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钱消灾”是每个患者找黄牛挂号时安慰自己的说法。
在医院已经全面信息化的当下，区别于过去起早贪黑代人排队，灰色地带的黄牛“生生不息”，而今已升级迭代出了“赛博朋克”的电子黄牛。
“电子黄牛”挂号方式更隐蔽、手段更多元。他们一手掌握此前积累下的院内人脉，内部加号；一手掌握电子化技术，甚至能“黑进”医院的网上挂号网络。
一位居住在北京的患者发现，自己每次在每天下午4点，北京各大医院放号时抢号，即使第一时间点击，系统也总是显示“已瘫痪”，一直会瘫痪10分钟，10分钟再点进系统，不少号源就没有了。后来他询问了在医院里工作的朋友得知：医院的挂号系统时常会被类似“黄牛”的黑客入侵。
“电子化”加剧了医院黄牛的无序。在难以监管的无序与野蛮中，有急危重症救治需求的患者，通过电子黄牛这一正邪难辨的中间人，以高价换得一张健康的入场券。
黄牛与医院之间的关系更为微妙。黄牛会通过院内人脉拿到内部加号，再高价卖出。这种“人情社会”式的交易很难被监管定罪，也打开了黄牛渗透进如陪诊、绿色通道等正规业务的端口。
管还是不管？医院被置于两难之地。一面是医疗秩序，一面是危重患者，更多时他们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而更大的难题还有：怎么管？以往的黄牛在医院前排长队，管理起来至少还能有的放矢；而今黄牛在信息化的“云端”、在更隐秘的暗处，像一只只泥鳅，难以下手。
医院、黄牛、患者，三者间的矛盾和共生，在可预见的未来，被电子化的搅动下，将持续地混乱下去。
电子加持，搭起隐形桥梁
等了一个月，王允也没有排到上海一家三甲医院的专家号。
手上的湿疹越来越严重，王允的手不能沾水，容易溃烂还特别痒，涂药膏也没用。为了看病就近租的房子快到期，他等不下去了。
在医院门口溜达、排队“捡漏”专家号的这段时间，王允一直听到医院门口有黄牛在喊“帮忙挂号，帮忙挂号”，但他不敢轻信。不过，王允还是留了一张在院门口捡到的黄牛名片。
一个月后，他拨通了名片上黄牛的电话。
王允告诉了对方自己的个人信息和基本病症，黄牛当即就给他挂上了专家号，黄牛费：2000多元。
王允不清楚黄牛是如何帮他挂上号的。他来到医院时，电子病历还是一片空白。黄牛打了几通电话，接着让人拿着他的身份证和医保卡进了挂号大厅。大概十来分钟后，候诊屏幕显示了王允的名字。
看着如今的治疗效果，王允觉得自己的决定是明智的，“虽然贵，但该花还得花。”
医院门口的黄牛，几乎贯穿中国的医疗发展史。从早年蹲守医院板凳排队，到电话挂号、实名制后的身份证占坑，直至如今转战线上，黄牛挂号的手段越来越隐蔽。
而人情加塞，无论何时都是最有效、也最能体现黄牛“能力”的杀手锏。
一位资深业内人士介绍，在互联网系统发展尚未完善时，各个平台号源并不互通，以10个号源为例，会根据不同比例分配至电话挂号、渠道挂号和线下挂号。因为电话挂号没法实名认证，需要患者再去医院窗口“换号”，黄牛利用了这个空子，就在医院的挂号窗口进行专家号的交易。
南部某三甲医院信息中心的李辉也记得，十几年前，有黄牛在线下用身份证挂号，会占着窗口“随退随挂”，用患者信息覆盖个人信息，从而实现“代挂号”。
黄牛号，有些能被医生一眼看出异常，有些看上去就像患者自己挂的“正规号”。这背后，是两种黄牛的挂号方式：抢号或是加号。
抢号，一般报价在500\~800元之间。根据抢号难度、医生知名度而不同，也无法保证短于一周的出号时间。
而效率更高的的加号，则通过医院内部网络，比抢号更快也更贵，通常要800\~1000元。这也是“电子黄牛”现在主推的业务。
小葵曾经找黄牛挂过号，就诊时，医生似乎一眼就看出异常，直接问她：“这个号谁给你挂的？”小葵愣一了下反应过来，她的号可能是通过医院内部网络加塞的。
一线城市顶级医院的热门科室，是电子黄牛生存的温床。由于专科诊室的知名度较高，大三甲医院虹吸来了全国各地的患者，“寄居”医院而生的黄牛对热门科室、专家格外敏锐。以上海为例，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皮肤科、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病理科、上海交通大学附属仁济医院消化内科等，都是电子黄牛盘踞的“兵家必争之地”。
