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6月，当时的政协会议上，面对资本家们关于公私合营的忧虑，立足未稳的中共担心资本家跑路，毛泽东亲自出面承诺，国有化“还在很远的将来”。但到了1955年10月，在召集工商业人士的讲话中，毛泽东翻脸，明确要进行社会主义改造。
中共要求原料、市场、融资渠道都必须为国家控制。当时有一句很形象的话：三面架机枪，只准走一方。
有“中国船王”之称的卢作孚，在抗战中凭借一己之力，在日军的炮火下，把中国最重要的工业企业设备经三峡抢运到四川大后方。这些企业构成了抗战时期中国的工业命脉，为抗战的最后胜利奠定了物质基础。史称“宜昌大撤退”，亦称为“中国的敦刻尔克”。
1952年，军代表入驻卢作孚的民生轮船公司，总经理被扣押，筹备中的海员工会事实上接管了公司，开始撤换人事部门经理和干部。大量的公司高管、老职工被扫地出门，卢作孚的得力干将之一、民生机器厂厂长陶建中，也在镇反中被公开枪决。
卢作孚在公司资方代理人学习小组会上做检讨，声泪俱下——即便他是最早一批提出公私合营申请的资本家。
卢作孚一生光明磊落，洁身自好，对拉拢贿赂官员、贪污舞弊的行为一向深恶痛绝。但最终有人揭发他，说他用私人工资收入招待同事，意图“腐蚀干部”。不堪重负的卢作孚终于崩溃。
1952年2月8日晚，卢作孚服用安眠药自杀。步其后尘的大有人在。
上海另一个著名的资本家冼冠生——就是如今食品业翘楚的冠生园的创办者。原本是一个地摊小贩，摸爬滚打几十年才使得冠生园成为全国知名品牌。三反运动开始后，公司正常经营受到极大影响，入不敷出，负债累累，已经无法发放员工工资。
1952年4月，冼冠生被工人从家中揪出逼其发放工资，禁闭在办公室两天后，又遭遇税务局上门催款，经受不住刺激，于4月21日从冠生园大楼上跳下，毙命于南京路上。
由于当时选择跳楼自杀的资本家太多，时任上海市长的陈毅称为“空降部队”。上海仅仅在1952年1月25日至4月1日的短短两个月中，自杀的资本家就达到了876人，平均每天的自杀人数几乎都在10人以上。而且，不少人选择夫妻一同自尽，甚或全家同死。
中国资本家尤其需要读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