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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与中共“金融去风险”

9月5日,全球最大的资产管理公司贝莱德(BlackRock)在一封发给股东的信中说,将于2023年11月7日关闭其中国灵活股票基金(China Flexible Equity Fund)。该基金成立于2017年10月31日(已积累了2,230万美元资产),是离岸市场的中国主题基金,绝大多数投资者来自欧洲、中东及非洲地区。

有市场观点认为,贝莱德迫于市场压力或将撤出中国市场。9月7日,贝莱德对此予以否认,称持续看好中国经济和股市表现。不过,贝莱德在中国的经营远非理想。Wind数据显示,截至2023年9月7日,贝莱德在中国的公募基金旗下共管理12只产品(A、C份额分开计算),已公布数据的6只基金产品近一年收益率全部为负。贝莱德中国新视野基金(A、C份额合并)目前规模合计为35.45亿元,与成立时规模相比,缩水近五成。而其它10只基金,目前在管规模均不超过5亿元。除了贝莱德基金外,贝莱德集团持股50.1%的理财子公司“贝莱德建信理财”,旗下个别权益类理财产品也处于“破净”状态。

如果说,贝莱德在中国市场的有限撤退是被动的、心有不甘的话(8月,贝莱德和MSCI明晟接受美国国会一个委员会的调查,原因是这两家公司为美国人投资部分中国公司提供了便利,美国政府指责这些中国公司加强了中共的军事力量并侵犯人权);那么,今年3月,全球第二大资产管理公司先锋领航集团(Vanguard)决定放弃中国13万亿美元财富市场,关闭在中国的剩余业务,就显得毅然决然了。

成立于1975年、总部位于美国宾西法尼亚州的Vanguard,截至2022年底,其资产管理规模达到7.2万亿美元,在全球范围内拥有超过3,000万名投资者。2014年,Vanguard进入中国市场。2017年,在上海成立先锋领航投资时雄心勃勃,当时的首席执行官麦克纳表示:“这一新里程碑进一步展现了我们对中国市场的长期承诺和信心。我们很高兴把Vanguard集团的使命带到了中国……为投资者提供实现投资成功的最佳机会。”2019年6月与蚂蚁金服合作成立了资产管理公司,并于次年在支付宝上线“帮你投”产品,为个人投资者提供服务。

不过,2018年蒂姆‧巴克利(Tim Buckley)接任首席执行官后,在中国和亚洲的野心开始萎缩。2020年8月,Vanguard宣布计划关闭香港和东京的业务;10月,将大约210亿美元的管理资产返还给中国政府客户。Vanguard曾计划在中国申请公募基金牌照,并展开了大规模的招聘计划,但在2021年3月突然决定暂停申请,并裁员其上海办公室的一半员工。现在,这家公司似乎已经决定全面退出中国市场。

知情人士说,先锋看似匆忙撤退中国的背后,其实是高层管理人员多年的审查,以了解其低成本模式是否在中国行得通,而结论就是“目前看来还不是”。即使中国经济开始摆脱疫情大流行冲击,但先锋对成本和法规的担忧仍在增加。

在先锋之后,6月5日,全球最大的资产管理公司之一荷兰汇盈(APG)表示,由于对地缘政治风险上升感到担忧的投资者越来越多地撤出中国,其养老基金客户正避开中国。APG总部位于荷兰,管理着约5320亿欧元的资产,为大约480万名参与者提供服务,是中国的老牌投资者。APG资产管理公司首席经济学家Thijs Knaap说,“五年前,我们会说,‘中国发展迅速,正在开放’,而基金会说,‘好的,把我们的钱带到那里去……无须讨论’”,“但现在向我们的利益相关者推销这一点变得困难得多。他们非常清楚自己面临的风险。这一提议还增加了一个非常现实的地缘政治风险。”Knaap向英国《金融时报》表示,“目前我们仍面临很大风险。我们拥有房地产、股票和债务,我们在中国有大量投资。”但APG没有披露其中国敞口的总价值。

退休基金

9月7日,美国之音报道,加拿大养老金计划投资公司CPP Investments退出了在中国的交易,其香港办事处解雇了至少五位投资专业人士。

作为加拿大同类公司中规模最大者,加拿大养老金计划投资公司成立于1997年。根据2023年3月31日该公司公布的年报,其管理的净资产(Net Assets)达到5,700亿加元,十年期年均名义净回报率则为10.0%。在年报中该公司还提到,它在亚太地区五年年化净回报率(annualized five-year net return)的大幅下降主要由于中共COVID-19清零政策及其对经济的负面影响。而中国网约车公司滴滴出行退出纽约证券交易所导致股价暴跌,在路透社披露的受损投资方名单中,就包括加拿大养老金计划投资公司。