优质医疗资源匮乏的当下，掌握稀缺号源的黄牛，在电子化的加持下，在医院和患者之间搭建起了一条隐形的桥梁。
患者急迫，最易被黄牛利用的心理
如果没有黄牛的“一系列操作”，小葵也许就失去爷爷了。
两个月前，爷爷查出癌症晚期，当地医生严肃地告诉小葵家人，要马上转院去北京的大医院做淋巴穿刺，安排治疗方案。“务必让你爷爷在周一做上检查。”医生嘱咐她。
“北漂”的小葵承担起这个任务，开始四处求人挂号、开检查。但一个年轻的女孩，能认识什么肿瘤医生？小葵想到了有次在医院看病时，黄牛给的挂号卡片。
500块，这是黄牛的报价。“保证周六开出检查单。”小葵想都没想就掏钱了。
周六，小葵顺利拿到了穿刺检查单，但检查约在周三，比小葵预期的晚两天。小葵爸爸心急找了另一名黄牛，对方号称：一天内就可以完成从检查到住院的全部流程。
一家人又转战第二个黄牛铺好的路。检查当天，黄牛以“当天就能出结果”为由，建议他们去一家第三方影像公司做PET-CT检查；接下来的穿刺检查，黄牛又带他们去了一家民营医院，在那里做淋巴穿刺，理由同样是速度快。
小葵意识到他们被黄牛“忽悠得团团转”。但她说服不了父亲。对于父亲来说，爷爷的生命就是在抢时间。
好在医院承认了检测结果。准备手术时，住院又成了难题。黄牛给出的提前住院价格是12000元，挂号另付800元。
“当天晚上挂号，挂完号直接找我，第二天就能住进去，”黄牛告诉小葵，“住院资源非常紧张，不靠我帮你们，不可能住进去的。”
看出小葵的犹豫，黄牛向她透露自己是医院“内部的人”。叫小葵第二天一早在医院门口碰头，但叮嘱他们全程不要和来接头的人说话，“什么话都不要说”。小葵感到，“看病挂号搞得像特工一样。”
小葵留了个心眼，提前咨询了住院医师，发现床位并没有黄牛所说的那么紧张，可以直接住院。
“黄牛会利用患者的健康状况，制造焦虑。”小葵后来分析，“他们的话总是半真半假，这时候得冷静，不能全信。”
但即使如此，依靠黄牛的患者依旧基数庞大。
小葵将自己的经历发布在了社交媒体上，本意是希望提醒其他人不要轻信黄牛散播的焦虑，警惕骗局。第二天，小葵收到了近50条请她推荐“靠谱黄牛”的私信，还有20多条评论希望她分享黄牛的联系方式。甚至连此前那名黄牛也找到她，问她想不想成为他的“下线”。小葵一段时间内都不敢再登录账号，
这并不是个例。
这也是如今电子黄牛的另一面——电子化引流——社交媒体、第三方线上挂号平台等为黄牛打开了另一种引流方式。社交平台上不乏有人分享黄牛挂号经历，都是“急需诊疗”的情况。甚至有人晒出家人的检查单，主动寻找黄牛的帮助。
在这种扭曲的挂号环境下，不少患者对黄牛抱有一种矛盾复杂的情感。他们像小葵一样，在和黄牛的交易中不能完全放下戒心，但黄牛又是他们自己或亲属在紧要关头获得一张“健康门票”的机会。
“我们不是有权有势的家庭，”小葵无奈，“如果没有黄牛的话，这种情况下即使有钱也没办法解决挂号难的问题。”
从黄牛，到电子黄牛
如果将有限的医疗资源比作河流，在从上游院端到下游患者的河道里，最顶尖的专家资源被层层分割，黄牛在其中担任了“再分配”的核心角色。
这并不是件稀罕事。在二十多年信息中心的任职中，李辉与黄牛也算是“老相识”，对这套运作逻辑颇为熟悉。
在医院还没彻底信息化的年代，带着板凳、通宵达旦排队的黄牛是主流，属于体力活。他们盘踞在医院三公里内的“核心地带”，和医生护士熟稔又亲密。
这里有默认的游戏规则。“挂号”这块蛋糕被不同的势力方分割为数块，依据黄牛内部严密的等级秩序来分配——就像江湖，辈分和资历格外重要。
王炎做了20多年的黄牛，在上海某三甲医院附近是名声响亮的“头头”。据他介绍，微信里4162个联系方式，涵盖院内人士、患者家属、甚至是医院退休人士。通过这台手机，他能保证“挂到上海任何一家医院的号”。
同样在医院门口徘徊的还有“医托”群体。她们多为中年女性、三五人一组，借由“同样的医生，就在几百米外，往那边走就能看到”，一人假装患者家属上去搭话，之后两三人假装听到后配合，打“心理战”，引诱患者上钩，将病急乱投医的患者带往私立医疗机构。
