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百千的儿子在1983年出生，在英资大财团做会计的他清楚地记得那个夏天随着港币大幅贬值，尿布越来越贵。到了9月，市民担心港币再持续贬值便成废纸一张，蜂拥去银行提款，再到超市抢购日用品。“那时香港还算封闭，持有外汇的人并不多，很多人财产缩水一半，当时人心惶惶。”30年后，他回忆起当时的情景，觉得清晰又遥远。
1983年10月17日，香港放弃浮动汇率制度，实施和美元挂钩的联系汇率，至今未变。作为巨额资金出入频繁的国际金融中心和贸易中心，香港像沧海中的一叶小舟，若把锚放开让汇率自由浮动，剧烈的颠簸会对贸易结算带来风险，吸引力大减。而正是30年前实施的联系汇率，令投资者和贸易商拥有安全感，最大程度降低了汇兑风险。对监管者而言，也规避了浮动汇率或导致的投机活动。
在最近撰写的《写在联汇三十年》一文中，金管局总裁陈德霖写道：“大家只要回顾一下，过去三十年，香港度过了大大小小的难关，包括在1997年的亚洲金融风暴、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和最近的欧债危机。”
“每次香港出现动荡的时候，联系汇率制度都发挥了无可替代的功用，成为香港的货币和金融体系稳定的基石。”陈德霖在书中说。
躁动之秋
从1974年11月开始，香港让汇率自由浮动，最开始时约5港元可兑换1美元。香港几乎所有日用品都从外地进口，汇率波动令物价时上时下。
1983年中英谈判，香港前途暧昧不清，投资者用撤资表达了忧虑，恒生指数从7月的1102点急跌30%至9月底的758点。信心如多米诺骨牌般被推倒，港元遭市民抛售，港币半年内贬值54%，10港元才能兑换1美元。
香港金管局负责维持货币和银行体系的稳定，并管理3035亿美元外汇储备（截至2013年9月底）。
相比看不见的货币贬值，银行挤兑和超市抢购一空的场景，让没经历过货币危机的香港市民震撼。在谈及联系汇率时，两任金管局总裁都不约而同地回忆起1983年夏末秋初的那个夜晚：大米厕纸尿布等被抢购一空，自动柜员机前以至某一两间银行的分行出现争相提款的长龙。
人心惶惶之际，有人趁乱图利。金融危机最直接的表现是银行之间不再互相信任，隔夜拆借利息飙升，当时Hibor（香港银行间存款利率）短时间内飙升至300%。另一边，由几家大银行商定的最优惠利率来不及调整，停留在危机前较低水平，产生套利空间。
当时在英资财团任职的孙百千回忆说，看到一些企业左手向银行透支信用额，用较低的最优惠利率贷款，右手便将到手的现金存于另一间银行，赚取息差。时任金管局总裁的任志刚回忆称，当时非常担心香港金融体系崩溃，特别是港元在2日内贬值15%，还出现本地银行遭挤兑需要政府接管。
任志刚感慨，政府能做不多，只是不断追踪汇率变化、审阅银行提交的最新市况报告，开会商讨对策。“当时可说是心力交瘁。”他在日志中写道。
10月15日，港府宣布和美元挂钩的联系汇率制度，并于17日星期一开始实施，汇率定为7.8港元兑1美元。
为什么定为7.8？背后的轶事鲜为人知。香港科技大学经济学系主任雷鼎鸣说，其实汇率的正确值是多少没有人知道，港府智囊团觉得定为8更适合当时的经济和物价水平。有官员附和，8谐音“发”，寓意喜庆。但遭到财政司司长的否定，觉得整数不够科学，最好加上小数点，于是最终确定为7.8。“最开始时大家还是将信将疑，真的可以保证兑换吗？后来大家看到，你拿多少港币去银行都会按7.8给你兑换美元，就相信了。有了信心，躁动自然消失了。”孙百千回忆说。
脱缰野马般的汇率终被制伏，躁动平息下来，1983年的冬天也奠定香港往后30年国际金融中心的繁华。
经历危机
“我当时虽然已经入行（做证券经纪），但很多香港人包括我在内，都没意识到联汇对未来会有什么影响。只是觉得前途虽未明朗，但起码港元没有受到波动。如果继续贬值，无法想象香港会变成什么样。”今年66岁的许照中对经济观察报说。纵横香港股坛40年，许照中是港交所的独立非执董，亦任六福金融主席兼总裁。
对于联汇最鲜活的记忆，是1998年“打大鳄”（对抗索罗斯等对冲基金）。席卷亚洲的金融风暴令泰国放弃固定汇率制度，用泰铢大幅贬值的方法挽救金融体系。在索罗斯看来，香港地产和股市泡沫充盈，适合当下一个攻击目标。8月，利用美股大跌的机会，量子基金和老虎基金同时狙击港币和港股，若不切断炒家的资金来源，技术上流通中的港币能将政府的美元储备全部兑空。若要捍卫联系汇率，特区政府被迫调升利率，将资金成本提高至炒家不能承受。
