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3年12月7日，周恩来张治中视察广东中山县唐家湾万山要塞，和要塞军官合影（原图标示时间地点1963.12.7）
追踪周恩来1963年“国共秘谈”已经26年。现在接近“解秘”。穿过世纪风云，历史透露了一段人们长期蒙昧无知的红朝真相。那场涉及两岸关系的秘会，在七十多年分裂分治的惊涛骇浪中，不过是一瞬间。但观其前因后果，仍是一个充满血泪、灾难和阴谋狡诈的连续剧的一幕。本文将周恩来主演的这场戏，放在1958—1963年这个于中国大陆前途有决定性意义的背景下加以描述。
中共特工首脑罗青长泄露周恩来秘密行程
1996年4月，《开放杂志》报导罗青长（中共特工首脑）透露周恩来曾于1963年12月，专程到广州，由南海舰队司令吴瑞林率舰护航出海，和国民党当局秘密沟通，就两党合作达成共识——这是两岸关系突破性的大事。信息由北京敢言者吴祖光先生传出，但许多情节闪烁不明。
1997年冬，北京出版纪念吴瑞林文集，发表罗青长文章《他曾为周总理护航》，证实1963年周恩来“与台湾当局秘密会晤的重大行动”。罗在文中提到：时间是12月初“会晤几天”、地点是“广东省边境”、共方人物是周恩来、张治中、罗青长；台方是“两位能沟通国共两党关系的人”。会晤内容是“沟通了当时台湾当局（蒋介石、陈诚、蒋经国）与大陆”，在一个中国问题上，达到默契和一定基础的共识。罗文指出，这次秘密会晤，高度保密。“不但有历史意义，也有重要的现实意义。”1998年3月，开放杂志继续追踪报导。研判会晤地点，很可能在距香港315公里的“东沙岛”；会晤时间应在12月8、9、10三天内；台方人物，可能性大的是蒋经国……报导曾引起媒体关注。
十二年之后，出现相关新证：中共杂志《文史博览》发表周晓青文章《1963，周恩来在万山要塞“失踪”的那几天》（人民网2019年转载）。以更具体可信的报导，证实周恩来有1963年2月神秘的南方之行，但否定了我们1998年的三条研判。看来，我们过高评估了罗青长（1918-2014）证词的权威性。不过2010年的新证，仍然不是该事件的全部解密。
新证周恩来秘会之地：唐家湾万山要塞
周晓青是万山要塞前工程部副政委周奎之子。他根据父亲等资料判断周恩来会见一位“澳门商人”，地点即是万山要塞，此要塞位于中山县“孙中山故居”之南的“唐家湾”，被称为大陆四大海防要塞之一。周恩来一行的时程是——1963年12月7日上午9时，登上846号扫雷舰启航，另有一舰护航，下午2时抵达唐家湾，然后驱车前往要塞视察，召见35名机关校官，要塞司令杨敏大校介绍说，周总理出国前来看望大家。“周总理坐了一天船，要休息一下，还要同一个澳门商人谈一些事。”会见后，周恩来、张治中和要塞军官合影留念。
文章说，周总理其实没有休息，而是在万山要塞的“某个地方”秘密会见了台湾方面派来的特使，即“澳门商人”。会见中，周向客人阐述中央对台湾工作的“一纲四目”方针，还托客人给病中的陈诚送去一些药品。
下午6时，周回到846舰。军舰返航时，天已黑下来，进入夜航。周恩来在舰长室工作到凌晨一点，三点才休息。8日凌晨6时，846舰返抵广州黄埔新港。上午7时，周恩来和大家告别，结束这次唐家之行。——按照这个时间表，周恩来此行，在7日9时至8日7时，不够一整天。和台湾特使会晤，只占四个小时。
这样，我们获得有关“1963年国共秘谈”来自中共官方的两个实证版本——即罗青长和周晓青的文章。对比之下，二者的异同点有：
