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抗日外公”与日治下的爷爷

来自广东的外公，来自台南的外婆，带着我的母亲与大舅。1960年代摄于台湾。

78年前的8月13日，中日双方第一场大型战争“上海松沪会战”爆发。我外公的堂哥“八百壮士谢团长”镇守四行仓库，我爷爷的大哥在台湾的日军兵工厂制造军械。

1941年，当“八百壮士谢团长”在上海英租界被日本人暗杀时，我的外公在广东乡间躲日军空袭，我的爷爷在台湾受日本教育。

二次世界大战时，外公唱着“中国一定强”，爷爷唱着“荣誉的军夫”。1949年，当外公随着国民党军队撤退来台时，爷爷在台湾乡下种田。现在他们都生活在台湾，彼此相距不到20公里。

在台湾闽南语（台语）中，爷爷和外公都称作“阿公”。为了区别，我唤住在城市里的外公“街上阿公”，称呼住在农村的爷爷为“乡下阿公”。

“街上阿公”的名字是谢谟，生于民国19年（1930年），现年85岁。身分证上的籍贯写的是“广东省蕉岭县”，我母亲旧式身分证上的籍贯也是广东。

直到我上中学，母亲才对我说，外公的本名是“谢晋仁”，和1937年上海松沪会战保卫四行仓库的“谢团长”谢晋元是同字辈的堂兄弟关系。外公说，改名的原因是因为：“觉得命运不好，想忘记在大陆发生的痛苦的事。”当时想过有朝一日还会回家吗？“哪还敢想，没有钱，家也都没了啊。”他说。

四行仓库保卫战

因此，他在1949年国共内战，随着国民党军队到台湾后，用新的名字，经人介绍娶了相差13岁，只会说台语，来自台南的外婆。这是当时台湾典型的婚配模式——本省籍少女与外省籍军人。

外婆出生在日治时代末期，有一个日本名“照子”，她的父亲（也就是我的外曾祖父）是台籍日本兵，二战时被派往南洋，根据我母亲转述：“他很害怕，所以都躲在森林里，直到战败被送回台湾。”

外公来台之初是国民党军人，后因在大陆受过高等教育，成为小学教员直到退休。他的母语是客家话，也说流利的广东话和国语，来台湾又很快学了台语。他写得一手好字，家里墙上挂着一幅广东老乡赠予他的书法——“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

小学时，他常教我写书法，但多数时间他很少说话。每天早起散步，沉默地阅读《中国时报》与《联合报》，下午看客家语歌唱比赛节目，周日晚间一定要准时打开电视收看《大陆寻奇》。

名唤谢晋仁的外公，童年时就很仰慕黄埔军人晋元堂哥。他说，对日抗战期间，谢晋元将孩子留在家乡以躲避战火，外公小时候就和他们一起长大，一起躲过一次次日本空袭。老家遭受日军轰炸、敬爱的堂哥又因为日本人而死，外公因此非常痛恨日本人。

他在亲笔文章中写到，谢团长死守四行仓库三个多月，“在1937年10月31日的深夜，奉命率领部队撤入英租界，从此八百壮士被羁困在孤军营中。”在孤军营的四年，谢团长“意志弥坚，严格督军，励精图治。当时日伪多次诱降，均遭严辞拒绝”，但他仍在1941年死于被日本人买通的叛军刀下。

除夕夜的日本儿歌

我的“乡下阿公”名叫刘明福，他记不清楚自己哪一年出生，每当问到年龄时，他总说他生肖属猪，现年80岁。

爷爷一辈子都在台湾南部生活。根据父亲的说法，由于爷爷的父祖辈极为贫困，因为经济因素入赘、改嫁，本姓与原籍已不可考，也没有族谱记录。只在家中的神明厅里找到写着“清朝乾隆年间”的祖先牌位，家族墓碑上刻的是“江苏彭城”。

