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鹰、张锦夫妇
年纪比傅鹰小5岁的著名物理学家吴大猷，他的学生中有获诺贝尔奖的李政道、杨振宁、李远哲。吴大猷85岁时谈到一件往事，他最早认识傅鹰是在密歇根大学图书馆的借书卡片上，那时候他借阅的每一本书的书卡上，几乎都有傅鹰的签名。
1974年搞“批孔”运动时，上面动员傅鹰写批孔文章，被傅鹰拒绝。他对家人说，不能批孔，过20年又会证明孔子的许多思想是正确的，还要称他孔夫子。
在更早的反右中，傅鹰曾被毛泽东“钦点”过两次。也正因为这两次钦点，他躲过一劫，在运动中与“右派”擦肩而过。
1902年，傅鹰出生于北京一个外交官的家庭。自幼受父亲傅仰贤的影响，傅鹰立志科学救国，强国富民。20岁时，傅鹰考取公费留学，就读于美国密歇根大学化学系。6年后，获密歇根大学研究院科学博士学位。
在这儿，他结识了与他相伴终生的妻子张锦。张锦1910年出生于广西桂林，是清末两广总督张鸣岐的二女儿。论读书，张锦比傅鹰更牛，16岁即考入北京燕京大学化学系。17岁考取清华首届官费女生，赴美留学。20岁获密歇根大学化学学士学位，23岁获伊利诺大学博士学位。
1930年代，夫妻二人皆胸怀报国之志，学成后先后归国任教，担任过多所大学的教授。1945年，夫妻二人再度赴美，傅鹰继续前往密歇根大学从事研究，张锦则应邀去了康奈尔大学任教。
1949年，国内发生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傅鹰在美国的报纸上看到，解放军炮击进入长江挑衅的英国紫石英号军舰，周恩来向英国提出强烈抗议。这消息使傅鹰深感振奋，不禁扬眉吐气，立即和在纽约州的张锦通了电话，决定尽快回国。导师巴特尔教授听说后，曾多方挽留傅鹰，希望他继任研究中心主任的职务。但傅鹰谢绝了巴特尔教授的好意，并最终获得了导师的支持。一年后，经过多方曲折，傅鹰夫妇踏上了回国的归程。
1950年10月夫妻二人到达北京。此后傅鹰先后担任过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石油学院教授。最后落脚在北京大学。
回国后的心情和工作，最初大体上还是愉快的。但渐渐就有了些令人困惑的看法。一直憋在心里，不知向谁言说。1957年春天，这样的机会终于来了，从最高层到学校领导，都在鼓励大家畅所欲言，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并承诺不戴帽子，不打棍子。开始大家还疑虑重重，渐渐觉得上面是真诚待人，想听真话，于是胆子慢慢大起来了，你一言我一语，就拿掏心窝子的话亮出来了。
傅鹰是个率直的人，没有花花肠子，觉得领导都诚恳到快掉眼泪了，自己再不帮忙整风，实在对不住人，就在4月底北大化学系召开的两次座谈会上，讲了自己几年来憋在心里的大实话。有人说他的发言语出惊人，这从几个小标题的文字便可见一斑：“党对知识分子的脾气还没摸对”；“党和知识分子关系紧张是党员瞎汇报的”；“年轻党员如同国民党特务”；“我最讨厌思想改造”；“学校里的衙门习气比解放前还重”等等。已经有点类似重磅炸弹。
其中谈到外行领导内行的现象，傅鹰批评说：“学校里至今没有建立起学术风气，衙门习气比解放前还浓厚。在教学、做研究方面，教授应该对学校的一切有发言权，应尊重他们的意见，解放以来，教授没有地位。”“教授评级，最后是由人事处决定的……现在‘长’字辈的吃得开，后果何堪设想？当‘长’，什么人都可以，摆一块木头在那里，它也能当‘长’，但木头不能讲课，当‘长’等于穿一件衣，穿了脱了都无所谓。‘长’与学问并不成正比，常常是成反比。做学问的人就不是当‘长’的料……”
这种言论，搁在别人身上，戴5次右派帽子都算轻的。但傅鹰有毛的钦点托底，竟幸免了一场灾难。
毛泽东在1957年5月写的《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中，提到当时的整风和批评运动，认为“多数人的批评合理，或者基本上合理，包括北京大学傅鹰教授那种尖锐的没有在报纸上发表的批评在内……他们的批评是善意的。右派的批评往往是恶意的……”
与此同时，毛泽东还在另一篇没有公开的指示中，谈到关于对待党外人士批评的看法时说：“自从展开人民内部矛盾的党内外公开讨论以来，异常迅速地揭露了各方面的矛盾……党外人士对我们的批评，不管如何尖锐，包括北京大学傅鹰化学教授在内，基本上是诚恳的，正确的。”
这样的定性确保了傅鹰的头上，没有被扣上右派帽子，但却未能避免傅鹰遭受基层组织的打压。有将近四年的时间，傅鹰所在的化学系党总支，完全不理睬上面的最高指示，始终认为傅鹰是没有戴帽的右派。刚上任的校党委书记陆平曾经说服他们接受中央的意见，但遭到无形抵制。1958年开展“反浪费反保守”的双反运动，居然和傅鹰联系起来，完全不讲逻辑地与所谓又红又专挂钩，化学系更是以傅鹰为典型，有关他立场问题的大字报贴满了整个化学楼。
