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北京来到江西井冈山的红卫兵们，一走进井冈山博物馆，就在第一展厅的“八一起义”部分，涂写了“朱德是个大军阀”、“贺龙是土匪”、“陈毅是老机（机会主义）、老右”等字句；然后他们在第三展厅那一幅“朱毛会师”的巨型油画上，将一个通红的大叉叉打在朱德的大腿上；在第四展厅“红五军坚持井冈山斗争”部分，他们还张贴了“这是为大阴谋家、野心家彭德怀歌功颂德！”的标语……众所周知的是，在那场毛泽东要清洗自己党人的文化大革命中，朱德虽得到保全，在抑郁中寿终正寝，但贺龙却被批斗直至饿死，彭德怀则被老账新账一起算，直到被红卫兵们斗死为止……
北京来的某些红卫兵显然是有“来头”的。因为北京有很多红卫兵到各地串连，不是事先接受了中央文革交付的使命，就是受到了某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人物的暗示，林彪、四人帮两个所谓的“反党集团”被粉碎后，所陆续披露的大量材料早已证实了这一点。比如，大串连中，揪彭德怀，就是戚本禹亲自给当时北京名噪一时的“五大学生领袖”之一的韩爱晶打的电话。戚本禹说：“现在文化大革命正在深入，你们可以到四川把‘海瑞’揪回北京。”海瑞就是彭德怀。于是，1966年12月的一个冬夜，成都市永兴巷7号彭德怀住宅便被来自北京的红卫兵包围了。红卫兵们翻墙而入，面对彭德怀宣布中央文革指示，然后就把彭德怀押上了火车。12月28日，火车抵达北京，红卫兵立即向戚本禹报到。当时，正在人民大会堂参加“踫头会”的戚本禹立即站起来，眉飞色舞地向与会者通报：“当代‘海瑞’彭德怀已由红卫兵押回北京！”（以上资料选自胡平、张胜友：《历史深思录——井冈山红卫兵大串连二十周年祭》）
有两点，似乎还应该有所说明。一个就是我在前面已经说过的，共产党在文革中的“破四旧和立四新”，就不仅仅是号召和发生在毛接见红卫兵和号召大串连伊始，而且，正是接见红红卫兵和号召大串连，才及时地和极其疯狂地将那一场“绝中华人伦、灭中华文化”的万恶不赦的运动，迅疾地推向了全中国，造成了我们民族文化的万古一难。另一个，就是毛接见红卫兵和号召大串连，是发生在中共和毛泽东发动文革的两个高潮之间。就是发生在八届十一中全会颁布十六条之后，和结束在中共文革夺权开始之前。对前者来说，正是接见红卫兵和号召大串连，才将中共发动的文化革命，推向了发动期的高潮，就是真正打开了毛泽东所需要的文化大革命的局面；对后者来说，则是为下一阶段的文革夺权作了张本和铺垫，为即将和已经到来的中共内部残酷的夺权斗争，既训练了先锋和打手，又制造了“祸水”……
1966年10月24日，毛泽东就“在汇报会议上的讲话”中得意地说道：“我还没有想到，一张大字报，一个红卫兵、一个大串联就闹起了这么大的事……一张大字报，红卫兵，大串联，谁也没料到，我也没料到，弄得各省市呜呼哀哉……你（指李先念）也告诉他们一下，过去是三娘教子，现在是子教三娘……”
1966年10月25日，毛泽东又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自得地说，“……给清华红卫兵写了一封信，还有我写的一张大字报，时间很短，来势很猛，我也没有料到。北大大字报一广播，全国都闹起来了，红卫兵还没有发出号召，全国红卫兵都闹起来了，一冲就把你们冲了个不亦乐乎……”
确实，毛泽东就凭着策划一张大字报、组建一支红卫兵和发动一番大串连，就不仅毒杀了无数的无辜百姓和知识分子，而且确实搞乱了共产党内的现存秩序，使他在党内的政敌们一时之间当真变得“无所措手脚”了。
对毛泽东而言，则是“天下已经大乱，夺权就要开始”。
第十、以公开号召、蓄意教唆和默许残杀来煽动红卫兵带头造反
一、马列革命理论和中共革命实践的恶劣影响
近些年来，我曾在各地的讲演中，一再地讲过，要“驱除马列，恢复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其中一个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因为，中共是一个完全按照马列的“阶级斗争、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这样一个罪恶的“理论链条”，来夺权篡国和实行残暴的专制复辟统治的。我因在《谁是新中国》一书和上述的讲演中，对此都有详尽的说明，在这里我就不再详加叙说。
我现在想说的是，正是因为中共赖以篡国、治国的，竟然是这样一个罪恶的“链条理论”，所以，他不仅为了篡国，而实践这个理论；而且为了治国，他也同样要厉行这个理论。如此，用中共的话来说，“统治者的思想就是统治的思想”；用孟子的话来说，就是：“性可以为善，可以为不善。是故文武兴，则民好善；幽厉兴，则民好暴。”也就是孔子《大学》里面所说的：“一家仁，一国兴仁；一家让，一国兴让；一人贪戾，一国作乱……”的意思。用一句极平易的话来说，对于普通人、大多数人、特别是处于成长期的青少年来说，总是“有样学样”的。