爷爷和同样生肖属猪的奶奶在乡下务农，种过竹笋、水稻、高丽菜等等作物，也养过家禽。在我有记忆以来，他就是一个肤色黝黑、挺着肚腩、沉默寡言的老人。

在几年前他还能耕种时，总是天还未亮就套上雨鞋去“巡田”，下午和他的大哥一起合唱用卡带播放的日语歌曲，晚上准时收看电视上台语发音的布袋戏。

木讷的爷爷很少主动向儿孙们搭话，这几年，他对现实的记忆力越来越差。但只要向他问起“日本时代”的事，他依然能侃侃而谈到忘我之境。

有一年除夕夜，我在饭桌上突然提到“唱日本歌”的事，爷爷就唱起了他记忆中的日本童谣。他有个发音类似“福助”的日本名。“福助”用台语说：“我小学三年级之前学的都是日本话，我们每天排队走路去学校，沿路就唱日本歌。”我问他，老师是日本人吗？对他们好不好？他说：“‘先生’（老师的日语）当然是日本人，很照顾我们，‘大人’（警察的日语）很凶，偷东西的人手会被砍掉。日本战败之后就不知道他们怎么样了。”

爷爷小学三年级后学的，他说是“北京话”。小学毕业后，因为家境贫穷，就如同村庄里大部分的人一样，当起了农夫，日常生活都还是说着台语。

二战时，爷爷躲避的是美军的空袭，他告诉我，村庄附近曾经有日本敢死队驻守，“就是会在身上绑炸弹，架着快坏掉的飞机去撞美国人的船的日本兵。”他说。爷爷的大哥在日军兵工厂工作过。父亲说，大约十年前，爷爷大哥的葬礼上播放的音乐，是他生前最喜欢的一首歌——日本海军军歌。

上个月，我的弟弟要加入中华民国国军服役前夕，我们举办了一场家族聚餐。席间爷爷说，当年（1942年）太平洋战争全面爆发，村庄中被征召的年轻人身披彩带，家中挂上日本军旗“旭日旗”，众人唱着由台语歌曲“雨夜花”曲调改编的日语歌“荣誉的军夫”相送。

我的“乡下阿公”和“街上阿公”并不常碰面。最近一次见面，是因为两人都要去医院，遂由母亲一起接送。

两个平时就寡言的老人，互相问候对方身体状况。“谢晋仁”和“福助”流利地说着台语，“福助”将写着中文的药袋展示给“谢晋仁”。他们的孙女，说着三句客家话、一点点广东话，英语和台语流利程度差不多的我，用中文写下这段，对台湾人来说并不是太特殊的，关于大时代下，身分认同交错的历史。

外公捧出珍藏的“谢团长晋元遗像”，展示他多年以来收藏的相关剪报，并教我用客家话，以家人关系，称呼谢晋元为“舅伯公”。

外公离家44年，终于在两岸开放探亲后，回到广东老家祭祖。

我向外公说，我想写一篇关于他的故事，他一改平日的寡言，滔滔不绝地讲起“谢团长”，甚至用手写了一篇长达1500字的文章，要母亲用手机通讯软体拍照传给我。

二战时，日军攻击上海闸北，外公写到：“为了让全线成功撤退，蒋介石刻意留下一部分兵力引诱敌军。遂命谢晋元留守闸北抗敌，领导八百壮士死守四行仓库。”

“乡下阿公”刘明福每天都到菜园巡视作物。

刘明福（左二）与曾在日军兵工厂工作的大哥刘明发（右二），1960年代摄于自宅。

爷爷说，他知道村庄附近曾有日本敢死队队员驻守。

“红色彩带，荣誉军夫，多么兴奋，日本男儿。”我的爷爷，在2015年的夏日，依然能将歌词一字一句地唱出。

二十多年前，乡下男孩与城市少女，都因为家境清贫而进入公费大专院校就读，因而相识、结婚、成为我的父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