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帝弘历在位期间巡游无度，巡幸所到之处，地方官员一意奉承，竞相攀比，供给繁多，令人民不堪其苦。臣僚上疏反映巡游给百姓造成的疾苦，均遭弘历训斥并治罪。时任侍读学士，且总领四库全书馆的纪晓岚先生，仗着自己的才学颇受弘历赏识，语气委婉地进谏曰：“东南财力已经耗尽，皇上应当设法救济才是。”不料弘历竟翻了脸，吼曰：“朕看你文学尚优，所以让你管领四库全书馆，其实不过是把你当作戏子蓄养，你怎么敢妄谈国家大事！”弘历此言，颇具代表性，从他对纪晓岚的呵斥中，大致可以看出文人在皇帝眼中是个啥。
弘历把纪晓岚这样的大文人视为戏子，还算是高看一眼，比他早出生一千多年的汉高祖刘邦，就拿文人不当人看了。刘邦还未干皇帝时，陈留县高阳乡儒生郦食其，想托给刘邦当骑士的老乡引荐，闹个谋士当当，骑士不敢引荐，对他说：“沛公不好读书，一见儒生就发烦。遇到戴着儒生的帽子来拜见他的人，他就把他们的帽子摘下来，往里面撒尿，和他们说话，常破口大骂，可不能对他说你是儒生呀！”由此可见，刘邦对文人一百个瞧不起，并且经常大耍流氓手段，对其肆意侮辱之。
文人被皇帝老爷视为戏子，或挨骂受辱，毕竟只是受些精神上的刺激，若一旦忤逆了皇帝老爷的旨意，或提些令皇帝老爷听不进去的意见，甚至公然与其唱对台戏，遭遇可就惨啦。屈原，李白、韩愈，欧阳修、苏轼等人，皆旷世奇才，堪称中国文学史上的泰山北斗，他们的辞赋诗文光焰万丈，流传千古，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人。可以说，他们远比那些功业早已灰飞烟灭，甚至人亡政息，连姓名都被人忘记的帝王伟大得多，但是在他们活着时，其命运却被一些自以为英明无比的帝王随意摆布：
屈原不但是伟大的诗人，而且为楚国的强盛立下大功，但楚怀王熊怀和他的儿子顷襄王熊横，只是听了奸佞上官大夫的谄言，就两次将他放逐，使其于悲愤绝望中投汩罗江而死。李白诗才为当世之冠，然而他的诗才，却敌不过权宦高力士和唐玄宗李隆基小老婆杨玉环的谄言，终被李隆基冷落一旁，后竟弃之不顾。李白后来误上永王李璘的贼船，李璘兵败后，李隆基的儿子肃宗李亨，并不因他是伟大诗人而对他稍加宽囿，多亏名将郭子仪力保，诗人才幸免一死，改为流放夜郎。韩愈“文起八代之衰”，是中唐文坛的领袖，但只是上了一篇《论佛骨表》，对兴师动众，耗费巨资，掀起迎拜佛骨狂潮的宪宗李纯进行批评劝谏，李纯却览表大怒，硬要将他宰掉，幸亏宰相裴度、崔群，以及一些王公大臣为他求情，才算保住性命，被贬往偏远的潮州。欧阳修是一代文章宗师、诗文革新派的领袖，但只因写了一篇《与高司谏书》，为被贬官的范仲淹说了几句话，宋仁宗赵祯便听信奸小的谄言，视其为范的“朋党”，将他贬往荒僻的峡州夷陵（今湖北宜昌），7年后才将他召回朝廷，任谏官之职。但两年后，他又因作《朋党论》触怒了赵祯和反对革新的朝臣而被贬往滁州。至于绝代奇才苏轼，遭遇比欧阳修更惨，先是宋神宗赵顼听信变法派的诬告，以其在诗文中“讽刺变法”、“侮慢朝廷”的罪名，将其贬往黄州，5年后才将其召回朝廷。十多年后，嫉恨苏轼的朝臣上疏举劾他在诗文中“指斥先帝”，又被赵顼的儿子哲宗赵煦不分青红皂白贬往惠州，后又被贬往岭南的琼州，直到徽宗赵佶嗣位大赦，他才得以“内移”，当年夏天于北归途中病死于常州……有类似遭遇的文人，还有很多，不再一一例举。
从上述诸位诗人、文豪的遭遇来看，中国历代文人，在皇帝眼中，不过“工具”而已。即是工具，当然也就一切从“用”字出发。但皇帝对文人的要求，不仅是“可用”，而且要听话，要顺从，要发挥他们的特长，以诗文为其歌功颂德。既然如此，皇帝对于文人，也就很难尊重、信任，或是有什么感情可言。故文人无论如何忠心，如何有用，一旦提出什么不合圣意的政治主张，或对皇帝老爷的错误决策、荒唐行为犯颜直谏，提出批评，十有八九要倒大霉，至于在诗文中对皇帝或朝政有所讽谕，或是被怀疑有讪谤圣上、讥刺政治的词句，更是罪不可赦。而文人又往往经不住皇帝所宠爱的奸佞、妃嫔的诋毁，他们的才华与忠心，一旦被这些家伙的谄言的毒雾所障，皇帝那双龙眼便忠奸不分，是非不辨，毫不客气地拿文人开刀。正因为如此，屈原、李白、欧阳修、苏轼虽然处于不同的时代，但他们遭祸的原因却惊人的相似。
2009-07-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