一、会晤地点。吻合了罗青长强调的“广东省边境”。即现珠海市北面的唐家湾。周恩来张治中和万山要塞军官的合影照片，标示“周总理与万山要塞区直属队校官合影1963.12.7”，是一个有力的证据。因此，“东沙岛秘会”之说不能成立。因东沙岛迄今在台湾海防控制区内，有数百驻军。周断无冒入敌营之理。至于具体会晤地点，周晓青说在“要塞的某个地方”。据知情人告闻，万山要塞守辖海域宽广，包括万山群岛，大小岛屿上百个，如桂山岛、白沥岛等。周等乘舰而来，应是有约登某岛相会，不会止于要塞陆地指挥部址。
二、会晤时间。罗青长提到“有一天多行程”，又说“会晤的几天里”——但周晓青的描述，去程5小时即达唐家湾；回程夜航却12小时，才到黄埔新港。来回时间差很大，存疑。周和台湾特使相会四小时，若登某岛，可能来回需时二小时，会晤时间仅余二小时。
可见，罗周二文只有时间地点的相差，大体符合。另一重要旁证是1998年纪念周恩来诞辰百年的大型纪录片《周恩来》中，有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提供的“唐家会谈”一节。多年被疏忽。中央文献室是熟知中共高层机密的部级单位。周秘处国共会晤之事，料早已存在该室档案之中，应无疑义！
三、会见人物。罗周文章均掩其名。可以推测，既然周恩来赴东沙岛可能性不存在，台湾亦无可能派遣蒋经国陈诚出海。但欲与周在此无名海防小岛相会之人，仍然费解。罗青长所谓“可以沟通蒋父子陈诚”之人，应是有资格直接或间接会见国府最高层之“特使”，并非一般掮客（有说香港文人张稚群）。而且其人进出要塞防域，亦属神秘（1965年李宗仁投归北京后，对台统战谍影幢幢，及至2013年出版《毛泽东年谱》，公布1958年10月毛接见曹聚仁的详细谈话，更使周恩来1963年与台秘会者引人关注）。
秘会背景缘起于中苏之争后的金门炮战
四、秘密会晤的内容——这是会晤的关键问题。事关事件的来龙去脉。例如“一纲四目”从何而来？更重要的是，周恩来如此匆忙的一日之行，所来何为？“重大意义”何在？下面的分析显示：周这位中共“军机大臣”亲赴“万山会谈”是当时大陆内部和中共美苏关系发生重大变化的一个环节，虽然这个环节并非十分关键，但周却是一个重要关键人物。
解剖变局，“台海危机”是一个切入的重要视角：1958年八二三金门炮战，史称“第二次台海危机”。1958年是毛泽东神经发高烧，鼓动“大跃进运动”的一年，也是中苏从分歧到交恶的转折一年。哄动的大跃进、人民公社狂潮，令全国陷入大饥荒。遭来苏共多次的公开批评，同时暴露中苏外交路线的根本分歧。赫鲁晓夫依循二十大和平共处总路线，谋求“缓和”苏美关系，毛则坚持“帝国主义是纸老虎”的反帝反殖路线，指示外交部“坚持和美帝国主义斗争，不和美国发展关系”。国际战略的对立——成为中苏分裂的第一幕。
开场戏在军事上引爆。1958年7月中苏关于建立联合舰队与长波电台爆发争执后，毛突然发动八二三对金门“大规模猛烈炮击”，从8月23日到10月6日，发射44万枚炮弹，首日炸死三名国军指挥官。蒋在美军协防下展开海空战反击，美军8英吋远射炮入阵，十月暂停。双方均有万人以上伤亡……此金门炮战，毛蓄意不通知盟约国苏联，挑战美苏关系，“给头上泼一盆冷水”。9月份赫应邀访问美国，其轰动效应虽未受影响，但对毛之恼怒可想而知，赫回经北京，不示弱地予以回敬，批评金门炮战是不必要地“制造紧张局势”，“以武力试探资本主义的稳定性”。苏共断然作出两项对策：1959年6月撤销支持中共研发原子弹协定，1960年7月撤回在中国的1390名援华专家——台海危机引致中苏交恶踏入分道扬镳的决定性阶段。
