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6日，北京市中学红卫兵联合召开“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誓师大会”，会上，重点批判了“鬼见愁”对联，批评了“西纠”、“东纠”等红卫兵纠察队的过激行为，并决定解散各种红卫兵纠察队。
江青在大会上发言，点名批评国务院正副秘书长周荣鑫、雍文涛，说他们是保守组织的后台，要他们低头认罪。提到“血统论”时，江青更轻蔑地说：“血统高贵？是什么东西！”她忘记八月份自己曾搂着血统论红卫兵的那份亲热劲了。
1966年12月17日，周恩来、陈伯达、江青、谢富治等再一次出席了三司召开的“全国在京革命派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夺取新胜利誓师大会”，并发表讲话，再一次明确地表示支持，甚至明白指斥“子弟们”的“红卫兵纠察队”已经被坏份子利用，变成了打击革命派的工具，斥令其必须解散。
这时，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子弟们却闹得正欢，甚至已经出现谁都不敢收拾的局面。然而，由于事关毛泽东对党内的政治大清洗能否成功，毛不再对共产党的子弟们“姑息养奸”，终于开始要他们也尝尝无产阶级专政的滋味了。
就在1966年12月16日，北京林院的李洪山被逮捕，同一天，北航“八一纵队”的头头赖锐锐也被逮捕，1966年12月18日，血统论的主要吹鼓手、高干子弟谭力夫被投进了监狱。中央文革小组甚至为他成立了“谭力夫专案小组”，不断追问谭力夫的后台问题，总希望发现一点谭力夫同刘少奇、邓小平、贺龙等人之间蛛丝马迹的联系，借以将他们指控为“血统论”的总后台，继而彻底打倒。
其他一些曾写大字报攻击林彪、江青、陈伯达和其它中央文革成员的子弟红卫兵头头们，如易振亚、伊林涤西等，也都一一被捕，先后被捕者一百多人。联动很快被正式取缔，为首份子均被拘押。
此后，中央文革的人，甚至还在八一学校内举办了一次“摧毁反革命组织‘联动’展览”，展览了“联动”成员搞“红色恐怖”时的凶器……然而，他们究竟在文革红色恐怖的日子里面杀了多少无辜的人民及其子弟，直至今日，共产党也丝毫不愿公开。只有等到制造红色恐怖的红色政权彻底被人民所颠覆的那一天……
然而，迄今为止，非但没有档案资料显示，他们当中的杀人犯有被无产阶级专政拿掉了脑袋的；却有种种采访回忆录在向这个世界报告，他们不久就被周恩来们和江青们一起，含着眼泪将他们释放了，并且通过“大大的后门”，甚至是由共产党的总理周恩来亲自安排，送他们参军，或安排他们接受其它锻炼和准备去了。“红卫兵档案”的作者在叙述这一段情景时，可是眼泪和着墨水一同迸流的……因为不论是毛，还是周，毕竟知道他们都是“自己的孩子”，将来“好、赖”都要“接班掌权抓钱”的。后来的事实早已证明了这才是“封建制度下颠扑不破的革命真理”。然而，在文化大革命那个特殊的历史时期内，共产党的子弟红卫兵“整体”，就是曾作为毛泽东的“冲锋队”，和他们父母“近卫军”的血统论红卫兵组织，还是不得不走向了消亡。
毛的文革宠儿，终于从宋要武之类变成了蒯大富之流。革命的和要革命的红卫兵运动，此时岂止是方兴未艾，而且正在大展宏图。他们之所以如此走运，当然全是因为“红太阳”的需要。只是等到哪一天，当红太阳同样也不需要他们的时候，他们的下场，将会比曾被他们战败的前“子弟红卫兵们”，凄惨何止千倍百倍……当然，这也是“甘为”和“争为”红太阳和共产党做“炮灰”的必然下场。值得同情，不值得赞扬，幸存者更不必吹嘘。
4、平反和烧毁文革反右斗争档案，诱发革命群众批判资反路线
由于刘少奇在党内的权势基础，又与共产党的各级各地当权派们迫不及待地要“自保”，结合成了一条无形的统一战线；再加上十七年的刘的“驯服工具论”对普通党员的“驯服”，和广大工农民众早已被共产党“驯服”，这就给造势已成，闯将已有，但却缺少群众参与或群众仍然不敢参与的“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带来了“局面依然难开，斗争仍难深入”的状况。
然而，因为毛泽东既然能够支持、利用受“资反路线”迫害的“革命学生”起而造反，将矛头直指刘、邓的资反路线，那么，毛为什么就不能够用同样的办法，来号召所有在文革反右斗争中遭遇过迫害的“革命群众”，特别是“左派革命群众”，一起来造刘、邓资反路线的反呢？七月底和八月初决定撤销批判工作组，不是已经在革命群众中造就了一批要真正“跟毛造反”的闯将了吗？何况中共的中央军委早已下过“要给遭受资反路线迫害的革命群众平反”的文件，而中共中央也早已转发过这份文件了呢？而之所以收效不彰，无非是各地各级和各个单位的党的当权派们，为自保而不执行，或执行不力罢了。
