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关系法”（TRA）历经四十五年，现实作用越来越彰显。但有人认为，它已无法完全适合现况需要，应可妥予修旧法、立新法，最新举动是跨党派议员，分别在参众两院提出强化美台军工业合作的“台湾安全法”；但也有人认为，该法已留下足够空间面对地缘政治变化，条文涵盖范围广，无修订必要。而在过去几年，拜登对台政策的积极作为，早已超越“台湾关系法”文字，台美军事交流也逐渐台面化。尽管如此，拜登政府的“一中政策”调整，似乎仍赶不上中国挑战的加速。
日前，美国国家情报总监海恩斯在参议院军委会作证：“我们首次见到中国和俄罗斯在台湾问题上进行联合军演，并意识到这（台湾）是中国必然希望俄罗斯与其合作之处。我们也认为他们没有理由不合作。”国防情报局长克鲁亦称：五角大厦已在调整印太地区的部队结构及规划，以纳入同时对中俄两线作战的想定。“台湾关系法”，乃是尼克森时代“联中制苏”、“舍蒋就毛”的产物。如今，“联中制苏”变成“中俄合作无上限”，下层建筑发生动摇，上层建筑岂能不动如山？
幸而，“台湾关系法”，就当年来说，确属思虑周密、高瞻远瞩，维持了“北京代表中国／台湾地位未定”的弹性空间。别忘了，那是台湾爆发“美丽岛事件”的时代，“兹此重申维护及促进所有台湾人民的人权是美国的目标”，该法第二条第三款立刻便派上用场。当年，即使尼克森、卡特对中国一头热，参众两院多数议员却珍视“不沉的航空母舰”。一九七九元旦，中美正式建交后，三月廿八、廿九日，众议院、参议院分别通过“台湾关系法”，法案内容比行政部门原先的提案更为友好台湾。对台湾始终存有偏见的卡特，显然并不满意国会之掣肘，而退还复议几乎不可能翻案，故拖到四月十日的宪法最后期限才予以签署。现在的拜登毫不犹豫签署友台法案，当年的卡特却心不甘情不愿。此所以，大家记得投赞成票的参议员拜登，不会提及卡特的名字。
纪念该法四十五周年，历史现场更加清楚：“美国一中政策”看台湾，“台湾关系法”是下限而非上限！之后，随着台湾民主化、本土化，以及近年地缘政治变化，下限不断水涨船高。可是，也要清醒认识到，当年与当前的差异，改变的是台湾由威权到民主、中国由友好到敌对，不变的则是美国利益总是最终目标。谈到这一点，“疑美派”很不以为然，批评美国只是利用台湾、利用中国。其实，国际政治有其现实，各国无不为自己的利益打算，眉角在于平衡操作，令所获大于付出。我国若干邦交国来去，在两岸之间左右逢源，关键无非也是利益，拨开主观情绪视之，可以说是“国之常情”。
话说回来，“台湾关系法”之于美中三个公报，形成美国应对台海不同情况极富弹性的政策工具，不得不令人由衷佩服，由行政、国会构成的美国政府，对于该国的国家安全环境塑造及国家利益维护增进，背后有“国安智囊建制”扮演着沉默舰队，他们分布在政府部门、智库、协会、大学乃至媒体、企业。针对不同议题、时局，秉持科学方法、数据分析，将情报、资源、理论等交叉辩论，而结论、建议倾向之不同，不影响一致追求的国家利益。从而，“台湾关系法”有其可守可攻的独到之处，上海公报、建交公报也有其不失立场的用心，而八一七公报之失，弥补以六项保证。凡此，虽非万无一失，相形之下，我国的“国安学”实属落伍。
两年前，台积电首创招募具备政治经济背景的商业智慧分析师，主要研究美、中、台的关系，进行政经情势分析，整合影响IC供应链的政经变化相关新闻、报告与网路论坛。但愿更多企业仿效，宏观台湾所处大局，降低盲目钱进中国、缺乏风险管理之偏。而朝野政党，目前各有水准不一的政策研究，却缺乏国家利益的最大公约数，遂有“反国家利益”之言行。中国机舰侵扰我国常态化，此岸却有北京随传随到的在野统战工具，还有在野“爱国者”控制的“类香港立法会”，遑论若干媒体自甘“姓党”，形成一种特殊的“在野独裁”奇观。“国贼”诸法无我，岂只妨碍台湾的国家利益，连盟友的利益也有遭殃之虞。就此而言，作为美国国内法的“台湾关系法”，竟成了太平洋彼岸台湾的照妖镜，二三〇〇万头家不能不深加儆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