毛发动823炮战的动机何在？中共迄今不说实话。李志绥医生的见证值得留意：他认为是“一场赌博”。并证实毛说：“赫鲁晓夫要和美国拉关系，中国就炮打金门，美国会插手，在福建什么地方放一颗原子弹，炸死一两千万人，看你赫鲁晓夫怎么说？”毛的类似话说过不止一次（如1957在莫斯科会议），他不怕原子弹，不怕死几亿人。也预言过大跃进“起码要死五千万人”。其实中共从高层到前线将领，对炮打金门多有不理解。毛内部回示称，台湾金门已是“国际阶级斗争中最严重最复杂的焦点之一……我们要作长期打算”，并作出只炮击、不登陆、不轰炸、打打停停、不攻击美军的规定。暗示他另有诡计藏身，摆出一副拿战争当儿戏的流氓姿态（赫鲁晓夫讽毛是猫玩老鼠），两面三刀扮高明……（见毛年谱）
金门炮战、大饥荒给蒋介石反攻大陆一次机会
金门炮火不但恶化了中苏关系，更使台湾看透中共的虎狼心肠。毛亲笔代写四篇《致台湾同胞书》，声明炮战是针对美国的。并耸人听闻提出“绞索论”，为炮战辩护，称炮打金门犹如将绞索套在美国和台湾头上，胜败死活都操之于我……。毛年谱大篇幅记录可见，炮战期间正是毛胡闹大跃进公社化的高潮，即使1959年庐山会议恶斗彭德怀，也只字不提金门战争，而后官史皆一笔带过。可见官方对毛一手包办的这场不得人心的战争有难言之苦，回避了事。
遭到炮火突然袭击的蒋介石总统，对1958年大陆开始的疯狂运动，及其大饥荒，洞若观火。从未放弃反攻大陆机会，1961年大陆陷于水深火热之际，蒋制定《国光计划》，拟以50个师攻入大陆（面对400万共军，计划遭到彭孟缉、陈诚反对，美军顾问团怕苏联卷入也反对）。但1962年出现在香港的逃港潮，每天数千人亡命出逃的惨况震撼海外。蒋作出训示：“3000-5000人的突击队空投大陆，可以引发推翻共党暴政的革命”。由叶翔之筹划“海威行动”，详拟特种部队陆战方案。在美国拖延海空支援登陆后，空投计划毅然实施，1962年底九支国军分队空投广东沿海，并策建基地。行动持续到1963年11月19日，反共游击队在福建霞浦、南日登陆——时已临近唐家和谈。（国光计划殆至1965年失败。共军宣称歼敌40股594人，海威行动仅三分一生还。）
毛周内外交困，“一纲四目”统战台湾，适得其反
可见大跃进～炮打金门～大饥荒～中苏分裂～中印边界战：毛一系列独裁决策，已在国内外造成极为严重的内外交困局面，被迫改行缓兵之计（中共常用词是“让步政策”）。对内召开“七千人大会”，收拾残局，毛刘“三七开”分歧公开，触动最高权力斗争。对外则企图以远交近攻、收买笼络，拉大旗，对抗美苏。“一纲四目”由此而来。毛完全低估炮打金门，遭到西方与亚洲国家的强烈反弹，企图镇抚台湾。1960年5月对台易策，使出“一中两制”招降计。1965年成功统战李宗仁后，命周恩来召见曹聚仁、章士钊等，转告蒋父子：不和美国搞在一起，台澎金马由蒋管，但不要来大陆搞颠覆活动。“他不派白色特务，我也不去红色特务”。……周恩来遂将毛旨概括为“一纲四目”：（即台湾回归祖国为纲。四目为：除外交外军政大权归总裁；军政费用不足中央拨付；社会改革从缓；双方约定不派人进行破坏对方之事）。其后，周命张治中、傅作义、屈武等给台湾当局写信，不要“轻举妄动”。1963年12月“唐家会谈”便是制台之急招，由周亲自出马，旨在诱制台湾反攻大陆的军事行动，摆平有如芒刺在背的一大“麻烦”。但台湾当局在李宗仁投共后，更为警觉，坚拒诱惑，唐家会谈无下文。
谋求“一个中国”，当年只是幻觉。毛周应知，炮打金门离间美台关系，适得其反，美台军援、高层往来更密切。国务卿杜勒斯赴台五次、总统副总统艾森豪、詹森相继访台；台湾副总统陈诚、蒋经国也亲访美国。对金马的护航并不放松……加上中印边界之战（1962-10）全球72国支印反中，众叛亲离。毛周只好不远万里去拉拢非洲十国小兄弟，唐家会谈后，周恩来匆匆上马“出访亚非十四国”。这场72天的远行，至今是周恩来外交的范本，而掩盖出访的败象。兹举二例：在突尼西亚（突尼斯），周遭到总统布尔吉巴的面斥：“你要我们与西方为敌，你和印度交战、你骂狄托，又骂赫鲁晓夫。别人不会说的，但我要告诉你，你这种论调，非洲不会有人听，也不会受欢迎的！”。周出访最大任务是拉拢埃及总统纳赛尔出面召开“第二次亚非会议”，以图利用不结盟国家重演1955年万隆会议光彩，结果，被纳赛尔婉拒。中共对不结盟三巨头凌辱其二（尼赫鲁、狄托），纳赛尔情何以堪？他回答周恩来：“我感到很为难。”全程除了给缅甸5000万美元无息贷款，并未挽回中共1958-1962外交的孤立状态（传周回国遭到主席刘少奇批评）。