从1959年底到1960年春，是傅鹰最为暗淡的日子，化学系总支相继布署了缜密的斗争日程表，在新年座谈、评跃进奖、学习八中全会文件等会议上，对傅展开了一轮又一轮的批判活动，批判内容五花八门，从学术观点、教学态度到思想作风，帽子扣得之多，如“反对教育方针”、“和党争领导权”、“争夺青年”、“用白旗与党培养红专干部的路线相对抗”、“大肆散布反动思想”、“资产阶级孝子贤孙”、“消极怠工”、“起了百分之二百的破坏作用”等等，让市委也大感吃惊。在这种批判之下，傅鹰已然变成了一无是处的反动教师。
基于这样的定性，从1958年起，化学系总支借调整科研方向之名，以不能参加保密项目为由，停掉包括傅鹰在内的大多数教授的研究工作。最搞笑的是，启用青年教师来代替傅鹰教授的无机化学课，并取得了考试成绩86%的优良率，而傅鹰讲课的考试成绩还不到50%。这样骄人的成绩，使北大化学系无机化学教研室一举夺得了1959年度“文教先进集体”的称号。
如此羞辱人也就罢了，最让傅鹰感到难以忍受的是，他竟管不了自己名下的研究生。研究生的研究题目是由系里确定的，并对导师保密，但研究生完成任务后却非得要导师签字。傅鹰对此非常抵触，很不高兴地说：“这不是笑话吗？我不签字还不行，不签就是反对科学研究的群众路线，反对党的政策，那我成了什么东西呢？”傅鹰在一次教育口召开的会上讲了这个情况，当天在场的国务院文教办公室负责人林枫、高教部副部长兼清华校长蒋南翔听了后默默无语，不予置评。
有一次系里做一个研究，要用价值一万元左右的贵重药品，老教师主张先用少量试试。支部书记却一口否定，认为这是资产阶级的看法，是少慢差费，党做事从来就是气派大。结果上下一通气，竟花费了数万元的国家经费。
作为教研室主任，傅鹰实际上处于无权无责、被人漠视的状况，不知什么事该过问，什么事不该过问。有一次系里事先不通知傅鹰，就突然给教研室增加了四位教员。开会时系总支在台上介绍，弄得傅鹰非常尴尬，碍于场面，只好上去同新来的教员点头招呼，握手致意。傅鹰在教育部座谈会上讲完这个细节，意犹难尽，一旁的北大教务长周培源也缓缓补充说：“我也是一个教研室主任，但我的教研室提拔副主任，我都不知道。”
不仅如此，就连傅鹰视如生命的科学研究，也受到排斥。有一次化学系接到一项研究三峡水利工程土质的任务，以确定三峡附近的土质能否作为三峡大坝的建筑材料。傅鹰主张先进行土的纯化然后再作试验，但讨论时，教研室不少人说三峡筑坝就应该就地取材，根本无需“纯化”。然后采用举手表决，用简单多数就把傅鹰的意见否定了。
1959年水利部召开三峡工程会议，通知傅鹰参加。会上要求北大化学系承担研究任务。傅鹰回来后与总支商量，总支决定不搞。傅鹰也感到如释重负，因为担子太重，三峡是全国第一大坝，如果出了问题，不好交待。后来总支又决定要搞，派人去三峡，向长江规划委员会说，是傅鹰不愿意搞，他们是愿意搞的，并说傅鹰当面一套，背后一套，是两面派。
在傅鹰这样受过传统教育的人看来，两面派涉及人格问题，非常严重。后来三峡派人来学校介绍任务和情况，傅鹰也去听，中途支部却把他叫出来研究教学问题。接受任务后，傅鹰去看学生做有关三峡科研的实验，问三句学生才答一句，傅鹰以为是出于“保密”也就没有多想。当年四五月间武汉有人来北京开会，把系总支向长江规划委员会说的话告诉了傅鹰，傅鹰才恍然大悟，原来人家误以为他是两面派。
被人恶意诬陷成“两面派”，会议中途被借故叫出，做实验的学生对他闪烁其词，这些都使傅鹰悲愤难抑，痛不欲生，一度灰心到想要自杀。
此事终于惊动了上面，中宣部、国家教育部、市委统战部、大学部纷纷派人到北大化学系调查，并给予了批评。但奇葩的是，这个化学系的党总支竟然吃了豹子胆，毫不动摇，仍然坚持傅鹰是右派的看法，数年如一日地对傅鹰展开打击斗争。
1962年中宣部部长陆定一找傅鹰谈话，准备任命他为北大副校长。傅鹰表示，自己做副校长不合适，对领导老爱提意见，有时说话不检点。陆说：“就要你这样坦率地提意见，有什么说什么。”
在陆定一等人的关照下，傅鹰被任命为北大副校长，同时推选他为全国政协委员。傅鹰明知自己的副校长有职无权，照样耿直脾气不改，还会时不时提出一些不中听的意见。
等到文革一来，傅鹰失去了“金钟罩”，他和北大校长陆平、历史系教授翦伯赞一同成为重点批斗的对象。儿子傅本立回忆说，一次父亲被拉去批斗，眼睛都被打紫了。他陪着父亲回到家，感到很气愤，于是问父亲：早知今日落得这个地步，当初选择回到新中国后不后悔？傅鹰回答得很干脆：不后悔！
文革中受到的冲击，直至影响了傅鹰晚年的健康。熬到又开始重视知识分子时，他已经重病不起，带着深深的遗憾，在1979年77岁时离开了人世。
北大化学系曾经编辑过一本《傅鹰反党言论集》，保存下来一册，作为资料收藏在北大化学系。据傅本立回忆，傅鹰的一个学生，准备写一篇纪念文字，把这本小册子借走了。后来，此人出国，小册子从此下落不明。
2021-11-2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