更何况，中共实行的，又是酷似中世纪欧洲的残酷“教政合一”统治，再加上这个“统治”既经过“苏化”，又为中共所“照样全搬”，就是“独尊马列、杀尽百家”。所以，它不仅在统治的现实中，一再制造阶级斗争，残酷实行共产党专政，自始至终地迷信暴力镇压，而且一再地和持续地对年轻一代进行他那个“残暴的革命传统”教育。所以，在一九四九年以后成长起来的一代青年，长期以来，他们不仅亲眼看到了什么是残酷的暴力专政，更可怕的是领会了残酷的“暴力专政”和革命的“理所当然”关系。再加上实行“全方位专制统治”的中共，又用一切手段，包括电影、文学、戏剧，甚至一切民间的文艺形式，来强化他对暴力革命和暴力专政的宣扬。于是，马列的这个罪恶的“链条理论”，就不仅毒化了一代青年的幼稚心灵，而且成了他们赖以行动的思想指南，甚至是“感情基础”。
特别是当学习“毛主席著作”的个人崇拜行为，开始发酵成为对毛泽东的“造神”运动之时，六十年代上半期，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中，一场进一步号召学习毛泽东著作的运动，又成了举国上下一场疯狂的“读宝书”运动。而毛泽东著作又确实是马列罪恶理论的“中共化”，既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中国共产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又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顶峰和最高阶段”，还“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而毛泽东著作里面的那些易懂、易学、十分容易“活学活用”的东西，诸如“把反动派打翻在地，还要再踏上一只脚”，对阶级敌人“只许规规矩矩、不许乱说乱动”，“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力行动……”等等，等等，就在毛泽东另一个伟大教导“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头万绪，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的号召鼓动之下，全部变成了那一代青年的“革命行动指南和革命行动榜样”了。
今天，五、六十岁以上的人，都应该清楚地记得，在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由那个拍马屁的共产党“大音乐家”、沈阳音乐学院院长李劫夫所创作的“毛主席语录歌”，就几乎是自始至终地伴随着红卫兵和造反派的种种“残暴革命行动”，将那个“不可能可爱的马列中国”，岂但是“搅得周天寒彻”，而且是“革得满地冤狱”。
正是在这样一个由历史的、现实的、政治的、理论的、文艺的等等各种原因，所造就的暴力时代气氛之下，那个史无前例的暴君一旦还要根据马列那个万恶的“链条理论”，和自身革命造反的残暴“经验和榜样”，来号召发动一场更新的和更大规模的革命造反，即“整人杀人”运动时，似乎一切都已经为他准备好了。而他所需要的，就仅仅是“手段”而已。而手段，他却“有的是”。
二、中共十六条是红卫兵造反派敢于“斗打抄砸烧杀”的张本
当年的走资派在重新掌权之后，曾对他们所深恶痛绝的红卫兵造反派找到了几项大的罪名，其中有一项，就是称他们是“打砸抢抄”份子，并且将他们作为一顶“帽子”，按在许多红卫兵和造反派头头们的头上，至今也不想给他们摘掉，就更不用说平反了。他们当中还有人因此被指认“触犯了共产党的刑法”，而被判刑劳改，其中有人在出狱后便成了“民运人士”，开始参加甚至领导“民主运动”。所以，他们当中一些曾真心跟着毛泽东造过反，并且自认没有做过什么坏事的造反派头头，为此一直感到很是痛苦。大概这也是他们有些人跑到海外后，一心要想出“种种说法”，以为自己“彻底平反”的又一个原因。对此，当然值得同情。
但是，我认为，不仅对所有红卫兵和造反派都加上这样一顶“帽子”不对，而且也不符合文革发动期的事实。因为，在文革的发动期，特别是在人民日报“六一横扫社论”发表后，到十月初中共发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之后的一段时间里，也就是“夺权”还没有正式开始和大规模开始之前，那个时候的红卫兵和造反派，或曰其中的绝大多数，都还没有“抢”，一些社会上的流氓地痞还没有来得及成为“造反派战士”，也还不敢自称是“造反派战友”，所谓“造反派的脾气”也还没有成熟成形。在那个短暂的时间里，共产党的“革命”这两个字，还真是闪跃着血红的“理想主义”的寒光，使他们不大敢造次，虽然这个理想既虚假，又残酷。