因此，怎样在有了闯将之后，进一步将批判资反路线大规模地发动起来，就成了毛和他的阴谋领袖集团所亟需解决的问题。当然，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还是发动群众。而它的第一招，就是迅速为文革发动期所有被打成右派、反革命或反党份子的“革命群众”平反。十六条所规定的各种革命对象，当然不在其列。毛清楚，唯有如此，他才能继续做好人，并让刘继续做恶人；才能焕发革命群众的造反勇气，刺激他们的感恩之情；让他们都能够站到他的一边，来反对刘少奇。因为，正是刘少奇派工作组和制造执行资反路线，才迫害了他们；但现在，毛主席却要解放他们了。毛决心这么干，而且决心要干彻底。
1966年11月15日，中共北京市委发出了“关于革命群众平反的紧急通知”。该通知称：“……为了全面地彻底地执行十六条，捍卫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必须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彻底肃清它的恶劣影响，同时必须坚决、认真的给打成”反革命“、反党份子、右派份子的革命群众进行平反。为此，市委决定：一、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前一阶段，凡是把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反党份子、右派份子等等，都当众一律平反，公开检查，赔礼道歉，给他们恢复名誉。二、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前阶段凡是被打成反革命、反党份子、右派份子，或者因为给工作组提意见而被开除的职工都应恢复工作。三、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各种整理群众的材料，都按中共中央的规定，认真处理。四、凡是因为把革命职工打成反革命而停发、扣发了他们的工资的，都应当予以补发。本通知要向全体革命群众宣读。”
第二天，1966年11月16日，中共中央就紧锣密鼓地发出了“关于处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档案材料问题的补充规定”。该规定称：“……中央认为，对于文化大革命中各学校、各单位编写的整群众档案材料，都应该宣布无效，全部清出，一律当众销毁。这样做，是为了更好地集中地进行两条路线斗争，抓住大是大非，从思想上政治上彻底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路线，促进广大革命群众的革命团结，防止在枝节问题上纠缠不休，互相对立。中央对处理文化大革命中档案材料问题，补充规定如下：一、责成原工作组、学校党委或者其他有关党组织必须将1966年5月16日以后的各种整学生、整群众材料，包括整理过的或者没有整理过的，除在这一文件宣布以前，确实已经焚毁的外，全部集中，不许转移，不许复制，不许私自处理。否则，就将加深错误，并将收到党的严厉处分。二、除个人被迫写的检讨材料全部交还本人处理，其他所有的材料，集中清点之后，要在上级领导机关和本校学生代表的监督之下，当众焚毁。三、以上规定，完全适用于工矿企业、事业单位、党政机关、群众团体等组织，也完全适用于进行文化大革命的军事机关和院校。所有这些单位，对于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因为给领导上或工作组提意见而被打成”反革命“、反党份子、右派份子和假左派、真右派等的革命群众，都应宣布一律无效予以平反，当众恢复名誉，并按以上规定处理材料问题……这一文件，应立即在各学校、各单位群众中宣读。”
毛泽东和中共是以史无前例的速度，全面地和彻底地为遭到迫害的“革命群众”平反了。特别是当众烧毁整人档案，在共产党，更是史无前例。因为，57年被打成的百万右派份子，直到22年后，才予以改正，还不是平反，其中还有人坚决不予平反，如林希翎等。1949年后被错关、错杀的至少上千万人，至今也没有平反昭雪，就不说从来也没有惩办过一个凶手。即便是在给革命群众烧档案和平反的时候，文革前十七年的所有档案，还是被共产党的专政机关、甚至是那些“革命的和要革命的”红卫兵及造反派们“为共产党”保护起来了！我本人在十三岁（1960年）饿肚子的时候，因少不更事，曾说过“要是我三十五岁不成名成家，那我就投长江自杀……”这样一句不懂事的狂话，居然一直到1987年，这句话还留在我的档案里，要不是管档案的“同志”悄悄地告诉我，我还被蒙在鼓里。虽然我自少年时期起，就为这句话吃够了苦头。可是，这一次，毛泽东和共产党，居然当真在不到几个月的时间里，就给革命群众彻底平反了！扣发工资的还补了钱，这实在叫做了22年的右派份子们羡慕和寒心！毛泽东和共产党当然是别有用心。这个用心就是他需要“广大革命群众”也能迅速成为他要打倒刘少奇和清洗刘家党的造反工具。虽然，这些造反工具在不到两年的时间内，就被他“狡兔死，走狗烹”，甚至杀得一片鲜血淋漓。然而，在当时，他所需要的革命群众的造反，毕竟是造了起来。人民相对而言，总是较为单纯的，他们命中注定的是容易受骗，更容易感恩，尤其是当他们不得不苟延性命在那个残暴的专制统治之下时。