“她们都是骗人的。”王炎嗤之以鼻，换医生事小，随之而来的报销和医疗安全问题却很难保证，“我这边就不一样了，我挂的可是正规医生号。”
传统的黄牛与医托尚有江湖地盘，随着医院信息化的演变，黄牛也正在更新迭代——依托信息技术的“电子黄牛”正悄然出现在大众视野。
腾讯医疗安全专家曾仁（化名）介绍，在早期医院抢号系统尚未完善、实名制没有普及时，有黄牛蜂拥而上、大量抢号再转卖退号的情况频发，是电子黄牛的雏形。
而现在，电子黄牛们往往利用外挂、频繁抢退号和代理抢号等方式，抢占热门科室的明星专家，再倒卖给心急的病患与家属。
信息化正在给医疗系统重组局面。前述资深业内人士发现，当前医疗系统中，有拥有医学背景的护士辞职转型陪诊、专注绿色通道（简称“绿通”）的增值服务；也有银行为重点客户提供“挂号+陪诊”服务；更有互联网医院另辟蹊径，“下场”签约知名医生……无论是上游的挂号黄牛还是下游的陪诊附加值，层层瓜分之下，江湖正在被重新洗牌。
秩序在重组，可无论如何博弈，患者显然都处于最弱势的存在。
新旧迭代之际，李辉发现，这让本不公平的医疗资源再分配机变得更加隐秘、幽深。
为了保证医疗资源的公共性，医院层面只能想尽办法，与黄牛斗智斗勇，这更像是一场“面多了加水，水多了加面”的游戏。
他曾遇到患者拿着非医院官方挂号的通知短信进行投诉，更令人惊奇地是上面写到，“非医院公开渠道，需线下与医生确认”，这也许就是一次和电子黄牛的“正面交锋”。
为了减少黄牛带来的不公平性，李辉所在的医院将每日余号设置随机数规则，这样尽可能多地减少刷号行为。
而负责医院防火墙工作的曾仁则尝试从源头端解决问题。他所在的技术组尝试建立恶意批量抢号的检测脚本，通过对异地IP、前端异常流量和AI评估的综合考量，但也只能“在一定程度上”减少黄牛的异常举动。
多位负责院内信息化建设的主任向健闻表示，除了封锁IP、网络限速和实名制就医等规章外，医院并没有办法严格限制黄牛和隐秘交易的具体对策。
屡禁不止似乎只是表象，影子的背后，更深层次的暗流在涌动。
影子的存在：游走在法律与道德之间
长期盘踞在医患两端的黄牛，悬浮于道德与法律之间，难以量化、也更难管控。
王炎对自己的身份有着深切认知，“说的好听就是个经纪人，说的不好听就是个黄牛”。
在每日的工作中，王炎偶尔还会义务为来往患者解答疑惑，“你不应该在华山医院看诊，而是该去儿科医院问问看”。对于医院的相关政策，王岩如数家珍，“他刚刚带的孩子是14岁以下的未成年人，华山医院是不负责的，要去服务台询问后再挂号。”
如果遇到异地就医的情况，他通常选择用视频通话的方式，“比如之前有一位来自浙江的病人，他就是皮肤病，这种情况其实都可以通过视频与医生会诊”，这更像是“陪诊服务”，此外他还接收一些零散的工作，如挂号、做检查、取药等等，这些大多都不是针对上海本地人，而是针对有家属陪护的外地人来的，一般收费为几百元。
问题在于，付出额外金钱就能挂到号，无论是黄牛，还是电子黄牛究竟是如何运作的？
李辉向我们描述了这一过程。按照医院规定，一位专家每月要完成固定工时，这被分割为专家号和门诊号，其中被疯抢的专家号额定数量为30个，医生视患者紧迫情况适度加号，但不会被计入月度工时。
换句话说，医生在30个专家号以外的加号，完全属自愿行为。
到底是管还是不管？作为信息中心主任，李辉也很难下判断。
如果人情或亲属关系影响，自愿加号的行为医院并不会严令禁止，更多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他承认只能在一定范围内加以监管——比如将比例控制在每个上午不超过5个。
尽管黄牛本身是一种非常规寻租，但李辉也同意，黄牛的存在有他的意义，很难一言以蔽之。
“很多事情不是非黑即白的，要接受一些影子的存在。”在实名制诊疗的情况下，除非院内有内鬼，李辉认为，这也是一种“购买服务”行为。
王炎也认为自己属于一种“劳作”，甚至是不犯法的，他有多次被警方抓捕的经历，但每次很快又被放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