但是，在我刚才讲到的这个时期内，虽不能称红卫兵和造反派为“打砸抢抄”份子，但却可以称他们为“斗、打、抄、砸、烧、杀”之徒。因为，在那段时间内，他们不仅敢于斗，而且已经敢于打，甚至敢于公开地杀人了。至于抄和砸，那是家常便饭，完全不在话下。而他们之所以敢于这样，就是因为中共颁布的十六条，成了他们敢于“斗、打、抄、砸、烧、杀”的革命动力。虽然，对那个“斗”字，共产党要回避，因为是共产党号召“斗”的，要是没有共产党号召“斗”，就不会出现红卫兵和造反派的“打砸抄”。而对那一个“烧”字，就是指中共在号召“破四旧、立四新”中，红卫兵和造反派们疯狂焚烧中华民族文化古籍这样一个历史事实，因它太容易让人联想到秦始皇的焚书，而且容易使人想到共产党的“破四旧、立四新”实在要比秦始皇的焚书厉害了一万倍，说起来太难听，所以，后来的和今天的共产党，自然也要回避，并且生怕别人提及。但对那个“杀”字，共产党，包括当年的走资派在内，他们就不仅仅是要回避的问题，而是要“蓄意隐瞒”的，就是想将这一个“杀”字彻底地在历史上把它抹掉。原因，一是当时还杀不到他们及其亲人子女的头上，他们不能感同身受；二是这一个“杀”字，实在是罪恶滔天，当年的共产党是“暗中默许却绝不报导”，今天的共产党则要“避而不谈和绝不承认”。因为不仅说起来太难听，甚至会激怒今天的老百姓，刺激他们想真造反。这与曾经天天要我们“忆苦思甜”的共产党，今日则天天要我们“向前看”是完全一致的。所以，他们才会只谴责当年的红卫兵和造反派“打、砸、抢、抄”，却绝不说他们是“斗、打、抄、砸、烧、杀”。那么，我为什么说中共的十六条才是红卫兵和造反派敢于“斗打抄砸烧杀”的动力呢？
第一，这时因为，自从人民日报在1966年6月1日和2日连续发表了“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和“一场触及人类灵魂的大革命”两篇社论之后，在全中国，就已经到处弥漫着血腥的气味了。诚如毛泽东在号召横扫之前就已经预言的那样：“这一次又要有很多人自杀了！”
但需要说明的是，“横扫”之后的血腥，是中共历来发动“批判斗争”所产生的又一个“血腥社会效应”，还不是文革“诱导打和杀”或“默许打和杀”的结果。在形式上，工作组还在要求文斗，明确地反对武斗，主要是号召贴大字报，开批斗会，逼迫检查和交代，尚属“文斗”范围。在内容上则主要是以批判斗争“反动学术权威”为崭新政治对象，即主要是教育、文化和科技界的专家教授及知识分子，或是身兼当权派的专家教授和知识分子，或是上述各单位中能力较强和有一定成就的知识分子，当然还要加上“老运动员即地、富、反、坏、右份子”。由于当时还没有明确地提出要批斗“走资派”，运动“横扫”的对象，基本上属于人民的范畴。但应该说一说的是，中共文革发动40年后，仍有前造反派朋友认为，28年前（——1979）已经被共产党摘帽、改正和平反，按当时共产党自己计算的，占全国人口百分之五的“地富反坏右”份子，就是3500万人及其家属和亲人，至少涉及一亿人以上，仍然不能够属于“人民的范畴”。我对此岂但百思难得其解，而且听了心里十分难过，因为，我也曾是黑五类子女——难道，我们这些人，直到今天，还是连一个“民”也算不上吗？
正是在上述这些人当中，有些人因再也经不起批判斗争了，只好一死以“谢毛”，正好证明了毛泽东的“英明预见”；有些人则因为向来走红，甚至向来享受共产党所给的荣誉和高位，因一时无法接受这一残酷的事实，而自己“轻生”；有些因早已“过五关、斩六将”，太了解共产党，认为自己虽然捱到了今天，但这一关眼看是过不去了，只好干脆“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所以，它才是“横扫”的血腥效应，而不是中共文革公开诱导和暗中默许可以公然打人和杀人的直接血腥结果。
在这个阶段里，也曾局部地发生过打人的情形，即“武化批斗”的情形，比如我在前面已经说过的北京大学的6·18事件，就有48位所谓反动学术权威、教授及学校领导被打。但是，当时的工作组是反对的，当时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甚至还下了文件制止的，在全国，类似的情形也还十分少见。当然，这是北京大学的耻辱，是北大“历史上卑鄙”的一个破天荒纪录。
2007年2月24日讲于渥太华大学
《黄花岗》2007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