5、利用接见、串联以及煽动工人造反，掀起批判资反路线高潮
但是，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也不是“吃素”的。相对于中国大陆广大的工农兵等革命群众来说，曾经在文革反右斗争中遭遇过迫害的革命群众，毕竟是少数；曾经敢于反对工作组和造当权派反的人，就更是少数。尤其是在“天高皇帝远”的共产党天下，绝大多数的工农兵革命群众，长期以来都是把各级党委、各级党的领导，当成了党的化身。而反党，作为一个大逆不道和十恶不赦的罪名，则是他们不敢稍有触犯的。所以，毛泽东虽然“真心铁意”地为某些革命群众平了反，说到底，他也不过是再得到了一些愿意效命的新“闯将”而已，其中更不乏政治投机者，诸如那些自谓出身清白的职员、店员子弟们。就不说，不“吃素”的刘少奇资反路线，由于中共的党官之盛，党干之多，历史经验之丰富，整人手段之高明，调动工农兵革命群众之极易得手，再加上旨在保卫他们的“保皇造反派”已经成军，这就给毛企图要立即、迅速和大张旗鼓的发动起一场连全中国的工农兵革命群众都来参加的，目标对准刘少奇、邓小平和各级党委领导的大造反，就依然不是那么容易。当时，在普通的工农兵革命群众中，应该说，大多数人，还是趋向于保守的。这自然与十七年毛泽东和共产党自己的欺骗统治和铁血统治分不开。
有鉴于此，毛泽东只好充分发挥他的两类新“闯将”，尤其是“革命的红卫兵”和“要革命的红卫兵”们的先锋作用了。毛的手段，一个就是一次又一次地在北京接见他们，所谓八次接见红卫兵一千余万，目的就是要煽动年轻学生带头造党内走资派的革命炽情，要他们担当起批判资反路线先锋队和主力军；另一个就是藉方兴未艾的革命大串联，号召正在走遍全国的革命红卫兵们，走向全国的厂矿企业，首先去号召工人阶级起来“批判资反路线”。
1966年11月中旬，正是在大串联和“批资反路线”的高潮中，中央文革发布了“关于工矿文化大革命的十二条指示草案”。
1966年11月15日，北京机械工程学院“东方红”造反团有几十个革命红卫兵要开进北京第一机床厂宣传毛泽东思想，厂文化大革命筹备委员会却拒绝他们进厂，他们便翻墙而入。于是，厂文化革命筹备委员会就调动本厂无产阶级、外厂的革命工人、甚至是血统论红卫兵的“二司纠察队”和“西纠”，对他们进行围攻、谩骂和殴打。11月18日，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便亲自赶到该厂去批判厂文革筹委会说：“学生以后来，你们应该欢迎他们……应该开大门放他们进来，要公开支持学生的行动。”
陈伯达的话，立即被传布四方，11－12月间，许多革命的红卫兵便纷纷下厂去闹革命去了。
1966年12月12日，红旗杂志发表了社论“夺取新的胜利”。其中便说：“广大革命工人群众起来投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革命学生同工人群众相结合，出现了新的开端。”
1966年12月16日，人民日报也发表了社论“迎接工矿企业文化大革命的新高潮”。
在舆论的号召和革命红卫兵的串联之下，全国一些厂矿里的工人革命造反派也开始揭杆而起了。而中央文革的秀才们，除掉一边指使革命的红卫兵们，有目的地去某些大型厂矿去发动以外，还有谋划和有目的地亲自派出聂元梓这样的大革命造反派，去各地号召革命工人造反。上海的工总司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被授意成立起来了……到了这一步，目标开始明确了，新闯将也已经“成军”了，广大的革命群众，也开始被策动起来了，“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党动路线”的火焰，终于如毛所愿望的那样，燃烧起来了。
6、毛终于“拨正”了文革造反的大方向
说到这里，我似乎应该作一个小结了。本来，派不派工作组，充其量不过是共产党的工作方法问题；搞运动必定要整群众、打右派和抓反革命，更是共产党的真理、常理和年年月月都必不可少的“害人事业”。然而，自从毛不仅将文革中的上述行为，并且按理必须由他来承担罪责的行为，局部地并且是戏剧性地上升到了“路线”的高度，并且，这个路线不仅被他认定是资产阶级的，而且还被他认定是反动的，这就一下子把刘、邓派工作组和整群众的“错误”升级了。而这个升级，却并不是终了，而仅仅是一个开始，一个为走向打倒刘少奇和清洗刘家党这个文革终极目标的开始。这才是毛要在马列中国发动“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根本目的所在。从此，刘少奇们的灾难开始了，毛泽东也终于拨正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斗争大方向。
《黄花岗》2008年第3期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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