也没精神和小朋友玩，像害了大病一样。
此后几天，我一直都有点恍惚，眼前一直晃动着“破产地主”几个字。直到有一天，我实在憋不住了，趁家里只有我和妈妈两人，悄悄地问妈妈：“爸爸家是地主呀？”“是呀，要不你学校每次填表，我怎么会要你填‘职工’呢！”“那爸爸还有奶奶是不是剥削了贫下中农？”“没有。你奶奶家在日本侵略中国时就破产了，要不怎么叫破产地主呢！你爸爸小时候可是吃了不少苦，不到十岁就被送去当学徒，冬天连鞋都没有穿的，他的脚上至今还有小时候冻伤时留下的疤痕哩！”“是吗？”我半信半疑。“你在外面千万不要对人说啊，人家问你家庭出身你就说是职工，记住啊！”家庭出身从此变成了一件比较忌讳的事，我再不像以前那样以自己的家庭为荣了！
文革后很多年，我和我的兄长们在一起谈起爸爸的出身时，一致认为这事很荒唐。既然破产了，怎么还能算地主？这不是前后矛盾吗？
据说那时我奶奶在他们那个村子里特别引人注目，在给他们家划成分时，那些负责划成分的人嫉恨她，就把她划成破产地主。结果，我爸爸的政治前途大受影响，奶奶七十多岁了还得在农村接受劳动改造。尽管她的两个儿子都在城里工作，贫下中农却不许她去城里安享晚年，而必须呆在农村老家！
（选自《黑五类忆旧》第三期，2010-09-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