在加拿大养老金计划投资公司之前,据路透社报导,安大略省教师养老金计划(OTPP)于今年4月解散了其在香港的中国股权投资团队。另据英国《金融时报》报导,加拿大第二大养老基金魁北克储蓄投资集团(Caisse de dépot et placement du Qubec,资产规模达4,000亿加元)也已停止在中国从事私人交易,并将于今年晚些时候关闭其上海办事处。

加拿大养老金计划投资委员会(CPPIB)曾表示“他们不是投资于国家,而是投资于公司”,但随即他们又说“他们必须在中国投资,因为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因此他们终究还是投资于国家,在中国投资了9.8%或超过500亿加元。但是,随着加中关系的逆转、国际形势和中国国内形势的变化,加拿大的养老基金不得不撤离中国。

而在加拿大之前,美国的一些养老基金就已经开始从中国撤退了。2022年11月15日,规模600亿美元的马里兰州退休和养老基金系统(Maryland State Retirement and Pension System)决定,把该基金的中国股票配置比例从3%降低至1.5%。此前,规模为1,830亿美元的得克萨斯州教师退休基金(Teacher Retirement System of Texas)9月份已做出相似决定,把中国股票配置减半到1.5%。同等规模的佛罗里达州公共部门基金则早在3月份就已叫停新的中国投资策略。而美国联邦参议员卢比奥等人也一直呼吁,美国联邦退休基金应全面退出投资中国。(当然,也有个别退休基金看好中国。)

澳洲为全球第五大的退休养老基金,总退休金额达3.5万亿澳元(约2.54万亿美元)。2022年下半年,澳洲最大的两个养老基金AustralianSuper和Aware Super(总计管理4,000亿澳元资产),从中国股票中抽出资金,持有的中国和香港上市股票的价值分别下滑约四分之一,总持股数也有所下降。之前,作为少数致力投资至中国的基金之一的UniSuper,其首席投资总监John Pearce表示:旗下基金目前已无纯A股的投资,因为投资者根本不知道中共政策会如何发展,究竟会只集中于个别行业?还是只是首先整顿某个行业,而其后再将整个商业市场整改?另一巨型澳洲退休基金Australian Retirement Trust首席投资总监Ian Patrick表示,去年教育行业被中国一声令下便将其价值扫至于“零”,此乃对投资于中国的投资者一个极大的讯号。

主权财富基金

挪威主权财富基金(也是养老基金),资产规模1.4万亿美元,是全球最大投资者之一。其管理者——挪威银行投资管理公司(Norges Bank Investment Management),9月7日宣布将关闭其在中国唯一的办事处。

该公司于2007年开设上海办事处,截至2022年底,在中国投资了约420亿美元,其中包括互联网巨头腾讯控股和阿里巴巴集团的股份。中国资产约占其全球投资总额3.6%。虽然,该公司表示,关闭上海办事处是“一项运营决定”,“我们的投资保持不变。我们利用内部专业知识和外部管理人员相结合来投资中国,并将继续这样做。”但是,美国之音认为,挪威主权基金的决定反映了其他国际投资者的一个变化:包括高盛集团(Goldman Sachs Group,Inc.)和摩根斯坦利等大投行都缩减了在中国雄心勃勃的扩张计划。

事实上,该公司正在谨慎地拉开与中共的距离。今年3月,挪威央行在收到挪威情报机构关于安全问题的建议后,已禁止员工使用社交媒体程序TikTok。8月,该公司副首席执行官特隆德‧格兰德(Trond Grande)告诉路透社,最大的地缘政治担忧是“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竞争日益激烈,从而造成(世界经济)脱钩”。

挪威与中共关系一般。而与中共走的很近的新加坡,其主权财富基金——新加坡政府投资公司(GIC),据英国《金融时报》今年2月14日的报道,已对在华私募投资踩下刹车,该基金正在加强审查这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风险。五名知情人士表示,GIC过去一年缩减了对投资于中国的私募股权和风险投资基金的承诺。它还大幅减缓了对中国私人企业的直接投资。

GIC资产管理规模2021年约为4,500亿美元,在全球主权基金排名第6。虽然中共自去年底开始,放宽防疫管控甚至放弃清零政策,但GIC内部认为,习近平以及中央的政策,令投资者对中国前景造成忧虑,同时担心中美角力和地缘政治升温,连同内地积极推行的共同富裕等措施,会对实体经济造成负面冲击。

避险基金(对冲基金)