风平浪静15年后，仿佛重回1983年，银行间隔夜拆息又一次飙至300%，金融体系几近崩溃。崇尚“小政府、大市场”的特区政府最终决定入市干预。陈德霖在回忆起当天救市行动时，笑着说，决定了动用外汇储备抄底港股，但第一件事是去证券行秘密开户，因港府从未持有过股票，任何政府入市的行为都会是爆炸性新闻。
许照中当时所在的万信证券，是金管局三家“御用”经纪行之一。在与金融大鳄的搏斗中，联系汇率不保的传闻甚嚣尘上，但在风暴点的许照中并未想过港元会和美元脱钩。
也正是此役，暴露了联汇机制的不足。鉴于此，金管局在1998年9月推出七项优化措施，其中最主要的亮相措施是调整贴现窗口机制和提供弱方兑换保证（即当港元贬值到特定水平时，银行可以向金管局申请按联系汇率将港币兑换成美元）。这七项优化措施有助于遏止利率过度波动导致的负面影响。
2005年，走出SARS低谷的香港持续被国际热钱冲击，金管局再推三招优化措施，将之前7.8的固定汇率拓展至一个窄幅波动区间（7.75至7.85之间），为港元被视作投机人民币升值工具时减压。
What'snext？
如果之前的脱钩论是金融体系濒临崩溃时的被迫防卫，近年的脱钩论则离不开人民币走强的主动进攻。
港币和美元挂钩，相当于放弃了自己的利息调节工具，利率的升跌都紧随美元（否则会引发套利活动），2008年后美联储持续超低息的政策，被视为香港楼价5年翻一倍的罪魁祸首。“如果港币和美元脱钩，转为和人民币挂钩，楼价就不会升得这么厉害啦！”孙百千说。这也是很多市民的想法，虽然陈德霖并不认同，他指楼价飙升的主要推力是楼宇供不应求，低利率只是其中一个导因。
香港科技大学经济学系主任雷鼎鸣评价指，30年前施行联系汇率是正确的决定，因为香港是相对小的经济体，资金又可自由出入，若外围经济体大风大雨或有人故意兴风作浪，汇率会剧烈波动，不利培育金融中心。联系汇率则可免除此担忧。至于和美元挂钩，雷鼎鸣表示当时的决定也是正确的：“1983年时美国是香港最大贸易伙伴，香港出口33%目的地是去美国，可以说二者商业周期基本是同步的，所以挂钩美元很自然。”
30年过去，现在香港出口中美国只占9%，绝大部分的出口和进口都指向中国内地，挂钩美元的港币颇显尴尬。“从1944年布雷顿森林会议算起，美元现在已经是个70岁的老人。”陈凤翔认为，现在美元的地位越来越弱势，很多国家的央行都想减低美元持有比重。陈凤翔是资深银行家，现任香港银行学会高级顾问。
自2008年以来，人民银行已与23个国家或地区签署了25000亿元人民币的货币互换协议，今年签署的额度为11555亿元，约占一半。在陈凤翔看来，这意味着各国央行对人民币的热情升温：“相比美元，人民币是一个后生仔（年轻人），是各国央行都想增持的货币。”
另一个数据是，在香港的离岸人民币资金池已达8000亿元，相当于香港总存款额的10%。“回想2010年初，香港的人民币存款只有640亿元，3年翻了10多倍。”陈凤翔感慨，在这样的发展速度下，人民币成为香港的主流货币已不存疑问。“当人民币存款占比超过50%时，和美元脱钩就很自然，届时再来讨论这个问题时，很多疑问迎刃而解。”陈凤翔说。
What'snext？脱钩后下一步该怎么做？呼声最高的方案有两种，一是直接和人民币挂钩，另一个是挂钩一篮子货币。在雷鼎鸣看来，这两种方案殊途同归：“一篮子货币的甄选肯定是和香港外贸比重相若，其实都是人民币占主要。”综合各项方案，最终都面临一个技术鸿沟：在人民币尚未自由兑换前，挂钩只是一种设想，不具可行性。“要知道一个经济体系的货币发行制度乃是所有社会和经济活动的根基，一定要小心从事，不可轻言变更，更忌左摇右摆，否则可能导致灾难性的结果。”陈德霖在《写在联汇三十年》一文中重申，“香港的联系汇率制度在过去三十年的实践证明是行之有效的，是维持香港货币金融体系稳定的基石。这个制度不是十全十美，我们不断反复研究和思量其他不同方案，但结论是联系汇率制度仍然是最适合香港的选择。这亦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一直以来的结论。”“所以我在此重申，香港无需亦无意改变联系汇率制度。”陈德霖总结。这也是这30年来，无论经历怎样的波折和讨论，香港政府对货币政策一贯的表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