结论：周在毛反苏三大战役中的位置
追寻1963年前后中共内外统战，周恩来依附于那架旋转不停的庞大专制机器，以其外事经验，站在战后国际主流的对立面，只能是逢君之恶。炮打金门，毛提出“绞索论”，周顺附之：“打而不登、断而不死，使敌昼夜惊慌，不得安宁”为方针，深得毛意。亿万灾民刚从大饥荒的废墟中喘息过来，毛毫无收敛又挑起一场“反修大论战”，蛮横诋毁苏共改良路线，就在1963年分道扬镳大打出手。国事管他娘，半年发出六篇《九评》文章（除斯大林问题外，指控南斯拉夫复辟资本主义、攻击苏共的防核反战与和平共处外交……）。大有金门炮战之快意恩仇，誓将套在美帝头上的“绞索”，套在苏联头上。何以唐家之会保密至今？显因这是一次竹篮打水的骗局和失策。家丑不外扬。
周恩来衔命完成唐家会谈和亚非访问后，理应回归国务，落实重整经济的“八字方针”。无奈，独裁者不悟，为夺取国际共运大权，甚至公开宣称不怕死人要和核强国“打烂仗”。1963年写下豪迈歪诗：“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要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周恩来闻到血腥气。1964年马不停蹄，策划大型歌舞史诗《东方红》，将毛捧上天。另一个投机家林彪也出马大肆煽动“个人崇拜”妖风，将一艘被毛劫持的破船，满载党徒恶棍驶向茫茫黑暗中。
本文从厘清六十年前那段被尘封的狂热纪事出发，证伪求真，或可引申出一部红朝外史——从1958年开始，毛泽东已无法遏制内心渴望的天翻地覆帝王梦，经过1958—1976的十八年实战，步步紧逼，形成一套强加于全党全国的反苏战略，这战略彰显于世的三个系列战役是：
第一战役——炮打金门。1958年823—1958年10月；主战两个月。第二战役——九评苏修。1963年9月—1964年11月；主战一年。第三战役——文化大革命。1966年5月—1976年10月。主战十年。这三大战役的特征，不是一篇宣言，也不是一次会议一个决议。而是利用国家权力、巨大的人力物力资源和组织管理，从意识形态到社会动员甚至使用武器军备，展开势不两立的拼死搏斗。
第一战役如前所述，以反美为掩饰，“联蒋制美”，挑战美苏战争底线，甚至寄望美国动用核武，以战争手段玩弄权术，视金门军民为祭品，向苏联三和外交示威。这是为不少史家所忽视的。第二战役，利用宣传洗脑惯技，全面攻击苏联改革的合理性，九评狂作蛊惑无知大陆群众，力图占领国际舆论制高点，尽显毛共价值观的愚氓与僵化，其贬苏之效无异于自残。第三战役文革，是妄图称霸全球的一场总体战。毛不惜毁灭中华文化和民族的生存条件，无法无天，赤地千里，绑架十亿臣民与现代文明为敌。终于换来林彪叛逃，独被四人帮推为“专政元首”。穷途末路之际，竟拉拢两名白宫无耻政客，演出世界反苏大联盟丑剧，1976年9月至死方休。被台湾媒体盖棺论定：“大奸巨魔、恶贯满盈”。
二十年反苏修，革命不仅吃掉自己的儿子，竟连“老子”也不放过。红太阳烧焦了大地，变成一具干尸——1963年是一个富有启示的见证。迄今又是一个甲子过去。醒悟者安在？令人欣慰的是，曾经在1958年遭到毛泽东炮火蹂躏的自由台湾，已经历炼成一个坚强不屈的繁荣国家。
（感谢为本文提供资料与意见的朋友。2023-1-30纽约，5630字）