8月,全球最大的避险基金——桥水基金(Bridgewater),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提交的13F报告中揭露,该基金上一季已出清近三分之一的中国持股,卖掉13家在美国上市的中国企业持股(价值超过1,400万美元)。桥水创始人达利奥(Ray Dalio)是中共的“大好友”,可能是华尔街最看好中共的投资家。2021年三季度,资金对中概股的态度出现分歧,高瓴、淡马锡及方舟投资等机构清仓部分中概股,桥水则逆市加仓。不过,2022年8月份,达利奥已经抛售了其公司在阿里巴巴、滴滴、京东等五家中概股的全部股份;同月,桥水开设了新加坡办公室,这是桥水在中美两国之外首个办公室。而且,中共“二十大”后,达利奥几度谈论中共治下问题,警示风险。

桥水基金的转向并非个例。路透社在8月14日的报导中称,“包括D1资本、老虎环球等对冲基金,在第二季度削减了对中国公司的投资。”

投资银行高盛(Goldman Sachs)指出,在中国经济表现不佳和地缘政治风险加剧的情况下,全球避险基金从5月以来一直在抛售中国股票。

彭博新闻则援引基金研究公司Preqin的调查报导,今年以来新成立投资中国的避险基金,总计只有5笔。而解散清算的投资中国避险基金,总计已18笔。这使得目前仍在营运以投资中国为主的国际避险基金家数,从去年的669间减少到656间,这是Preqin从2012年开始统计这项数字以来第一次出现负成长。(当前中国避险基金规模约6万亿元人民币或8,320亿美元)。

报导中说,避险基金管理人对外都仍严正表示他们对中国经济与增长潜力充满信心,强调中国长期的经济奇迹,还强调中国股市估值极低,现在可以逢低买进。但一名要求匿名的基金管理人向彭博新闻透露,这些经理人私底下都在感叹,吸引境外投资人进入中国的避险基金,已经迎来历史的终结。

美国风险资本

6月7日,全球头部VC机构红杉资本(Sequoia Capital)正式宣布,将在2024年3月31日之前实现红杉中国、印度/东南亚,以及欧美市场本土基金的独立运营,并采用不同品牌开展业务。这是个标志性事件,如《华尔街日报》一篇文章的题目所示“美中两国的风投联系进一步弱化”,美国风投正日益撤出中国。

根据标准普尔今年2月发布的数据,美国私募股权和风险资本2022年向中国投资70亿2000万美元,较2021年的289亿2000万美元大幅减少了76%,是近三年来的最低;所投的项目也从2021年的346个大跌到208个,下滑了40%。

而Crunchbase数据显示,2023年美国投资者在中国的风险投资交易数量达近4年来的最低水平。2019年和2020年美国VC在中国的交易数量分别为345和315笔,这一数字在资本活跃的2021年升至426笔。随着投资窗口的收紧,2022年这一数字下降到仅剩283笔。2023年前4个月,美国投资者仅参与了17笔对中国科技初创企业的交易,不到去年平均水平的1/5,多数投资者认为这一数字不会在短时间内回升。

结语

2022年,针对中国的国际金融资金流向发生大转折(参见笔者“2022国际金融资金撤离中国幅度惊人”一文)。进入2023年,随着美中对抗的深入发展和中国经济形势的日益恶化,西方跟中共“金融去风险”的进程陡然加剧。

事实上,中共对金融这一块控制得非常严密。虽然,2018年以来大讲“金融开放”,但西方金融机构并没有赚到预期的钱。例如,华尔街投行进入中国市场已有几十年的历史,营运还是相形见绌,截至2020年的前8个月中,国际基金公司在中国募集基金只有4700亿美元,不及中国当地百家基金公司9670亿美元的一半。华尔街与欧洲金融公司在中国大陆设立的总共七家投行,2022年利润下滑,其中,瑞士信贷、德意志银行、高盛和汇丰的在华业务报告亏损,摩根士丹利的利润出现下滑,只有摩根大通和瑞银实现利润增长。这是西方跟中共的“金融去风险”的经济基础。

而“金融去风险”在2023的陡然加剧,则来自中美战略对抗的激化和中共的荒唐行径。前者,如8月9日,拜登签署一项行政命令,限制美国未来对中国某些关键科技行业的投资。后者,如中共一边推出24条政策“优化外商投资环境加大吸引外商投资力度”,一边出台新《反间谍法》,时不时对外企搜查、抓人,以至于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8月访问中国时警告说,中共政府对外国企业采取的强硬行动加剧了当前的不确定性,导致中国在美国投资者眼中“无法投资”。

西方与中共的“金融去风险”,使中国经济雪上加霜,中共的国际处境更加逼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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