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与中国要维持何种关系，才能确保台湾人民福祉，多年来一直是各方关切的议题。前美国在台协会（AIT）处长司徒文（William Stanton）近日投书媒体，就新加坡前外长杨荣文所提，台湾可考虑与中国共组一个邦联的论调表示异议，强调新加坡比台湾更适合加入与中国的邦联。正处于大选政治热季的我国，有志大位者对此议题各有主张，选民或整体社会也要就此慎思明辨，方足以透过选战辩论及投票，确立对台湾有利的走向。
杨荣文九月间出席台北一个论坛，提议台湾可考虑与中国共组邦联，为最终和平统一展开进程。他的论调，大致涵盖了台湾近年出现的“疑美论”、“棋子论”、“东升西降”、“时间不在台湾这一边”等论调，除了有替中国张目之嫌，还不失其为广东潮汕移民后代的文化本色，诉诸华人家族观念，把台湾与中国之间说成“家庭纠纷”，自己是“亲戚”而有此关怀。
照杨荣文说法，台海的现状不可持续，是不稳定和虚幻的，台湾因美国的介入才维持与中国分离的状态。美国对台湾的政策作为，并非出于爱台湾人，而是利用台湾对付中国，也是其军火企业的好生意；台湾因而是美国的棋子，在对中国的战争中，只是一个可被牺牲的棋子。然而，十年后中国军事即可与美国分庭抗礼，经济规模二〇五〇年也将大于美国，台湾因而面临“二元选择”：期待中国变化，让统一变得不必要；或推动与中国渐趋一致，成为“未来中国”的一部分。独立、不独、不武、不统都非台湾合适选项，他因此提出邦联的主张。
相较于“中国人的邦联”说，司徒文从历史文化、政经背景与互动，平实而带有反讽地驳斥，指杨荣文所来自的新加坡，事实上比台湾适合加入“中国人的邦联”。基本上，杨荣文显然对习近平的野心及统一进程所知甚少，无视香港在“一国两制”、“五十年不变”等承诺见弃后的惨例，也低估台湾人民对共产中国的嫌恶。其次，新加坡人口四分之三为华人，但毫无证据显示华人比率高就渴望当中国公民，包括杨荣文自己。此外，依“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国际评比，新加坡只称得上有限度自由，中国自由度更为低落；新加坡应比台湾更能适应中国不自由的政治与社会制度；况且其面积较小，要吸纳共产党那套游戏规则相对容易。
司徒文在AIT处长卸任后，长年留在台湾从事高等教育工作，是深入了解台湾社会民情的美国友人；上述见解，较诸自称“一个受到台湾许多恩情的新加坡人”杨荣文，其摆脱“同文同种”华人窠臼，以民主自由普世价值为本，与台湾人民站同一边，立论高下立见。
事实上，杨荣文与若干台海和平论者都有共同幻想与偏失，只对民主自由台湾说东说西，甚至苛求怪罪，却不敢对专制中国同等要求，稍置一词。更恶劣的，还助纣为虐，替中国帮腔，胁迫台湾。杨荣文讲话现场，不但与谈人对他不敢苟同，台下马上有年轻听众高喊，“我们是台湾人，不是中国人”，也有人直指他“曲线为中国做说客”，都凸显杨式邦联论在台湾难以推销。可悲的是，即使他本人，也以“要是我是台湾年轻人，也会有同样的想法”回应，堪称居心叵测。
杨荣文没有为其邦联论下定义，但按国际通说，系指主权国家基于共同利益和价值的联合，如欧盟、苏联解体后的独立国协。现实上，中国的利益是并吞台湾，价值观不但反民主，还以专制为能事，企图改变世界秩序。从而，依其认定，中华民国已于一九四九年灭亡，台湾泛蓝阵营的“一中两国”、“一国两府”、“一中各表”一概封杀，只能有“一中原则”、不容各表的“九二共识”。
再查考其作为，撕毁一九五一年西藏《十七条协议》、一九八四年关于香港《中英联合声明》，近年违反“南海非军事化”公开承诺、悍拒二〇一六年国际常设仲裁法院“南海仲裁案”，都显示毁诺无信是中国的家常便饭。如今习进平野心更大，对台湾胁迫更厉，国际社会对其戒心更甚，只有头壳坏去或别有用心者，才会相信杨荣文所鼓吹的，与中国协商可“提升一般台湾人的福祉”。
大选活动中，在台湾高唱反战要和平、两岸一家亲、直接与北京谈判、不要外国势力介入等主张出笼，且把双边官方互动停滞归咎台湾，犹如当年姑息纳粹论调的台湾版，讨好强梁，却责怪受威胁者。与虎谋皮，为虎作伥，必将带来祸害，台湾人不能不警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